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去喀山大学念书了，至少是跨出了上大学的第一步。
激起我上大学念头的是中学生尼 ·叶夫列伊诺夫，他是个英俊可爱的小伙子，长着一对女人般温柔的眼睛。那时候他住在跟我同一座屋子的阁楼上，经常看到我手里拿着书，不由得对我注意起来，久而久之，我们便相熟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让我相信，我具有“从事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说，一边洒脱地甩了甩一头马鬃似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懂，一只兔子也可以充当为科学服务的角色，而叶夫列伊诺夫却绘声绘色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自然，他也扯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①来。叶夫列伊诺夫还说，到了喀山，我可以暂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读完中学的课程，然后去随便应付几场考试——他就是这么说的：随便应付——接下来校方给你奖学金，你就可以上大学了。再过五年左右，我将是一位“学者 ”啦。照叶夫列伊诺夫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他当时才十九岁，而且又有一颗善心。
①米·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诗人、画家、历史学家。
他考完试，就启程回家了，约摸两礼拜后，我也跟着动身了。
那天外祖母为我送行，一直在忠告我：
“你呀，以后别再跟别人发火了，你老是发火，神色显得严厉而又傲慢！这脾气你是从你外祖父身上继承来的，但是你瞧瞧他：你的外祖父怎么样？苦命的老头儿活了大半辈子，结果变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千万别指责别人，这是魔鬼爱干的事儿！再见吧，唉……”
她一边擦去那褐色的、皮肤松弛的脸颊上的几滴眼泪，一边又对我说：
“以后咱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个闲不住的人，又要远走他乡，而我快入土喽……”
最近一段时期，我时常离开可亲可爱的老外祖母，甚至难得同她见面，这当儿蓦然想到，我以后将永远见不到这位有着骨肉之情、与我心心相印的亲人，心里不禁十分难受。
上了轮船，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的边缘，一只手在画十字，另一只手用破旧的披巾的一角在擦脸，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不尽的爱怜的黑眼睛。
我终于来到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在一座平房的一间逼仄的小屋里落了脚。平房孤零零地立在一条窄小而僻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它的一面山墙朝着荒芜的火场遗址。荒地上杂草丛生，长得十分茂密。在艾蒿、牛蒡和团酸模的草丛中，在接骨木的灌木丛中，耸立着一座砖砌的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有个大地下室，一群丧家狗就住在里面，死在里面。这个地下室使我永远难忘，因为它是我念的大学中所遇到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人——母亲和两个儿子——仅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日子。来到他们家的头几天，我常常看见个儿矮小、脸色苍白的寡妇从市场上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忧心如焚地思忖着怎么解决这道难题：如何用这几块不大的下脚肉为三个身体健壮的孩子（即便不包括自己在内）做出一顿丰盛美味的菜肴来呢？
她时常沉默寡言；她的一双灰色眼睛里却透出一股无奈的温柔和刚强劲儿，犹如一匹竭尽全力在拉车的母马：它沿山坡往上拉车，明知拉不到顶，却依然在往上拉！
我来到叶夫列伊诺夫家的第四天早晨，寡妇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到厨房去帮她削土豆，这时她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
“您来这儿干什么？”
“来念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扬了扬，额角上的黄皮肤也随之往上皱起，这当口她手中的小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她赶忙吮着伤口，跌坐在椅子上，但是又立即站起身来，说：
“噢，活见鬼……”
她用手帕包扎好割破的手指后，夸赞我道：
“您倒挺会削土豆皮的。”
嗯，干这活还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详细叙述起以前我在轮船上当帮厨的经历。她接着又问：
“您以为就凭这一手能上大学了？”
那时候我还不懂她话里有话。我对她的问话是认真的，马上就对她一五一十地述说起自己的行动计划，并断言，科学圣殿的大门最终定会向我敞开。
她叹了一口气，说：
“哎哟，尼古拉，尼古拉……”
这当儿尼古拉走进厨房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跟平常一样显得神情愉快。
“妈妈，今天包顿饺子吃有多好！”
“那好吧，”母亲答应了。
这时我想要炫耀一下我对烹饪的在行，就说要包一顿饺子，那点儿肉——太次，而且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顿时生气了，她反唇相讥，狠狠地说了我几句，以致我面红耳赤，血直往脸上涌。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转身走出了厨房，这时尼古拉向我使了个眼色，对母亲的举动解释说：
