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杰连科夫想开一爿面包铺。我记得当时曾作过十分精确的盘算，做这种生意每一次资金周转可赚回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他指定我做面包师的“下手”，作为他派遣的“亲信”去监视面包师干活，使他不敢偷窃面包铺里的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从肮脏的大地下室搬到较干净的小地下室来了，那儿打扫屋子也是我的职责范围。现在我面对的不是四十个人的一大帮，而只是一个人。这个面包师已两鬓斑白，蓄着一把楔形胡子，有一张枯瘦熏黑了的脸，一双深思的黑眼睛和一张怪模怪样的嘴：小小的，像鲈鱼嘴，厚厚的丰满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仿佛想要跟人亲吻似的。在他的眼睛里蕴含着一种嘲笑人的神气。
不消说，面包师常偷东西，就在我们一起干活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把十只鸡蛋、大约三俄磅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搁到一边。
“你这是干吗用？”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留的，”他友好地说，接着皱了一下鼻梁，补了一句：“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
我试着劝说他，偷窃是一种犯罪行为。可是不知我笨口拙舌呢，还是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我试图说服他的理由，我说出的话没有效果。
面包师躺在放发面的柜子上，眼睛瞧着窗外的星星，神色惊异地嘟囔道：
“他也敢教训我！第一次见面，就训斥人！论年龄，他比我小两个辈分呢。真可笑……”
他望了望星星，问我：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在什么人那儿干过活？在谢苗诺夫那儿？就是闹过乱子的那家铺子？是的。哦，这么说，我是做梦见到过你……”
过了几天，我便发现这个面包师十分嗜睡，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处于什么状态，即便站立着，支着铁铲也能入睡。睡着后，他就稍稍扬起眉毛，面相变得十分怪异，显现出一副嘲笑人的令人惊异的表情。平时他喜欢讲寻觅珍宝和梦幻的故事。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
“我能看透整个大地，它就像一个大馅饼，里面埋藏着各种宝物：一坛一坛的钱，一箱一箱的珍宝，处处都是铁。我不止一次在梦中见到过这个熟悉的地方，比如有一次梦见了澡堂，发现澡堂的屋角下面埋藏着一大箱银碗碟。一觉醒来，我就在夜里去挖。我挖了一俄尺 ①半深，一看那里埋藏着的只是些煤渣和死狗头骨。瞧，我找到的尽是这些东西！……这当口突然哗啦一声响，窗玻璃给打碎了，一个婆娘冷不丁狂怒地吼叫起来：‘有贼啦，快来人哪！’当然，我逃跑了，要是给捉住，一定会挨一顿揍。真可笑。”
①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却不笑，只是笑眯眯地稍稍眯缝起眼睛，皱起鼻梁，张大鼻孔而已。
他的梦并不奇妙有趣，它们就像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和荒诞不经。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老是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梦，而不喜欢说说他周围的人和事①。
①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读到，卢托宁科罗维雅科夫在奇斯托波尔县的某个地方发现了地下宝藏：一坛子阿拉伯钱币。——作者注
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全城为之震惊：一个有钱的茶商的女儿因为逼婚，刚过门，就开枪自尽了。出殡那天，成群的年轻人——有好几千人，跟在她的灵柩后面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墓地发表演说，警察赶来把他们驱散了。在我们面包铺隔壁的那家小商店里，人们都在高声谈论这场悲剧。小店后面的那间屋子里挤满了大学生，激愤的嗓音、措辞激烈的话语不时传到地下室，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这个姑娘从小管教不够呀，”卢托宁说，接着他对我说：
“我好像在池塘正捉住一条鲫鱼，蓦地一个警察过来喊叫：‘站住，你胆敢来捉鱼？’这时我无处可逃，只得一头扎入水中，接着就醒了……”
卢托宁虽然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但是不久他也感觉到面包铺里的情况非同寻常。店堂里卖面包的是两个姑娘，她们不大会干这一行，却很爱读书——一个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个是老板妹妹的女伴，这女伴身材高大，脸颊红通通的，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一些大学生常来这儿，他们在小店后面的那间屋子里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不是大声嚷嚷，就是低声交谈什么。老板难得来店铺，而我这充当“下手”的，倒像是面包铺的掌柜。
