我们步行下楼，不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破烂了。晚餐送上来时我已经付了餐费，但那个端菜的侍者这时却守在大门边的椅子上。他跳起身来，鞠了个躬，我就跟着他走进一间小房间，付清了房钱。旅馆经理还记得我是他的朋友，拒绝我先付钱，不过他走时又记得打发一名侍者守在门口，防我不付账就溜。我看这种事有过的；连经理的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时期朋友实在太多了。
我叫侍者去叫一部马车，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冒雨过街。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
“你觉得怎么样，凯瑟琳？”
“想睡觉。”
“我觉得空虚饥饿。”
“吃的东西你有没有？”
“有，在我的野战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子停下，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侍者下了车，打开伞，走回旅馆来。我们在大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给打湿的走道走，上了路石边的马车。水在明沟里流着。
“你们的包裹在座位上，”侍者说。他打着雨伞站着，等待我们上了车付了小账。
“多谢多谢。一路愉快，”他说。赶车的一拉起缰，马就走了。撑着雨伞的侍者也就转身回旅馆。我们沿街赶车，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到了火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下，雨丝清晰透明。有名搬行李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他拱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在车盖的暗影中。
“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行。”
“再会，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地址告诉了赶车的。他点点头。
“再会，”我说。“保重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会，亲爱的。”
“再会，”我说。我踏进雨中，车子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指指拱廊。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望见那两名宪兵和那拱廊。原来她要我走到里边去躲雨。我走了进去，站着观望马车转弯。随后我穿过车站，走下跑道去找火车。
医院的门房正在月台上等我。我跟着他上车，挤过人群，顺着车厢中的通道走，穿过一道门，看见那机枪手正坐在一个单间的一角，单间里坐满了人。我的背包和野战背包就摆在他头顶上的行李架上。通廊上站着许多人，我们进去时，单间中的人都看着我们。车里的座位不够，人人板起敌意的脸。机枪手站起来让我坐。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瘦削而个子很高的炮兵上尉，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他刚才从通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然后才走进来。
“你怎么说？”我问。我转身面对着他。他个子比我高，他的脸在帽舌的暗影下显得很瘦削，伤疤又新又亮。单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望着我。
“你这样不行呀，”他说。“你不可以叫个士兵替你占座位。”
“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咽了一口口水，我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机枪手站在座位前。通廊上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单间里的人都没有说什么。
“你没有这种权利。我比你早两个钟头就来了。”
“那你要的是什么呢？”
“座位。”
“我也要。”
我注视着他的脸，感觉到单间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不怪他们。他有理。但是我要座位。还是没人作声。
哼，真见鬼，我想道。
“坐下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一让开身，高个子上尉便坐了下去。他望望我。他的脸好像挨了一下似的。不过他座位总算有了。“把我的东西拿下来。”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通廊上。列车满了，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座位了。我给医院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他们沿着通廊走去，到了外边月台上，还朝各车窗内张望，但是找不到座位。
“到了布里西亚或许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里西亚上来的人更多，”机枪手说。我和他们告别，我们握握手，于是他们走了。他们俩都觉得怪不好意思。在车上，大家都站在通廊上，车子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看着车站的灯光和车场。外边还在下雨，不一会，玻璃窗湿了，外面的景物看不见了。后来我睡在通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藏着金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内，使它搁在马裤的裤腿内。我整夜睡觉，到了布里西亚和维罗那，都有更多的人上车，我醒一醒又睡着了。我的头枕着一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只，同时又摸得着我的背包，所以尽管让人家跨过我的身体，只要不踩着我。通廊地板上到处躺着人。有些人站着，扳住了窗上的铁杆子，或者靠在门上。这班车子总是拥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