“她生气了……”
他在长凳上坐了下来，对我说女人一般来说总比男人爱发脾气，她们生性如此，并说好像瑞士有位颇有声望的学者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一点。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①也曾经阐述过这个问题。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尼古拉很喜欢开导我，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往我的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少了这些东西是无法生活的。我竖耳倾听他的开导，后来竟然把傅科 ①、拉罗什富科 ②和拉罗什雅克兰 ③混为一谈，当作了一个人，我也回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砍了谁的脑袋：是拉瓦锡 ④砍了迪穆里耶⑤的脑袋呢，还是恰恰相反，迪穆里耶砍了拉瓦锡的脑袋？这位热心的小伙子由衷地希望“能开导我成才”，他有把握地允诺我能做到这一点，可是他没有工夫，也没有其他条件来认认真真地开导我。年轻人那种自私自利和轻率浮躁的习气使他也看不见母亲是在怎样煞费苦心、精疲力竭地操持家务，而他的小弟，一个头脑迟钝、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这种情形就更觉察不到了。不过我早已悉心洞察出这位母亲做饭菜时的精打细算和分配食物时的良苦用心，我清楚地看见她精心巧妙的分配方法，每天既要喂饱自己家的两个孩子，也不能让我这个外貌令人厌恶、举止粗野的外来小伙子饿肚子。不消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打算去找点活儿干。每天一清早我就走出家门，免得待在家里吃闲饭，碰上恶劣天气，就去待在荒僻的火场遗址上的那个地下室里。那里，在倾盆大雨的哗哗声和大风的呼啸声中，我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气，这当儿我才顿然憬悟，上大学只是个幻想，当时明智点的做法是应该去波斯 ⑥。于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发苍髯的魔法师，能让每粒谷子长得有苹果那么大，每个马铃薯有一普特 ⑦重。总之，我为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想象出不少造福于民的善举。
①傅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②拉罗什富科（1613—1680），17世纪法国伦理作家。
③拉罗什雅克兰（1772—1794），法国将军。
④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⑤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
⑥伊朗的旧称。
⑦旧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那时我对去进行异乎寻常的冒险和建立伟大功绩已想入非非，沉湎其中。在生活艰难的日子里，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帮助，因为这种日子十分漫长，——我就越加浸沉于幻想之中。我并不期待外来的相助，也不指望碰上幸运的机遇，但是我渐渐磨练出顽强的意志，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觉得自己就越是坚强，甚至越是聪明。我自幼懂得，人就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到伏尔加河边的码头上去，在那儿挣个十五到二十戈比还算容易。在那儿，身处装卸工、流浪汉和下三滥中间，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块投入熊熊炉火中的铁——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在那里那些赤裸裸地贪得无厌和生性粗野的人们，常常在我面前悠闲地消遣娱乐——我喜欢他们这种对生活的恨，也喜欢他们对世上所有一切持讥笑、仇视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漠不关心。由于过去的种种直接经历，我不由得同这些人接近起来，向往加入到这伙放荡不羁的人中去。况且联想到我读过的布雷特·哈特 ①的作品和大量“低级趣味”的小说，越加激起我对这伙人的同情。
①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乡土派小说创始人之一。
过去是师范学院学生的职业小偷巴什金，是个身心受尽摧残、害肺痨病的人，他娓娓动听地对我说：
“你怎么总像个姑娘似的胆小怕事，畏畏缩缩，难道生怕损害名誉吗？名誉对一个姑娘来说，永远是一笔财富，而对你来说，只是一具枷锁。一头牛之所以老实，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
巴什金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脸刮得精光，活像个戏子，矮小的身子移动起来好似猫一样轻柔、灵活。他以导师和保护人的姿态对待我，我也看得出，他从心底里希望我在一生中有所作为并能得到幸福。他聪明过人，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基督山伯爵》 ①。
①《基督山伯爵》是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
“这本书里既有人生追求的目标，也有恒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谈起女人来简直津津乐道、喜形于色，衰弱的身子会发出阵阵痉挛；这种痉挛像是一种病态，不由得使我厌恶，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并觉得他讲得十分动听。
