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有人介绍我与小食品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 ·杰连科夫相识，他的小铺坐落在一条窄小的穷街的尽头，俯临着堆满垃圾的冲沟。
杰连科夫是个手患肌肉萎缩症的人，面容和善，留着斑白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拥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藏有一批禁书和珍本，吸引着喀山众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着革命志向的人来此借阅。
杰连科夫的小铺是一间低矮的披屋，毗连着一个从事银钱兑换的阉割派教徒的住宅。小铺里的一扇门直通大房间，房间里一点微弱的亮光是从窗外透进来的。走过这个房间，接着是逼仄的厨房。穿过厨房，就是披屋和正屋之间的黑魆魆的过道，在过道的角落里有个储藏室，那里面就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小图书室。图书室里一部分书籍是用钢笔抄写在厚厚的练习簿上的，——这样的书有拉夫罗夫 ①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 ②的一些文章，以及《沙皇就是饥饿》 ③和《巧妙的圈套》 ④等——这些手抄本全都给翻烂了、揉皱了。
①彼·拉夫罗夫（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②德·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文艺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③系俄罗斯科学家、生物化学学派创始人阿·尼·巴赫（1857—1946）于1883年写的一本小册子。
④系俄罗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瓦·叶·瓦尔扎尔（1851—1940）于1874年写的一本小册子。
我头一次来到食品杂货铺的时候，杰连科夫正忙于接待顾客，他向我点头示意那扇直通大房间的门，我走进去一看：昏暗的屋角里有个小老头跪着在虔诚地做祈祷，他与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肖像十分相像。我瞧着这个小老头儿，觉得有点乖戾和反常。
人们对我说过杰连科夫是个“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不应当信仰上帝。所以我觉得这个虔诚的小老头在这个屋子里是多余的。
他做完祈祷，仔细地抚摩一下斑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子，端详了我一会儿，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谁？怎么，原来是您呀？我还以为是哪个化了装的大学生哩。”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道。
“嗯，的确，”小老头轻声作答，“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上帝都能认出来！ ”
随后他走进厨房，我坐在窗口思忖起来，突然听到高喊声：
“他平日就是这个模样的呀！ ”
这时发现厨房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穿着白衣服，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浮肿的脸上挂着微笑，一双蓝莹莹的眼睛熠熠闪亮。她的模样酷似廉价的油画石印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这样战战兢兢的呢？难道我如此骇人吗？”她用细声细气的发颤的嗓音说，并且扶住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移过来，好像她脚下踩的不是坚固的地板，而是架在空中的摇摇晃晃的钢丝绳。她连走路都不会，这情形使她更像来自另一世界的怪人。她浑身颤抖，仿佛脚底扎进了针，墙壁灼伤了她那双孩童般浮肿的手。十指僵得一点儿也动弹不得。
我默默无言地站在她面前，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窘迫和深切的怜悯之情。这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好像担心椅子随时会从她身子底下飞出去似的。然后她傻呵呵地告诉我（一般人谁也不会这么做），她开始下地才第五天，而在此之前，她卧床休息了几乎三个月——她的手和脚都动弹不得了。
“这是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她面带微笑地说。
记得当时我很想告诉她，她的这种症状还有别的解释；对于老是躺在这么一个令人奇怪的房间里的姑娘来说，只是说患的是神经方面的疾病，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所有家什都紧靠着墙壁，而在屋角的圣像前点着一盏十分明亮的长明灯，大餐桌的白桌布上无缘无故地晃动着长明灯铜吊链的影子。
“我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于是就很想来瞧瞧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我听来，她的嗓音像尖细的童声。
这姑娘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发现她的一双蓝眼睛里透出一种洞穿一切的神气。对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了。于是我只得沉默不语，细瞧起墙上挂着的赫尔岑 ①、达尔文和加里波第 ②的肖像来。
