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的人跑到那家，老头子找老头子，青年人找青年人，妇女找妇女，人们见着时只用一个会意的眼光，便凑拢到一起了。他告诉他这件事，他也告诉他这件事，他们先用一种不相信的口气来谈，甚至用一种惊骇的声调，互相问询。他们去问那些靠近干部的人，去问民兵，有的就去问干部。消息证实了，可是消息也增多了。有人说当张正国去到钱文贵家的时候，已经找不着他了。后来是在圈牲口屋里的草堆里拉出来的。有的说他还躺在炕上，看见张正国时只说：“啊！你来了！咱老早就等着你的。”又有人说民兵都不敢动手，张正国捆了他一绳子。还有人说他走的时候，把一双新洋纱袜子也穿上了，还披了件青呢大衫，怕半夜冷哩，嗯，说不定是怕捞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回老家咧。
年老的女人们还坐在灶头烧早饭，可是年轻的人连吃饭也没有心肠，一群群的绕到许有武的门口去瞧。门口有个放哨的民兵不准他们进去，他们说找人，硬闯进去了。他们钻进那几户人家，问他们，他们说也没见着咧，只知天还没亮就有人闹起来，人是关在后边的一个较远较小的僻院子里。那里只有一大间柴房，如今柴也没有，只有一个土炕，一些烂木料。他们还要往里去，小院的门关的紧紧的。里外都有民兵，他们只得退回来。还有人以为在门缝里瞧见了钱文贵，说他很悠然的在摇着扇子。
有些知道的人便说：“昨天县里的老章下来了，别看人长得嫩，到底是拿枪杆出身，在咱们地区混了不少时候，经过场面。办这些事，文绉绉就不行。”
街上像赶集一样的人来人往，黑板报前挤满了人，前边的人念着，后边的人听着，念着听着的人都笑了。他们站到合作社卖东西的木窗前，伸着头往里望，看见有干部在里边走动，便扯长耳朵想听到些什么。
那个顾长生的娘饭也顾不上烧，把她稀薄的顶发抿了抿，又站在街头了。她女儿时时跑出来叫她回去，她也不回，她一望着有人过路就问：“咱村子昨晚上扣下了人，你知道么？”
人们知道她话多，不爱理她，马马虎虎答应她一句便走过去了。也有人会因为高兴，便忘记了她的脾气，她便凑过来说道：“嗯！这可见了青天啦！要是咱村子上不把这个旗杆扳掉，共产党再贤明太阳也照不到的。从前咱长生他爹，赶冬里闲空点，有时卖个花生饼子，他说咱们赚了钱，没有孝敬他，在年里把他爹的篮子收了。他爹没法，送给他十斤花生，一斤白糖。这可反把他臊了，把送去的东西倒了一地，说咱们看扁了他，硬加上咱们一个违法的罪名，要把他爹送到大乡里去惩办。他爹是个老实人，没有法，叩头，赔钱，总算没送去。后来又要把咱长生送到铁红山去当苦力，铁红山谁不知道，有去路，没回路的，咱们又把一只猪卖了。嗯！咱总得要回咱这只猪来的，总有七八十斤啦……”
那些积极分子，像郭富贵、王新田，侯忠全的儿子侯清槐都更挤到合作社来，跟在张裕民，李昌他们后边往韩老汉家里跑。他们愿意找那些工作人员，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
民兵也好像多了，川流不息，有时几个人一串串的跑，像发生了重大事件一样。人家问他们什么，他们也一本正经的不说。
侯殿魁也走出不了，仍旧悄悄的坐在墙根前，天时还早，太阳只照到墙头上，他还披了一件夹衫，装晒太阳呢。他趁着大伙儿不注意的时候，偷听几句，放在心里捉摸。侯清槐偏爱往这里走过，每走过总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有时就高声向旁人说：“咱们要一个一个的来收拾！”
刚刚在昨天把儿子关在屋里的侯忠全，一早就听到那个羊馆老婆跑来叽叽咕咕，他平日看不上这个女人，嫌她爱说话，爱管闲事，赶忙走到屋子外边去。但他仍旧听到她们所说的内容了，他舍不得不听下去，站在窗外拨弄挂在廊上的几根火绒，不走开，他不敢相信有这回事。羊倌老婆走了，他老婆也像看赛会的那么高兴的出去了。儿子女儿不在家。他忍不住站在门口望望，一会儿他侄子李之祥走来了，李之祥别话都不说，只说：“姑爹！咱看你那个皇历使不得了，如今真的换了朝代啦。”他也只说：“怎么？真的？”“对，扣起来了，要大家告状咧！”“该个什么罪？”“咱说该个死罪！”老头子不说了。禁不住有些惊惶，好像一个船客突然见着大风浪来了似的那种说不清的心悸。又觉得喜欢，这种喜欢还只能深深的藏在心里，好像一下看见了连梦想也不敢去想想的东西实现了，东西就放在手边，却还要隐饰自己的感情，不愿动手去拿，惟恐把这东西骇跑，现实仍旧又变成一个幻影，他只能用怀疑的心情，反复的问自己：怎么搞的？真有这回事么？但最后他扔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坏人，终有坏报，因果报应是逃不脱的！后来他也忍不住跑出去，装着并不打听什么的样子走到大街上去，他朝人多的方向走，慢慢便也踱到戏台的场子跟前了。他看见人太多便背转身，躲到一边去敲他的火镰，却在这一敲的时候，他看见坐在墙角落里像个老乞丐的侯殿魁，他还看见那个一贯道正在悄悄看他咧。他觉得像被打了一样，那悄悄的投过来责罚的眼光，反使他抬不起头，他赶忙把两手垂下，弯着腰，逃走了。
