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人我还是头一次遇见——身量很高，体格强健，脸色黝黑，留着一把黑山羊胡子，嘴唇厚厚的，像黑人似的。他经常拱肩缩背地看着地上，不过偶然也会猛地抬起他那有点儿秃顶的脑袋，一双湿润的黑眼睛闪现出充满激情的炯炯光芒 ——他那犀利的目光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有一天大家在一位教授的住宅里进行交谈，当时有许多年轻人来参加，其中有一个面容清癯、举止优雅的小神父，神学硕士，穿一件丝绸黑袍；黑袍十分显眼地衬托出他那张苍白、俊秀的脸，脸上那双神色冷漠的灰眼睛不时闪现着冷冰冰的笑。
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就福音书中恒久不变的伟大真理讲述了很长时间；他的嗓音低沉，词语简洁，但是字字句句听起来铿锵有力，使人感到他的话里蕴含着一种虔诚的力量。他边说边用毛茸茸的左手打着单调的手势，好像在砍什么东西似的，右手却一直插在衣袋里。
“一个戏子，”我身边的角落里人们在低声说。
“对，很像在演戏……”
在此前不久我刚读过一本书，作者好像是德雷珀 ①，讲的是天主教反对科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的心声，这些教徒相信用爱的力量就能拯救世界，并出于对人类的慈爱，打算把人用刀砍死，用火焚灭。
①约翰·威廉·德雷珀（1811—1882），美国化学家，生理学家，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著有《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
他身穿一件宽袖的白布衫，外面披件灰色的旧长袍，这也使他有别于其他人。说教快结束时，他大声喊道：
“那么，你们是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呢？”
他像扔一块石头似的冷不丁提出这个问题，一时间拥挤着坐在屋角里的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个个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而易见，他的讲话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默默无言、若有所思地垂下了头。他用急切的目光扫视了大伙儿一遍后，厉声补充道：
“只有法利赛人 ①才会力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搅和在一块，他们这么做，既无耻地欺骗了自己，又用谎言坑害了别人……”
①公元前2世纪至后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严格分离，因而得名。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假冒为善者。
这时小神父站了起来，小心地挽起黑袍的袖管，带着恶毒的殷勤和故作大度的嘲笑，从容地说：
“看来，你们是赞同关于法利赛人的庸俗看法喽，这种看法不仅仅是粗俗的，而且完全是错误的……”
他竟开始论证法利赛人真正地、虔诚地保存了犹太人的遗训，而且人民往往总是跟着法利赛人去反对自己的敌人，这不禁使我极为惊异。
“你们去读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 ①的书吧……”
①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37—约100），古代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争史》、《上古犹太史》、《自传》等。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了起来，做了个狠命的大刀阔斧的砍杀动作，好像要把弗拉维乌斯砍倒似的，大声嚷嚷道：
“人民如今还跟着敌人反对自己的朋友，人民这么做不是出于自愿的，他们是被驱使的、被强迫的。你们的弗拉维乌斯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神父和其他人早已偏离争论的主题，扯起了极琐碎的小事，因而实际上争论已不存在了。
“真理，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叫，眼睛里闪射出仇恨和鄙视的光芒。
我不时地感到自己被这些话弄得晕头转向，捉摸不透话里的真正含义，在唇枪舌剑的旋风中似乎脚下的大地也晃动起来。于是我绝望地认为，恐怕世上没有比我更蠢、更无能的人了。
这时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着紫红色脸膛上的汗，一边狂怒地喊叫起来：
“扔掉福音书，忘掉这本书，免得再撒谎！重新把基督钉上十字架吧，这样做——更虔诚！ ”
我心中顿时产生了一个重大疑问：怎么回事？要是生活就是为实现世上的幸福而进行的不断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一定会妨碍斗争取得胜利吗？
我得知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名叫克洛普斯基，打听到他住在哪儿，第二天晚上就去造访他。他暂居在两个年轻的女地主家里，我去时，他正同她们俩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的桌子旁。他穿着一条白裤子和一件白衬衣，衬衣扣子解开着，袒露着黑糊糊、毛茸茸的胸脯。他身材颀长，颧骨突出，脸型瘦削，跟我想象中的云游四方的圣徒和布道者十分吻合。
