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