“你是老板的亲戚吗？”卢托宁问。“也许他要让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真可笑。那些大学生为什么老来这儿转悠呢？是来瞧两个小姐的吧……嗯。也许是……尽管那两位小姐长得并不怎么可爱和漂亮 ……大概，大学生们来这儿吃面包的兴趣比看看小姐的兴趣要大……”
几乎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光景，在面包铺临街的窗口总会出现一个短腿姑娘。她的身子鼓鼓囊囊地凸现出各种大小不等的半圆形，就像装着西瓜的口袋。她的一双光脚板一走到地下室的窗前，就一边打哈欠，一边叫道：
“瓦尼亚 ①！ ”
①卢托宁的小名。
她头上扎着一块五颜六色的头巾，头巾下边露出浅色的鬈发，像一个个小圆圈披散在她那圆圆的绷紧的脸颊上、低低的前额上，遮住了睡意蒙眬的眼睛。她懒洋洋地伸出一双小手从脸上撩开头发，她的十指好像新生儿那样令人好笑地大大张开着。真有趣——跟这样的姑娘能说些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问姑娘：
“来啦？”
“你不都看到了。”
“晚上睡得好吗？”
“嗯，怎么会不好？”
“梦见什么啦？”
“不记得了……”
这时城里一片寂静。不过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扫院子人扫地的沙沙声，还有刚睡醒的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窗玻璃上映照出初升的太阳温暖的亮光。我很喜欢这种能谋划一日之计的清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摸姑娘的腿，而姑娘丝毫不露笑容，眨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漠然地任凭他摸。
“佩什科夫，把面包取出来，到时候了！”
我马上从炉子里取出烤面包的铁盘，面包师从里面抓起十个扁形白面包、酥皮面包和菱形面包，一起往姑娘兜起的连衣裙的下摆里扔。姑娘抓起一只热面包，烫得不住地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然后用一口绵羊似的黄牙咬一口，烫了嘴，气得哎哟哎哟直叫唤。
面包师温情脉脉地瞧着她，说：
“快把裙摆放下，不知羞耻的……”
姑娘离开之后，他便对我吹嘘道：
“你看见了吗？她真像只小绵羊，长着一头鬈发。兄弟，我是正正派派的人，不同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交往。她是我结交的第十三个姑娘，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番洋洋得意的话，我不禁想道：
“我也应当这样生活吗？”
我从炉子里取出称分量卖的白面包，捡了十多个大圆面包放入一个长托盘中，急忙送到杰连科夫的小铺去。然后回来，往大篮子里塞入两普特的白面包和奶油面包，再跑着送到神学院去，好及时赶上大学生们吃早点。到了那里，我站在大食堂门口，向大学生们供应面包，他们有的“记账”，有的“付现钱”。有时我站着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里有一位教授，名叫古谢夫，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势不两立的对手。有时候我的大篮子底下藏着几本书，我必须悄悄把它们送到这个或那个大学生手里。有时候大学生们也把书和纸条偷偷地塞到我的大篮子里来。
一个礼拜中有一天我要跑得更远——跑到“疯人院”去供应面包。在那里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①拿病人做实例，常给大学生们授课。有一次，他给大学生们讲解一个患躁狂症的病人。当这个身量高大、穿一身白病号服、戴一顶长统袜形状的尖顶帽的病人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我不由得吃吃笑出声来，但是他走到我身旁稍许站停了一下，朝我瞪了一眼，我顿时吓得直往后跳，仿佛他那乌黑的炯炯发亮的犀利目光会把我的心刺穿似的。在别赫捷列夫边捋着胡子边客气地与病人谈话的时候，我一直悄悄地用手掌抚摩脸，好像它被炙热的尘土烫伤了一样。
①弗·别赫捷列夫（1857—1927），前苏联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病人说话的嗓音低沉，他好像想要什么东西，一边从病号服的袖管里可怕地伸出一条长着五个细长手指的细长胳膊。我似乎觉得，他的整个身子奇特地在伸长，无止境地在伸长，他原地不动，只要伸出一只发黑的手，就能抓住我，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枯瘦的脸上黑黑的眼窝里，一双黑眼睛闪现出令人恐惧的、恶狠狠的犀利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打量着这个戴着奇形怪状的尖顶帽的病人，有几个人在发笑，大多数人在凝神沉思，神色悲愁，他们的眼神与病人熠熠闪亮的眼神相比，简直太逊色了。病人的模样是可怕的，可他身上有一种威严的神气，——可真令人害怕呀！