他用银匙子舀盘子里的牛奶浆果，津津有味地吞咽着，还不时地吧嗒着两片厚嘴唇，每吞咽一下，就吹一下沾在稀疏的猫似的唇髭上的牛奶白沫子。一个姑娘站在桌边伺候他，另一个姑娘倚在树干上，两手交叠在胸前，想入非非地望着尘土飞扬的炎热天空。她们俩都穿着紫丁香色的轻飘的连衣裙，容貌十分相像，简直无法分辨。
他和颜悦色地跟我谈起爱的创造力，并且说应该在心灵中培养这种惟一“能使人具有世界精神”，也就是具有生活中无处不有的爱的感情。
“只有用这种感情才能把人凝聚在一起！谁不会爱，谁就不可能懂得生活。有些人说：生活的法则是斗争，他们是些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两眼一抹黑的人。用火不能扑灭火，同样，用恶势力也不能战胜恶！ ”
可是当两个姑娘互相搂着朝花园深处的屋子走去时，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眯缝起眼睛望着她们的背影，一边问我：
“你算是什么人呀？”
“他听了我的回答，于是用手指敲着桌子说起人在哪儿还都不过是人，不需要竭力改变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而只需要努力培养爱人类的精神。”
“人所处的地位越低，他就越接近生活的真谛，越接近至圣的处世之道……”
我有点儿怀疑他本人是否懂得这种“至圣的处世之道”，但是没作声，只觉得他对跟我谈话索然乏味了。他用厌弃的目光瞧了瞧我，打了个哈欠，两手托住后脖颈，两腿伸直，挺了挺身子，接着疲乏地闭上眼睛，仿佛打盹似的嘟嘟囔囔道：
“服从爱……生活的法则……”
他颤栗了一下，挥起两手，好像要抓住空中什么东西似的，两眼惊恐地凝视着我，说：
“怎么啦？我疲倦了，对不起！ ”
他又合上眼睛，好像身子疼得咬紧了牙关，露出了牙齿；下嘴唇耷拉着，上嘴唇微微向上翘着，稀稀落落的发青的唇髭也竖了起来。
我离开了他，心里对他没有好感，而且有点儿怀疑他待我的诚意。
过了几天，我一清早给一位熟识的副教授、贪杯的单身汉送白面包，在他那儿又见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大概夜晚没睡，一脸灰褐色，两眼红肿，我猜想他想必是喝醉了。胖乎乎的副教授也醉醺醺的，直淌眼泪。他只穿内衣，两手抱着一把吉他坐在地板上，四周是乱糟糟的搬动过的家具、空啤酒瓶及他脱下的外衣。他坐着，身子不住地摇来晃去，还吼叫道：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地厉声喊叫：
“没有仁爱！我不是被爱毁灭，就是在争取爱的斗争中死去 ——反正 一样：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亡……”
说着，他紧紧抓住我的一个肩膀，把我拉进屋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他吧：他想要什么？你问：他需要对人的爱吗？”
副教授两眼满含着泪水，瞧了瞧我，接着笑了起来：
“他是面包铺里的人！我还欠他面包钱哩。”
他摇晃了一下身子，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
“喂，把钱都拿去！ ”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接过他的钥匙，朝我挥挥手。
“走吧！以后再来取钱。”
说着，他把从我手里接过去的白面包朝屋角的长沙发上扔去。
他没有认出我，这不禁使我暗自高兴。走出去时，我又想起他那句被 爱毁灭的话，心里顿时对他充满憎恶。
不久别人告诉我说，他向房东家的一个姑娘倾诉爱情，可是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述说各自的快事时，她们就对共同的恋人愤恨之极。于是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转告这个爱情的布道者立即滚出她们的家。此后他就从城里失踪了。
爱情和仁爱在人们生活中有什么意义这个棘手而又复杂的问题，我早就在深思了。它最初在我心里只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敏锐地感到是矛盾的，后来我干脆明确地提出：
“爱的作用是什么？”
我过去读的一些书里写的尽是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以及呼吁对人的同情——这些内容我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杰出人士都慷慨激昂、绘声绘色地述说过。
可是我所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几乎全然不是对人的同情。在我眼前所展示的生活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残忍，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无休止地进行的卑鄙的争斗。我个人需要的只是书籍，此外，其他一切在我看来都毫无意义。
只要走到街上，或者在大门口坐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看院子的、工人、小官吏、商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像我所看得上的那些人那样，他们所想的也不像那些人那样，所走的也是另外的路。我所敬重和信任的那些人，是极其孤独的、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因而在那样的大多数人中间，在那些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不停地在干卑鄙狡诈的勾当的人们中间，是多余的；在我看来，眼下的这种生活愚蠢透顶，无聊至极。我也常常发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侈谈仁爱和博爱，实际上他们也不知不觉地在服从生活的总规律。