小学生也不上学，站在学校门口观望，有些人又跑到学校里面去，看不见什么又退出来了，别的人也跟着去看看。两个教员都不知忙什么，一个跑进，一个跑出。人们还抓着任国忠问呢。任国忠心慌得很，想回家去，看见民兵太多又不敢，他想骗自己：“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地主，又不是汉奸，又不是‘方块’①，又不是这村的人，教书还有错，不怕，他妈的钱文贵扣起来了，活该，与你有什么相干？”但心总是不安，为什么章品昨天叮嘱他要等着他呢？他有什么鬼事要找他，这会儿还有好事！他的确没有办法可以离开这个村子。那个老吴就像知道他的心事似的老在他前前后后转，他走到什么地方都看得见那个红鼻子在眼前晃。
①指国民党特务。
后来章品也出现了，他还是穿了那件没领的衬衫，光着头，没穿袜子，用根绳把鞋子系上，衫子薄，看见腰上有件东西膨了出来，下边还露出了一块蓝绸子，人们都围了上去，七嘴八舌，他不知听谁的好。
“老章！你把咱们村搞完了走吧。”
“你们要把钱文贵怎样啦？”
“什么时候闹斗争呀？”
“早就该扣他了的。”
“哼！不扣起来，谁敢讲话？”
“这一下可是毛主席给咱做主啦……”
章品看见人们这样高兴，也禁不住愉快的笑着，两片嘴唇笑开了就合不拢来，又拿手不住的去摸那伸长在外边的脖项，便说道：“你们看吧，还是谁的力量大，只要老百姓乐意怎样，就能怎样，如今可得大家紧紧的团结着，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倒旧势力，才能翻身！你们村上头一个尖已经扣下来了，你们有冤伸冤，有仇报仇，把头一尖扳倒了，就不怕了，有什么，说什么，告下状来好办他，咱们县上给你们撑腰，腰壮着咧，不怕！嘿……”
章品走到了学校，学校外边围了很多人，张裕民也跟着进去了，门上站一个民兵，有些人猜着了，有些人莫名其妙，都在外边等着瞧。只见老吴跑过去了，又跑回来。一会刘教员也走了过去，看了看外边，没说什么。不久章品和张裕民都出来了，小学教员任国忠跟在他旁边。他背了个小铺盖卷，结结巴巴的不知在说些什么，章品看见很多人围着，便向那个民兵说：“你陪任教员先走一段，慢慢走，咱随后就来。”任国忠只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踉踉跄跄的走了出去，有些人也跟去看，跟了一段路又踅回来了。
群众中有人说：“咱早就说这家伙不是好人，鬼鬼祟祟尽在有钱人屁股后边跑，也不知忙些什么？”
又有人问：“把他扣到县上去？”
章品只笑着问：“你们看这人怎么样？”
大家答：“谁还看不出，他把墨水吃到肚子里去了，一身透黑。”
“年轻人嘛！咱们想法教育，还教不过来？咱带他回县上入教员训练班去，把他脑子改造好再给你们送回来，这才免得误了你们的子弟。”章品说完便往外走。
大家又说：“这可对着啦，好好给管教管教。”
人们跟上来又说：“老章！你就走啦，你走了咱们怎么搞呀！”
章品一边走一边道：“过两天咱再来，咱还有事啦。这里有文同志他们，你们有意见就去找他们。找张裕民也行。”
张裕民一直送他往外走，他们又说了半天，到村口章品才说：“你回去吧。一切事看老百姓的意见，就容易办，你看今早这情况，人都胆壮了，不怕斗不起来，不过，唉——”他迟疑了半天没有说下去。
张裕民又望望他，他也对他望望，两个人都明白了是个什么问题梗着，半天，章品不得不说：“人千万别打死。”
“那么交给你们吧。”
章品又沉思起来，他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他经常在村子里工作，懂得农民的心理，要么不斗争，要斗就往死里斗。他们不愿经过法律的手续，他们怕经过法律的手续，把他们认为应该枪毙的却只判了徒刑。他们常常觉得八路军太宽大了，他们还没具有较远大的眼光，他们要求报复，要求痛快。有些村的农民常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子拳头先打死再说。区村干部都往老百姓身上推，老百姓人多着呢，也不知是谁。章品也知道村干部就有同老百姓一样的思想，他们总担心着将来的报复，一不做，二不休。一时要说通很多人，却实在不容易。
“交给我们，那倒不必，县上一下子也不能解决许多人，还是在村上解决。”
“唉，”张裕民也感觉得太为难了，说道：“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老百姓有劲没劲全在这里。”
“你也有这种想法么？”章品问。
“干部里边有这种想法的可多着呢。”
“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
“嗯。”张裕民只得答应他。
“事情办着再看，咱到县上先把情况汇报了后大家再商量，如果老百姓一定要他死，罪也该死，那时咱们再派人来吧。我一个人也做不得主，你是明白的，——听，打锣了，暂时这样吧：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
当张裕民走回村子时，老吴已经把锣打向南街去了，锣声特别响亮，许多人吆喝着，跟在他后边。只听见：
“当……当当”锣声一住，他的沙嗓子便愉快的大声唱了起来：“活捉五通神，快乐赛新年，赶快来开会，告状把身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