在大学生们像鱼一样沉默的课堂上，教授的嗓音听起来十分清晰，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病人低沉的厉声吼叫，这嗓音好像从地板底下，从死气沉沉的白色围墙中发出来的，病人的身子移来移去就如大主教走动一般缓慢而又庄重。
那天夜里我写了一首关于躁狂症病人的诗，把那个病人称作“一切主宰的主宰，上帝的挚友和参谋”。以后他的形象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生活不得安宁。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干活，几乎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晌午，午后我要睡觉。我要读点书，只能在干活的间隙，也就是趁刚揉好一团面搁着，另一团还在发酵，或者把面包送进炉子去烤的时候。随着我渐渐掌握了干这一门活儿的诀窍，面包师干活越来越少，他时常用故作惊异的亲切口气“教导”我：
“你挺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能当面包师了。真可笑。你还年轻，所以别人不会听你的，也不会尊重你……”
他对我如此酷爱读书持不赞成的态度。
“你现在最好别读书了，去睡一会儿吧，”他时常这么关心地劝我，但是从来不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他头脑里装的尽是各种各样的梦、关于地下宝藏的梦幻以及那个身子圆滚滚的短腿姑娘，这一切使他神魂颠倒、如痴似醉。那个姑娘常常在夜晚来找他，这时候他不是把她带到堆着一袋袋面粉的外屋里去，就是皱着鼻梁，对我说（如果天冷的话）：
“你出去待半个小时！ ”
我一边走出屋子，一边想：“他们这样相爱，跟书里描写的有多么不一样啊……”
小店后面的那个小屋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去给她烧茶炊，但竭力跟她少照面——见到她，我感到不自在。她那孩童般的眼睛老是令人发窘地瞧着我，就像最初几次相见时那样，我猜想在她这双眼睛深处，隐藏着一种笑，并觉得这是一种嘲弄人的笑。
我力气很大，可是十分笨手笨脚。有一次面包师看着我一下子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遗憾地对我说：
“你的力气一个顶仨，可是一点也不灵巧！尽管你个儿很高，但毕竟像头牛……”
虽说我已经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动笔写诗，但是我说话，还是说“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说话生硬、尖刻，我认为只有用这样的话才能表达我极其纷乱的思想。因此我有时故意说些粗话，以抗议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使我激愤的某些事。
有一位曾做过我教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指摘我说：
“鬼知道您在说什么话。说的简直不是话，好像是实打实的秤砣！ ……”
总的说来，我也不喜欢自己，这是少男少女常有的情形；总觉得自己既可笑，又粗野。一张脸长得像卡尔梅克人，颧骨突出，嗓音也失真。
可是老板的妹妹却步履轻快、举止灵敏，犹如空中的燕子，我甚至觉得她那轻盈灵巧的动作同她丰腴、柔软的体形不相称。她的姿势和步态有点儿忸怩作态，她说话时嗓音欢快，而且经常开怀大笑，我听到这响亮的笑声，就想：她希望我忘掉我头一次见到她时的那副模样。但是我不愿忘掉，在我看来，不同寻常的事物是弥足珍贵的，因而我很想知道，可能会出现或正在出现的事物。
有时候她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简短地回答后，就想反问她：
“您干吗要了解这些？”
有一天晚上，面包师要和那个短腿姑娘亲热一番，便用陶醉兴奋的嗓音对我说：
“您出去待一会儿。哎，您最好到老板的妹妹那儿去，干吗要在这里傻愣着？你知道那些大学生……”
我马上说，要是他还这么说下去，我就用秤砣砸碎他的脑袋，说完，我就朝堆面粉的外屋走去。从关得不紧的门缝里我听到卢托宁的声音：
“我何必生他的气呢？他老是捧着书本在读，就像个书呆子……”
外屋里老鼠吱吱叫着窜来窜去，而在面包铺里那个姑娘在哎哟哎哟地呻吟。我跑到院子里，外面几乎悄没声儿地飘洒着蒙蒙细雨，但是我依然感到憋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儿——怕是树林着火了。早已过了半夜。面包铺对面那座屋子的窗户还敞开着，房间里灯光黯淡，一些人在吟唱：
圣徒瓦尔拉米，
头上的光环金光闪闪
他从天上瞧着她们，
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竭力想象此时玛丽娅·杰连科娃正躺在我的两膝上，就如那个姑娘躺在面包师的膝盖上一样。但是我全身心都感到，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他通宵达旦地
狂饮和欢唱。
而且还——嚄！……
干那种事……