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感到很难。
有一天因患水肿肤色蜡黄、全身浮肿的兽医拉夫罗夫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应当增强人类的残忍，使人们为之而困惫不堪，令每个人都厌恶，就如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一年秋天来得早，细雨绵绵，秋气肃杀，疾病蔓延，自杀事件屡屡发生。拉夫罗夫不愿听凭水肿折磨致死，也服氰化钾自尽了。
“给牲口看了一辈子的病，到末了却像牲口一样死去！”兽医的房东、裁缝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么说，他身子瘦削，笃信宗教，能背诵全部颂扬圣母的赞美诗。他常常用三个鞭梢的皮鞭抽打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已是中学生的十一岁男孩，用竹竿打妻子的小腿，并且抱怨说：
“民事法官训斥我，说我这种陋习好像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除了在广告牌上和画片上，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见过中国人。”
有一个在他那儿干活、老是郁郁不乐的罗圈腿的工人，外号叫养鹿山民，常常说起他的老板：
“我害怕那些温和的教徒！脾性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发生什么，还总是来得及躲避他。可是温和的人靠近你时，往往不露声色，像草丛中一条阴险的蛇，到时候它会冷不防朝你最袒露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和的人……”
这个养鹿山民温顺而又狡黠，喜欢告密，是梅德尼科夫喜欢的人，他说的这番话倒是确有道理。
有时候我觉得，温和的人就像生长在岩石上的苔藓类植物，能使生活的岩心风化，使其变得松软，长出别的东西来。但更多的时候，我碰到许多温和的人，他们那干下流勾当的随机应变能力，难以捉摸的瞬息万变，心灵的扭曲和如蚊蝇般的呻吟，常常使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匹处在一群马蝇包围之中给绊住腿的马。
离开岗警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秋风飒飒，灯火在风中摇曳，似乎让人觉得灰暗的天空也在颤栗，向大地洒下十月的牛毛细雨。一个淋得湿漉漉的妓女拽着一个酒鬼沿街往上走，她扶着他的胳臂在推他，而酒鬼嘟囔着，抽噎着。妓女一脸疲倦，用喑哑的嗓音说：
“你的命运就该如此……”
“瞧，”我心里想，“眼下我也好像被谁拽着，推向穷街陋巷，让我看看丑恶、凄惨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人们。其实，这些我都看得够多的了。”
也许，我当时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正是这种思想，也正是在那个凄凉的晚上我头一次感到精神疲乏，情绪低落。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心情很糟，并用一种陌路人的，甚至敌视的目光来冷眼看待自己本身了。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纠结着一些矛盾，有的尖锐些，有的平缓些，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语言和行为中，而且也表现在感情上。这种变化不定的感情上的矛盾尤其使我痛苦不堪，而且发现，这种变幻莫测我自己身上也有，这越加使我痛苦。我对一切都发生了兴趣，包括对女人，对书籍，对工人，对快乐的大学生。但是我在哪方面都没有成功，干什么都“朝三暮四”，觉得自己像只陀螺，有一只无形的有力的手挥着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猛烈抽打我，使我滴溜溜转个不停。
有一天得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住医院了，我去看望他。那儿一个戴眼镜，头上裹着白头巾，头巾下面垂着两只通红的、像煮过似的耳朵的歪嘴胖女人冷冷地说：
“他死了。”
她看我不肯离去，愣愣地呆立在她面前，就恼起火来，大声喊叫：
“喂？还站着干吗？”
我也生气了，冲着她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快把他撵走！ ”
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一些铜棒，听到这话，他大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铜棒朝我背上打来。这时我趁势拦腰抱住他身子，把他拖到外面，按倒在医院大门台阶前的水洼里。他对我的这一手倒也显得很冷静，两眼瞪着我，一声不吭地在水洼里坐了一会儿，随后站起来，说：
“哼，你这条狗！ ”
我走进杰尔查文 ①花园，在诗人的纪念铜像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时我真想搞一下恶作剧，让人们纷纷地冲我扑来，我好趁机揍他们一顿。但是，虽然今天是假日，花园里却空荡荡的，周围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风卷着枯叶在劲吹，路灯杆子上的广告纸沙沙作响。