①亚·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哲学家。
②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这当儿从食品杂货铺里跑出来一个年岁与我相当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眼睛里露出放肆无礼的神色。他用断断续续的嗓音大声喊道：“你干吗要出来呀，玛丽娅？”接着便立刻消失在厨房里。
“他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正在产科进修班学习，唉，现在却害了病。为什么您不说话？您怕难为情吗？”
安德烈·杰连科夫把那条肌肉萎缩的胳膊插在怀里，走了进来；他默默无言地用另一只手抚摩了一阵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散乱，随即问我来找什么活儿？
而后又进来一个长着一头火红色鬈发、身材匀称、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的小姑娘，她严厉地瞥了我一眼，挽起穿白衣服的姑娘的手，说了一句：“够了，玛丽娅！”便扶她走了。
对一个大姑娘直呼其名，这未免不太礼貌。
我也走了出去，心里焦虑不安，第二天傍晚我又来到这个地方，试图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及靠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生活在这里，真令人奇怪。
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白得像透明似的。他坐在角落里望着，面露淡淡的笑容，翕动着发黑的嘴唇，仿佛在央求：
“你们别来碰我！ ”
他胆小如鼠，老是惶惶不安的，总担心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头上——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患肌肉萎缩症的安德烈，身穿一件胸前抹得油脂麻花、沾满了像树皮似的硬面粉疙瘩的灰色上衣，斜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愧悔地微笑着，好像一个因顽皮而刚得到宽容的小孩。二弟阿列克谢——一个又懒又粗鲁的小伙子常在铺子里帮他做生意。三弟伊万还在师范学院念书，平日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他个子矮小，穿着干净整洁，头发梳得光光的，颇有老官吏的风度。害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难得下来。她一来，我就觉得不自在，似乎身子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样。
操持杰连科夫一家家务的是那个跟阉割派教徒房东住在一起的女人，她长得又高又瘦，有一张木偶似的脸和一双凶狠的修女般的神色严厉的眼睛。常在这儿转悠的还有她那长着一头火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当她那双绿眼睛瞧着男人的时候，她那个尖鼻子的鼻孔就会抽动起来。
不过在杰连科夫家人的住宅里真正的主人却是一些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帮爱吵吵闹闹的人，他们老是为俄国人民操心，始终为俄国的未来担忧。他们看到报上的某些文章，或者刚刚读到某些书中的结论，或者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某些事件，总会激动不安，当晚就会从喀山四面八方跑到杰连科夫的小铺来，展开激烈的争论或者悄悄进行交谈。他们往往随身带来厚厚的书，一边用手指戳着书页，一边相互大声嚷嚷，各自肯定自己喜欢的真理。
不消说，我闹不大清楚这些争论，依我看，在这种滔滔不绝的空话中真理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就如穷人家的稀菜汤里漂着的点点油花一样。有些大学生不禁使我联想到伏尔加河沿岸教派信徒中的那些诵读经卷的老头儿，但是我明白，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大学生，他们都打算让生活变得美好，虽然他们的赤诚之心在空话连篇的侈谈中打了折扣，但是还未泯灭。他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我是清楚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在切身关心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说出了我隐藏在心里的思想，所 以我对他们的话几乎是欣喜若狂的，就像一个囚犯刚获得自由那样。
大学生们打量我，就如木匠细瞧一块能做出一件不同寻常的家什来的木料似的。
“一个天生有才的人！”他们常常这样把我推荐给对方，而且还带着一种自豪，宛如流浪儿把路上捡到的一枚五戈比铜板拿给别人看一样。我不喜欢别人管我叫“天生有才的人”、“人民的宠儿”——我倒觉得自己是个生活的弃儿，有时来指导我读书的大学生给我施加压力，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有一天，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连书名都看不懂的书《格言与箴言》 ①，我顿时很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向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去借。
①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的一部著作。
“瞧您！”这个未来的大主教，脑袋长得像个黑人、有一头鬈发、嘴唇厚厚的、龇着牙的大学生讥刺地说，“老弟，这是无稽之谈。给你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而不适合你读的一类书，你就别煞费苦心去借了！ ”