“女人啊，女人！”他动情地说，脸上的黄皮肤泛起了红晕，一对黑眸子闪耀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都愿意豁出去。女人跟魔鬼一样，不知道世上有罪孽！爱女人吧，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喽！ ”
他有讲故事的才能，也能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一些有关不幸的爱情的忧伤动人的小调，他编的小调在伏尔加河沿岸各城市纷纷传唱，比如，下面就是一首他编的广为流传的小调：
我人儿不漂亮，家境贫寒，
衣着破破烂烂，
就因为这呀，
谁也不会来娶我这个姑娘……
有一个行为不轨的人名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个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乐器演奏家一般的纤纤十指。他在郊外的舰船修造厂还拥有一爿小铺，挂着的是“钟表匠”的招牌，背地里干的却是给人销赃的勾当。
“佩什科夫，你可不要去学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一边神色庄重地捋捋白胡子，眯缝起一双狡诈、目光放肆无礼的眼睛，一边对我说。“我看得出：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看重的是精神需求。”
“精神需求是什么？”
“噢，重精神需求的人对任何东西都不会羡慕，只有好奇……”
这句话用来针对我，说得有点不确切，因为我常常对许多人和许多事羡慕不已；譬如说，巴什金单凭特别富有诗意的声调、料想不到的比喻和说话时表达方式的能力，就令我钦羡。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开头就是这样的：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像只待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似的，坐在偏僻的小城斯维亚日斯克 ①的一家客栈里。而外面，时值深秋十月，淫雨霏霏，秋风瑟瑟，犹如一个备受委屈的鞑靼人在拖长嗓音倾诉哀怨；诉怨没完没了，老是噢——噢——噢，呜——呜——呜……
①俄罗斯鞑靼自治共和国上乌斯隆区村庄，16世纪后半期至1932年期间为城市。
“……瞧，这当儿她来了，步履轻盈，一身艳装，好像旭日初升时的一片云彩，而她的眼神中却流露出她那自欺欺人的心灵纯洁。‘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嗓音说，‘我没有对不住你。’我明明知道她在胡说，却相信这是真情！凭大脑——我可以断定她在扯谎，可是从情感上来说，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这样！ ”
他述说时身子有节奏地摇来晃去，还稍稍眯缝起眼睛，不时地伸手抚摩胸膛。
他的嗓音低沉、喑哑，但句句清晰悦耳，宛如夜莺在歌唱。
我也钦羡特鲁索夫，他讲述起西伯利亚、希瓦 ①、布哈拉 ②等地的见闻来，津津有味，生趣盎然，对主教们的生活进行嘲笑和尖刻的讥刺。有一次他神秘地述说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③来：
①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小城镇。
②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城市。
③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年起为俄国皇帝。
“这个沙皇当皇帝十分在行！ ”
小说中常常有这么一种“坏蛋”，读者读到小说的末尾，他们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宽宏大量的英雄人物，我似乎觉得特鲁索夫就是这种人。
有时在闷热的夜晚，他们就渡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和灌木丛中去，在那儿一边吃喝，一边交谈各人的问题，但多半谈的是人生的纷繁复杂呀，人与人之间奇特的纠葛呀，谈的特别多的是女人。谈起女人来，他们总是满怀怨恨，满怀忧伤，有时候谈得倒令人感动，而且几乎总是流露出那么一种心情，仿佛要看透这充满人生料想不到的坎坎坷坷的黑暗世界。在星光黯淡的黑魆魆的夜空下，我跟他们在柳丛密布的、闷热的洼地里共度了两三个夜晚。这里由于靠近伏尔加河，潮气很大，黑暗中船上的盏盏桅灯的灯火，就像在向四面八方爬行的金灿灿的蜘蛛。在黑漆漆的峻峭的河岸上，闪烁着一簇簇、一串串的灯火，这是富足的乌斯隆村的小酒馆和住宅里透出的亮光。轮船的外轮片隆隆地拍打着水面，驳船上的船员在狼嗥似的拼命喊叫，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在敲击铁块，传来拖长声调的凄凉的歌声——不知什么人在倾诉哀怨——不禁给人们的心头倍添忧愁。
听到这些人的窃窃私语——他们在思索人生，诉说着各人的心事，几乎谁也不听谁的，更令人愁上加愁。他们在灌木丛中或坐或躺，抽着卷烟，偶尔并不贪喝地呷一口伏特加或啤酒，然后他们就陷入沉思，回想各自的往事。
“瞧，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匍匐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的叙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经常会有……”
“过去有过”，“现在还经常有”，“过去常有”，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似乎觉得今天夜里他们快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新事物了！
