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人从窗台上俯下身来问我：
“您就是做面包的佩什科夫？我是费多谢耶夫 ①。我们真该认识一下。说实在的，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这场吵闹要持续很长时间，得不到什么益处。我们还是走吧，怎么样？”
①尼·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888年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与列宁有书信来往，后死于流放。
过去我已听说过费多谢耶夫这个人，说他是个十分正经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因而现在我喜欢他那张有一对蓝眼睛的、苍白而又神经质的脸。
我们俩走在田野上，他问我在工人当中是否有熟人，我在读什么书，是否有很多空闲时间。他顺便对我说：
“我听说过你们那爿面包铺，奇怪的是您竟在那儿干碌碌无为的琐事。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有些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干那些事没什么意义，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述说，十分欣喜，紧紧握住我的一只手，露出粲然的微笑。他对我说，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别的地方，要三个星期，等他回来后，他再告诉我，我们怎样以及在哪儿见面。
面包铺的生意十分红火，可是我个人的状况却越来越糟。搬到新面包铺后，我干的活儿越来越繁多。我既要在面包铺里干活，又要去送货上门，送私家住宅，送神学院，送“贵族女子中学”。那些女学生往往趁在我篮子里挑甜面包的当儿，悄悄塞给我小字条，在这些小字条上我常常惊异地看到用半稚气的笔迹所写的恬不知耻的话。在这帮性格开朗、衣着干净、眉清目秀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面包篮一边滑稽地做鬼脸，一边用粉嫩的纤手挑拣白面包的时候——我瞧着她们，竭力猜测——我觉得纳闷，是哪些人给我写这种厚颜无耻的字条的呢？我想，也许她们还不懂这些话的下流含义。由此，我不禁回想起那肮脏的“逍遥宫”来。
“难道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从那些逍遥宫一直延伸到这儿来了？”
一天，有个胸脯丰满、头发乌黑、扎着一条粗发辫的女学生在走廊里拦住我，急急忙忙地轻声说：
“我给你十戈比，你帮我把这封便函照地址送去。”
她那双温柔的黑眼睛里满含着泪水，瞅着我，紧紧咬住嘴唇，而这时她的双颊和耳朵通红通红的。我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十戈比，接过便函，把它送去，给了一个高等法院的司法人员的儿子、脸上泛着肺痨病红晕的高个儿大学生。他收下便函，一声不吭、若有所思地掏出一小把铜币数起来，准备给我五十戈比作报酬。听到我说不要报酬后，他又把钱放回裤袋，可是没放进去，铜币哗啦啦全撒落在地板上了。
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瞧着这些五戈比和七戈比的铜币往四下滚去，使劲搓两手，搓得指关节喀喀直响，一边吃力地喘着气嘟囔道：
“现在可怎么办？哦，再见吧！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想出什么主意来处理这件事，但是我十分可怜那位贵族小姐。不久，她便从那所贵族女子中学消失了，十五年后我又遇见了她，那时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已害了肺痨病。她说起世上的各种事情，就顿生人生遭受屈辱的难以平复的怨恨。
就这样，我送完面包就去睡觉，傍晚再到面包作坊来干活，到半夜时分把刚出炉的新鲜面包送到商店去。面包店坐落在市立剧院附近，每晚散场之后，观众总是顺路到我们这儿来吃热面包。然后我还要揉好论斤卖的面包和法式白面包的面团，凭两只手揉好十五至二十普特面粉的面团，这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啊。
回头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接着又要去送面包了。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不过这时我已有强烈的愿望，要向人们播撒“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我善于与人交往，故事讲得也很生动，我的想象是由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读的书激发出来的。我用不着花费很多精力就能把日常生活中的实例编撰成有趣的故事，故事中别出心裁地贯穿着那条“看不见的线”。我与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们都相熟；跟我特别接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他几乎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厂都干过活，是个天生聪慧、性格不安分的人。