这个大学生粗鲁的口气大大刺伤了我的心。不消说，我后来去买了这本书。买书的钱，一部分是在码头上挣来的，一部分是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买的第一本正经的书，这本书至今我还珍藏着。
总的说来，这些大学生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譬如，有一次我读了《社会科学入门》 ①，似乎觉得作者过分夸大了游牧部落在安排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富有创新精神的游民和猎人贬损了一番。我向一个语文系的大学生说出自己的疑问，可是他在他那婆娘似的脸上骤然显露出一副威严的神色，花了整整一小时，对我大谈起“批评权”来。
①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的一部著作。
“要拥有批评权，首先得坚信一种真理，可是你坚信的是什么真理呢？”他问我。
他是个哪怕走在街上也要读书的人，时常走在人行道上，用书遮住脸，走着走着就撞着了行人。在他不幸患了斑疹伤寒，躺在自己的小阁楼上的时候，他还大声嚷嚷：
“道德应当把自由要素跟强制要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和谐地，和——和——和谐……”
这个大学生身体孱弱，由于长期忍饥挨饿显得病恹恹的，现在由于执著寻求永恒的真理而弄得心力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世上有任何别的欢乐，不过一旦他认为他把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调和一致时，他那双温和的黑眼睛就会含笑盈盈，闪现出儿童般幸福的光芒。在喀山那段生活结束之后过了十年，我在哈尔科夫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在凯姆流放五年期满，回来重又入大学念书。在我看来，他钻进了调和矛盾的重重思维堆中而不能自拔；在他害肺痨病快死的时候，他还在竭力调和尼采 ①与马克思的矛盾。有一天他伸出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住我的双手，嘴里在咯血，喉咙里呼哧呼哧地说：
①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矛盾不统一，就无法活下去！ ”
后来他去上学的途中不幸死在电车上。
这一类为了理性而受尽折磨的人我见过不少——他们永远值得我怀念。
平时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到杰连科夫的住宅里来聚会，其中有个名叫潘捷列伊蒙·佐藤的神学院的日本大学生。有时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胸膛宽阔、蓄着大胡子、剃个鞑靼式光头的人到场。他时常穿一件灰色紧身的卡萨金①，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他总是坐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叼着短烟斗，用一双静以观察的灰色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常常凝视着我的脸，因而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打量我，不知为什么我就害怕起他来。他那副沉默不语的模样使我纳闷。周围的人都在滔滔不绝、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不消说，这种说话声越是尖锐刺耳，我心里就越是喜欢。很久以后我才猜透，在他们振振有词的交谈中常常隐藏着可怜而又虚伪的思想。然而这个满脸大胡子的大高个儿在沉思什么呢？
①19世纪至20世纪初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穿的一种短外衣，有腰身，后部打褶。
大家管他叫一撮毛，似乎除了安德烈，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久我才知道，这个人不久前刚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回来，他在那里过了十年流放生活。这越加增添了我对他的兴趣，但是并没有使我鼓起同他相识的勇气，尽管我不怕难为情，不怕见生人，而且恰恰相反，我心中充满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好奇心，渴望尽快了解他的一切。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做不成一件像像样样的事。
当他们谈论人民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竟与这些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使我感到惊异和失去自信。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集一切美好、正义和伟大之开端于一身的生命体。可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的只有木匠、装卸工、泥瓦匠，还见过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可是眼下他们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的地位看得比他们低，甘愿服从他们的意志。然而我似乎觉得，正是这些人体现了美德和思想的伟大，在他们身上集中和显示了以新的仁爱精神去对待生活，去自由创建生活的善良的仁爱意愿。