从合声吟唱中，蓦地，歌声激越地发出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嚄”。我两手支在膝上，弯下腰朝窗户里望去；透过钩花窗帘，我看见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斗室，在灰色的四壁之间点亮着一盏带蓝色灯罩的小灯，灯下有一个姑娘脸朝外坐着在写信。瞧，这当儿她抬起头来，用羽毛笔的红笔杆把一绺垂到鬓角的头发撩上去。她的两眼稍稍眯缝着，脸上漾着笑容。她慢慢地把信折叠起来，放入信封里，用舌尖沿封口舔了舔，把封口粘上，然后把信扔在桌上，伸出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对着信封指指戳戳。但是她马上又把信捡起来，皱起眉头撕开信封，又读一遍，接着把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封好，伏在桌上写上地址，随后高高地拿起信，像 挥小白旗似的晃了晃。她打着旋，一边击掌，一边向放着床铺的屋角走去，然后又从那里出来，脱下短上衣，露出圆滚滚的、像肉团子似的臂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消失在屋角里。当你窥视一个人独个儿活动、做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像个疯子。我在院子里踱步，心想这个姑娘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她的日子过得多么奇怪。
然而，当那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压低嗓音，用几乎耳语般的声音对她说着什么的时候，她却全身蜷缩着，人变得更小了。她怯生生地瞧着他，把两手放到背后或桌子底下去。我不喜欢这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很不喜欢。
这时短腿姑娘裹着头巾，晃晃悠悠地走来，对我咕噜道：
“快回面包铺去……”
回到屋里，面包师一边从面柜里往外掏面团，一边对我述说他的相好有多么令人快慰，多么富有魅力，可我心里想：
“再这样下去，把我搞成什么样子啦？”
我似乎觉得，近在咫尺，或在哪个角落里，一场不幸正等着我。
面包铺的生意十分红火，因而杰连科夫在寻找另一爿较为宽敞的面包铺，并打算再添一名帮手。这么做太好了，可是我每天要干的活太多，常常疲乏得头晕目眩。
“到了新店铺，你就是大师傅啦，”面包师对我说。“我去说说，应当把你的每月薪水加到十卢布。那才对呢。”
我十分清楚，让我当大师傅对他有利，他本来不爱干活，而我乐意干活，肢体劳累对我有好处，能消除我心灵的忧愁，克制强烈的性本能的需要。但是这么一来，书也就读不成了。
“你撂下书本了，这很好，让老鼠去啃吧！”面包师对我说。“难道你夜晚睡觉不做梦吗？大概你也做梦，只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真可笑。要知道说说梦境，不会带来什么危害，不必担惊受怕……”
他待我和蔼可亲，似乎还带有几分尊重。或许他担心我是老板有意安排到这儿来的人，尽管店铺里的东西他每天仍不露声色地照偷不误。
我的外祖母去世了。这个噩耗我是在她安葬之后七个礼拜从表兄弟给我的来信中才得知的。那封简短的、没有逗号的来信说，有一天外祖母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乞讨，不幸摔倒，折断了一条腿。到了第八天，她的腿发生坏疽，便去世了。后来我又了解到，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及其几个 孩子——都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全都坐享其成，只靠老人家的乞讨过日子，是他们把她活活拖垮的。他们也没想方设法叫医生给她治病。
信中是这样说的：
她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在那里我们家所有人以及叫花子们为她送行他们爱戴她并恸哭不止。
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们赶走自己留在墓地我们躲在灌木丛里瞧着他哭他也快死喽。
那时我没有哭，只记得好像有一阵凛冽的寒风向我袭来。那天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思绪万千，我迫切地想跟什么人说说我的外祖母，说说她是个多么聪明、多么真挚善良的人，她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我心中久久地怀着这个痛苦的愿望，但是一肚子的话没人可说，就这样，这个愿望、这些没说出来的话渐渐烟消云散了。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契诃夫关于一个马车夫向一匹马诉说自己儿子的死亡的异常真实的短篇小说时，我又回想起那些日子。然而遗憾的是，在极其哀愁的那些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只狗。我也没想到让老鼠来分担我心中的痛苦——面包铺里老鼠倒有的是，而且我与它们共处一室，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