①加·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入暮时分，花园上空晴朗湛蓝的天渐渐暗了下来，让人觉得凉飕飕的。诗人高大的铜像矗立在我面前，我瞧着它，心想：雅科夫这个孤独的人活在世上，就是竭尽全力否定上帝，到头来还是像普通人一样死去。死得平平常常。这真有点叫人难受，太令人遗憾了。
“尼古拉这个白痴，他应当跟我打一架，要不去叫警察，把我抓到警 察局去……”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他那陋室的桌子边，在小灯下缝补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头儿举起拿着针的手，显然想画十字，然而刚摆动手，手中的线挂住了一样东西，于是他悄声地骂了一句娘。
随后他嘟哝起来：
“其实，我们大家都注定要死，我们下贱的命就该如此呀，真的，老弟！瞧，他死了，这里那个孤苦伶仃的铜匠也快离开人世了。他在一个礼拜天被宪兵抓去。我跟他认识还是古尔卡 ①牵的线呢。一个聪明的铜匠！他常跟大学生们混在一起。你听说没有大学生们在闹事，真的吗？哎，你来替我缝补这件上衣吧，我老眼昏花了……”
①古里的昵称。
他把他那件破褂连同针线一起递给我，就倒背双手，在屋里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嘟囔道：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哪里冒出一丁点儿火花，魔鬼马上就把它扑灭，接着又是一片沉寂！这个城市真不幸啊。趁现在伏尔加河还未封港，你赶快坐船离开这儿吧。”
他站停下来，搔搔脑袋，自问自答：
“可是上哪儿去好呢？什么地方都去过了。真的。各地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的身子累垮。”
他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
“唉，这也算是生活？见他妈的鬼！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也没活出个名堂来，心灵也罢，身体也罢，都……”
他站在门后角落里，不作声了，好像在竖耳倾听什么动静，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到我跟前，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告诉你吧：雅科夫一生耗费巨大精力反对上帝，结果白费力气。既然我否定上帝和沙皇，那么他们肯定都不会变得和善。需要的倒是，人们先得自己恨自己，摒弃这种恶劣的生活，——就要这样！唉，我老了，要做，也晚了，两眼已经快瞎了，真痛苦啊，老弟！你缝好了吗？谢谢……我们上小饭馆去喝杯茶……”
去小饭馆的路上，他抓住我的两个肩膀，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走着， 一边还唠叨着：
“记住我的话：平民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总有一天怒火会爆发出来，把一切都摧毁——把他们那糟糕透顶的生活彻底摧毁！平民百姓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还没走进小饭馆的门，半道上碰见一群水手围住一座妓院，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在守卫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儿总要发生打架事件！”鲁布佐夫赞许地说。当他在保卫妓院的工人当中认出厂里的伙伴们时，便摘下眼镜，立即前去参加保卫战，并煽动性地大声嚷嚷：
“坚持住，工厂里的伙伴们！踩死那些蛤蟆！除掉那些鲤鱼！哎——哈哈！”
这个聪明的老头从一群河运水手中挤了过去，击退他们的拳头，用肩膀撞得他们纷纷趴倒在地，干得多么无畏，多么灵活，目睹此景，简直令人又奇怪又好笑。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心情愉快地厮打，好像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勇气，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黑压压的一群水手拥到大门口，把工人们往大门上挤；大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响起群情激昂的喊声：
“打死那个秃头长官！ ”
有两个人爬上了屋顶，在那里轻快而又有节奏地唱道：
咱们不是贼，不是骗子，也不是匪徒，
咱们是船上的伙计，前来捕鱼！
警笛四起，黑暗中警察制服上的铜纽扣闪闪发亮，脚下的污泥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屋顶上又传来歌声：
我们把渔网撒向河床干涸的两岸，
撒向店铺贮藏室、货栈……
“慢着！别打趴下的……”
“大爷，护着自己的脸！ ”
随后鲁布佐夫、我和其他五个人，这五个人或许是敌人，或许是朋友，一起被抓到警察分局去了。在这漆黑、静谧的秋夜伴随着我们的是轻快的歌声：
啊，咱们捕到狗鱼四十条，
正好用来缝件鱼皮袄！
“伏尔加河上的老百姓有多好啊！”鲁布佐夫赞叹说，他一边不断地擤鼻涕、吐唾沫，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你为什么要往警察局里钻呢？”
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和一个跟在我身后的水手飞快地窜进一条小巷，翻过一堵堵围墙，逃走了。从那一夜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个极招人喜欢的聪明老头尼基塔·鲁布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