这种想法使我有意避开巴什金和特鲁索夫，可是我依然喜欢他们，而且从我的整个阅历来说，假使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是十分自然的。想跻身于社会上层和进大学念书的期望的破灭，又促使我去接近他们。在饥肠辘辘、憋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反对“神圣的私有制”，而且能干其他犯法行为。然而，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匡正着我不能脱离我应当走的正道。那时除了人道主义的布雷特·哈特的书籍和低级趣味的小说之外，我还读了不少内容正经的书——这些书激起我对某种虽然还模糊、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的向往。
在这个时期，我又结识一些新朋友，也得到一些新的感受。那时中学生们常来叶夫列伊诺夫宅子旁的空旷地上玩击木游戏 ①，其中有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他像个日本人，肤色黝黑，头发蓝莹莹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麻点，好像抹过火药似的。他老是乐呵呵的，玩游戏敏捷灵巧，与人交谈话语俏皮，他身上蕴藏着各种才能。他同几乎所有俄罗斯天才一样，就靠这种天赋生活，也不努力去发展和提高这种天赋。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对音乐有出色的鉴赏力，同时他喜爱音乐，也能熟练地弹奏古斯里琴、巴拉莱卡琴 ②，拉手风琴，可是不去尝试掌握更高级、演奏起来更难的乐器。他十分贫穷，衣衫褴褛，不过他那起皱的破衬衣、打满补丁的裤子，以及底儿磨出窟窿的靴子却与他的豪爽性格、强健身子的利索动作和大刀阔斧的作风相契合。
①俄罗斯的一种民间游戏，一方用木棒把对方摆在方圈内的木棒击出圈外，便算获胜。
②俄罗斯民间一种三弦的三角琴。
现在他像一个久患重病、刚刚从病榻上爬起来的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赏心悦目的，一切都使他觉得十分愉快，他常常像点着的花炮似的欢蹦乱跳。
他得知我处境困难，生活无着，就劝我跟他一起住，并可以为当个乡村教师作准备。于是我就住到“马鲁索夫卡”这个奇特而又热闹的贫民窟来了，大概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是一座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半塌的大屋子，好像它是由挨饿的大学生、妓女以及那帮受尽折磨而衰老无用的穷鬼们从房主手中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栖身于走廊里那通往阁楼的楼梯底下，那里放着一张单人床，而在走廊尽头的窗口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里有三个房间的门朝着走廊，两个房间里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里住着一位害肺痨病的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学生。他身材高大、瘦削，模样可怕，浑身长着火红色的坚硬毛发，肮脏的破衣服勉强遮住身子；从破衣的破洞里非常骇人地露出发青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两肋。
他似乎老是啃手指甲，把手指甲啃出血来。他日日夜夜地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停地低声咳嗽。妓女们认为他是个疯子，都怕他，可是出于怜悯之情，常常把面包、茶叶和方糖偷偷地放在他的门口。他见了，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东西，拿回自己的屋里去，一边像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直喘气。如果她们忘了，或者由于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吃的来，他就打开房门，冲着走廊嘶哑地喊叫：
“面包！ ”
他那双凹陷在发黑的眼窝里的黑眼睛，常常闪现着狂躁高傲的神气，他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偶尔有一个个儿矮小的驼子来找他，这驼子一条腿向外撇，在隆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斑白，一张阉人似的黄脸上常挂着狡黠的笑容。于是他们紧紧关起房门，接连几个小时默默无言地呆坐着，气氛显得极为宁静。只是有一天深夜，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嘶哑、愤怒的喊叫声把我惊醒了。
“啊，照我看，这就是监狱！几何就是牢笼，是的！是只老鼠笼，是的！是个监狱！ ”
驼子发出尖声刺耳的吃吃笑声，翻来覆去地老说着一句令人捉摸不透的话，可是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冷不丁吼叫起来：
“见鬼去吧！滚！ ”
他的客人赶紧跑到走廊里，一边嘟哝着、尖声叫骂着，一边用宽大的斗篷裹住身子，这当儿身材颀长、脸色令人害怕的数学系学生站立在门口，一只手的手指插在蓬乱的头发里，声音嘶哑地说：
“欧几里得 ①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可以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
①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以《几何原本》而闻名。
说罢，他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震得房间里不知什么东西哗啦一声掉了下来。