在此之前，在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身上，我从没发现什么仁爱，可是在这儿，在他们的每句话里都有这种仁爱，每道目光里都闪现这种仁爱。
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话语像一阵甘霖洒入我的心田，那些反映农村暗无天日的生活和描写受苦受难的农民的内容最朴素的文学作品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我觉得只要有对人类深深的爱，热烈的爱，就能从中激发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来探索和领会生活的含义。以后我不再为自己多考虑，开始更多地关注别人了。
有一天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告诉我，他把做生意赚来的不多的钱全部资助那些相信“人民的幸福重于一切”的人了。他像个虔诚的教堂执事为大主教做事一样，常在那些爱读书的人中间转悠，并不掩饰自己对他们博学多才的欣喜之情。他常常面露幸福的笑容，把一只肌肉萎缩的手塞到怀里，用另一只手抚摩着柔软的胡子，问我：
“这好不好？我看，就是好！ ”
可是有一天，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个像鹅叫似的嗓音——持不同看法，起来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这时杰连科夫惶恐不安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真是个扰乱分子！ ”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大学生的态度同我差不多，但是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显得粗暴无礼，就像老爷对待奴仆，对待小酒馆里的侍从一样。这一点他本人并没察觉。每当送走客人后，他总是留我在他那里过夜。于是我们把房间打扫干净，就在地板上铺上毡子躺了下来。接着在长明灯幽暗的灯光下，久久地低声倾心交谈。他怀着教徒那种暗自喜悦的心情对我说：
“等有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好人，他们把俄国所有重要位置都占领了，那就会马上把整个生活翻个个儿！ ”
杰连科夫比我大十岁，我发现他很喜欢火红头发的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总是以老板命令式的口吻冷冷地跟她说话，而且竭力不瞧着她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可是等到她走开时，他就用眷恋的目光望着她离去；当单独跟她交谈时，他就局促不安，怯生生地微笑，不住地捋胡子。这一切令人感到格外有趣。
他的小妹妹也时常待在屋角静观他们激烈地争论。她那张孩子气的脸令人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全神贯注地听着。每当听到特别刺耳的话时，她就会出声地叹口气，好像被当头浇了盆冷水。一个头发火红的医学系的大学生，老是像只大公鸡似的围着她转来转去，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跟她说些什么，一边还威严地皱起眉头。
秋天来到了，我找不到固定的活儿干是没法活命的。我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常常靠别人来养活，而这种滋味是十分不好受的。必须找个“活计”来过冬，于是我到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铺去干活。
我所写的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诺夫》、《二十六个和一个》中述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个颇有教益的时期。
肉体上的折磨固然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来到面包铺的地下室之后，好像在我与那些以前每天见面、每天听他们说话的人之间筑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当中谁也不来面包铺的作坊看我，而我由于一昼夜干十四小时的活，也无法脱身去杰连科夫那儿。节假日要么睡觉，要么跟干活的伙伴们待在一起。一些伙伴最初几天就把我看作一个逗人取笑的小丑，另一些伙伴对待我就像天真的孩子喜爱会讲有趣的故事的人一样。鬼知道我常对他们讲些什么，但是我所讲的自然是些能激起他们憧憬未来的趣事，使他们想望将来过上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有时候我讲得很成功，看到他们浮肿的脸上显露出富有同情心的忧伤，眼睛里燃起怨恨和愤懑的火花，我便感到十分高兴，并自傲地认为我在“做人民的工作”，在“教育”他们了。
不消说，我更多的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知识缺乏，甚至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答。这时我就觉得自己被抛进一个黑魆魆的地窖里，那里的人们像群蛆虫似的在蠢蠢爬动，竭力回避现实生活，只是到小酒馆去借酒浇愁，或者投到妓女冰冷的怀抱里去销魂。
他们在每月领工钱的那一天必定要去逛妓院。离这个幸福的日子还有一礼拜，他们就津津乐道地谈论那种乐事了。待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又久久地交谈亲身感受到的乐趣。他们在交谈中常常不知羞耻地吹嘘性交的能耐，玩弄妓女的本领，他们一边谈论，一边不时嫌恶地吐唾沫。