此后不久，我得知这个人原打算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证明，就一命呜呼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一个夜晚挣十一戈比。如果我来不及外出干活儿挣点钱的话，那我们俩一天只能买四俄磅①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方糖来充饥。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干活——我还要学习。我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攻读各门课程，那种无法解释、就得死记硬背的固定语法格式，尤其使我苦不堪言，我压根儿不会用老百姓那种生动活泼、机巧而又富有表现力的俄语来替代语法现象。幸好我很快就明白，我学这门课程“为时过早”，即使我现在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不够，我还是得不到这个位置的。
①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此处为1638克。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睡夜里，他睡白天。每当清早他熬了一宿而精疲力竭，带着更加阴沉的脸色和红肿的眼睛回来的时候，我马上跑到小酒馆去打开水——茶炊我们自然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坐在窗口，就着面包喝茶。古里常给我讲报上的新闻，读“红色多米诺”的酒鬼讽刺小品文作家的令人捧腹的诗作，古里对人生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令人惊异，我似乎觉得他对人生的态度，就跟那个买卖女式旧服装和兼做拉皮条生意的肥头大耳的婆娘加尔基娜一模一样。
古里是从这个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的那个栖身之地的。可是他付不出“房”租，只能以给她说说笑话，拉拉手风琴及唱几支悦耳动听的歌权当租金。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闪现出嘲笑的熠熠光芒。加尔基娜婆娘年轻时曾是歌剧院的合唱团成员，对歌曲十分精通，常常听得一串串泪珠噗噜噜地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滚落到这个贪杯和贪吃的女人那虚肿、发青的脸颊上，于是她伸出粗大的手指抹掉两颊上的眼泪，随后用一块肮脏的小手帕仔细地擦干净手指。
“嚄，古罗奇卡 ①，”她啧啧称赞道，“您真是个歌唱家呀！要是您长得再俊一点，我真会给您安排个好去处！要知道，我已经让多少个年轻小伙子去找那些生活孤独、心灵寂寞的女人消遣哪！ ”
①古里的昵称。
其中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就住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屋子里。他是个大学生，熟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宽胸脯，下身瘦削无比，整个身子看上去像个倒置的三角形，不过下方这个锐角稍稍折了一点——这大学生的一双脚很小，像女人的脚一样。而且他那紧缩在两个肩膀里的脑袋也很小，上面覆盖着一层鬃毛般的火红色头发，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上神色忧郁地瞪着一双凸出的绿眼睛。
他由于违背父亲的意愿，落得像条丧家狗似的在外忍饥挨饿，后来花了好大力气，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念书。不过随后他发现自己有副好嗓子，能唱低沉、柔和的男低音，于是又打算去唱歌了。
因为这事儿，加尔基娜才来找他，叫他去陪伴一位四十来岁的富商的太太。这位太太有一个儿子，正在念大学三年级，还有一个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商人的太太身子干瘦、胸脯扁平，腰板挺直，像个士兵。她的脸好似禁欲的修女一般冷漠，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凹陷在发黑的眼眶里。她常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裹一条旧式的丝绸头巾，两边的耳垂上挂着镶嵌着绿得刺眼的宝石耳环。
这个女人常常在晚上抑或一清早来找大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地瞅见，她倏地跳进大门，接着迈开坚定的步子朝院子走去。她的脸看上去令人害怕，嘴唇抿得紧紧的，几乎看不见，眼珠瞪得大大的，用命中注定要遭受苦难的忧郁眼神望着前方，让人觉得她是个睁眼瞎子。虽然不能说她长相丑陋，但是从她身上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种紧张的心情，这种紧张心态好像把她的身子拉长了，变得畸形了，面孔紧绷，十分怪异。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真是个疯子！ ”
大学生厌恶这个商人的太太，一直躲着她，而她像个毫无怜悯之心的讨债鬼和密探，老是盯着他不放。
“我可是个薄脸皮的人哪，”有一天大学生喝了酒，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学唱歌呢？就我这副模样，人家也不会让我登台演唱，肯定不会的！ ”
“那你就把这码子事了了吧！”普列特尼奥夫劝导他。
“嗯。但是我又可怜她！我忍受不了她，然而又可怜她！假使你们能知道她是如何盯着我的就好了，唉……”
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一天夜里，这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低沉、颤抖的嗓音向他央求道：
“看在基督分上……我的小心肝！唉，看在基督分上！ ……”
这个女人是家大工厂的老板，拥有房产和马匹，她曾为产科进修班捐赠过几千块钱，但是她平时像个乞丐，乞求男性的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