但是说来真奇怪！——我听到这些交谈，觉得好像这是种悲哀和羞耻。我发现在“逍遥宫”里，花一卢布便可以让一个烟花女陪上一个通宵，我的伙伴们在那儿局促不安，像犯罪一样——在我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有几个伙伴举止十分放肆，毫无顾忌，我觉得他们只是故作潇洒，假装大胆。两性关系引起我的极大好奇，于是我也特别敏锐地观察起这一类事情来。我自己还不曾受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令人不快的境地：妓女和伙伴们常常恶狠狠地挖苦我。不久，他们就不再叫我一起去“逍遥宫”了，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老弟，你别再跟我们一起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带你去不痛快。”
我马上紧紧抓住这句话不放，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当时没能让他们说说清楚。
“你这个人呀！告诉你别去，就别去！带你去真乏味……”
只有阿尔乔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去，就像跟着牧师或神父似的。”
那些妓女起初嘲笑我太拘谨，后来生气地问我：
“你是嫌弃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胖乎乎的漂亮的波兰人捷列扎·博鲁塔是那里的“管家”，她用纯种良狗似的聪明的眼睛瞧着我，说：
“姑娘们，别缠住他啦，他一定是有意中人了，是不是？这样的健壮小伙子一定是被心上人给迷住了，肯定是的！”
这女人是个酒鬼，好酒贪杯，喝醉了，便丑态百出，令人作呕，而在头脑清醒时，她那种对人们深思熟虑的态度，沉静地揣摩人们的所作所为的方式又使我惊异。
“来这里的最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有 一天她对我的伙伴们说。“他们竟然这样戏弄姑娘们：他们先吩咐在地板上抹上肥皂，再叫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分别支在四只瓷盘子上，然后他们朝她的臀部用力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出多远？这个完了，再来另一个。就这样胡闹。干吗要这样呢？”
“你在撒谎！”我说。
“哎哟，不是撒谎！”捷列扎大声喊道，并没生气，口气平和，不过这种平和让人有点难受。
“这是你虚构的！ ”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虚构出这种故事呢？难道我是个疯子？”她瞪着眼睛问我。
这会儿人们都竖耳倾听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平静的声调详细述说那些嫖客瞎胡闹的事，她这么说来说去，只是要弄明白这么一点：他们干吗要这么做？
那些听的人厌恶地不断吐唾沫，强烈地痛斥大学生，我发现捷列扎以此来煽起别人对我所喜爱的那些大学生的愤恨，就说那些大学生是爱人民的，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
“不错，你说的是复活街上那所大学的大学生，我说的是城外阿尔斯克平原上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将来都是神职人员，过去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了，一定是个窃贼，或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坏人。这些孤儿什么也不会留恋！ ”
“管家”的从容述说，妓女们对来这儿的大学生、官员以及一般自称为“洁身自好的客人”的刻骨的怨恨，不仅在我那些伙伴们的心中引起厌恶和愤慨，而且几乎激起喜悦之情，他们说：
“这么说，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咱们还不如！”
我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沉重、悲哀。我目睹着那些人就像城里的污水流向污水坑似的汇聚到这儿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里来，在烟雾弥漫的烈火中沸腾着，然后带着满腹怨气和愤恨又回到城里去。我观察到那些人出于动物的本能和由于生活的无聊而来这儿寻花问柳，用荒诞的语言唱些凄楚的动人心弦的爱情歌曲，撒播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生活中的丑闻怪事，嘲笑和发泄对那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愤恨。我也发现，这座“逍遥宫”也是所大学，在这里我的伙伴们认识了人间最丑陋的事物。
在这里我细瞧着，那些“让人开心的姑娘”如何懒洋洋地拖着脚步在肮脏的地板上沙沙地走来走去，如何在手风琴连续不断的哀鸣声，或破旧钢琴刺耳的颤音中令人厌恶地摆着纤弱的身子。我瞧着，脑海里不由得出现一些模糊不清、但忐忑不安的想法。周围的一切令人觉得十分无聊，想离去但又无能为力，不免使我感到沮丧。
回到面包铺的作坊，我讲起有人在大公无私地探索一条为人民谋取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立时遭到反驳：
“姑娘们说他们那些人做的不是那回事儿！ ”
他们不留情面、无耻而又恶毒地讥刺我，而此时我觉得自己像条机灵的小狗，哪儿也不比他们那些大狗蠢，反而更勇敢——于是我也大发雷霆了。这时我才开始懂得，思考人生的痛苦不会比生活本身来得轻松，有时我心中会迸发出对这些顽梗不化的伙伴的憎恨。他们甘愿遭受醉鬼老板的恣意凌辱，这种不可救药的驯顺和忍受尤其使我怒火中烧。
正是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好像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我又接触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实质上与我是敌对的，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