“我在世上转悠了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谢 ·马克西梅奇，我的小精灵，新流浪儿啊！”他用低沉的嗓音说，一副黑眼镜后面的那双害病的灰眼睛含笑盈盈。这副眼镜的镜架是他自己用铜丝做的，戴久了，鼻梁上和耳后都留下斑斑绿铜锈。大家之所以管他叫“德国佬”，是因为他平时刮胡子总喜欢像德国人那样留一小撮唇髭，在下嘴唇下留一绺浓密的灰白胡子。他中等个儿，阔脸膛，生性愉快而又满怀悲愁。
“我喜欢到马戏场去，”他把长有疙瘩的光秃秃的脑袋往左肩一斜，说。“马本是畜生，人们是怎样把它们训练出来的呢？真令人感慨。我钦佩地望着那些畜生，心里想：嗯，这么说，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在那里马戏演员是用糖块把畜生驯得服服帖帖的，嗯，当然我们会到小铺去买糖块。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灵魂，需要糖块，而糖块就是抚爱！也就是说，小伙子，我们对待人要和蔼可亲，而不应当像我们现在这样冷酷无情，你说对不？”
他自己待人并不和蔼可亲，与人说话常带半鄙视半讥笑的口吻；与人争论时，言语简短，声音高亢，大有非要压倒对手不可的气势。我跟他最初的相识是在一家啤酒馆里，那时人们正打算揍他，而且已经揍了他两下，我走去把他拉走了。
“您被打疼了吧？”在下着牛毛秋雨的黑暗中，我跟他走着，一边问道。
“哦，这算得了挨揍吗？”他淡然地说。“等等，为什么你跟我说话称呼我‘您’呢？”
从那时起，我们就熟悉了。起初，他常常尖刻、机巧地讥笑我，不过我对他讲了我们生活中那条“看不见的线”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之后，他就若有所思地惊叫道：
“你呀，不蠢，真的不蠢！我这么说对不对？……”于是他像个长辈似的对我亲切起来，甚至叫我名字时还加上父称。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亲爱的小兄弟，你的看法是对的，可是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不会有好处……”
“您信不信？”
“我现在是一条短尾巴的丧家狗，而平民百姓则是拴着链条的看家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粘着许多带刺的杂草：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且每条狗都十分喜爱自己的狗窝。别人不会相信的。当初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①里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谁冲在前面，谁就会被砸破脑门子，而脑门子可不同于屁股，一旦砸破了，那可够受的。”
①俄国莫罗佐夫家族的一家纺织厂，坐落在尼科利斯科耶（今奥列霍沃祖耶沃市）。1885年1月发生工人罢工，遭武力镇压，约六百名工人被捕。
不过，自从结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一个害肺痨病、会弹吉他、熟知《圣经》，但是拼命否认上帝的存在的工人——以后，他说起话来就跟以前有点儿不一样了。雅科夫时常一边随地咯着血，一边坚决而又狂热地证实说：
“第一，我绝不是‘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 ①，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而且也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真的，不是心地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许知道，但无力相助，或许有能力相助，但又不愿意相助。第三，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慈悲为怀的，说白了，上帝是不存在的！这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连整个生活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一切蒙骗不了我！ ”
①出自《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鲁布佐夫乍一听，惊得目瞪口呆，接着又气得脸色铁青，破口大骂起来，不过这当儿雅科夫庄重地援引《圣经》中的一句话，就降服了他，使他马上住了口，琢磨着蜷缩起身子。
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简直令人害怕。他的脸黑黝黝的，瘦瘦的，头发像茨冈人那样卷卷的，黑黑的，发青的嘴唇里显露出狼一般的牙齿。一双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盯着对方的脸，这种凶狠、逼人的目光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这很像躁狂病人的眼睛。
离开雅科夫后，鲁布佐夫郁郁不乐地对我说：
“在我面前还没有人反对过上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什么样的话我都听到过，可是没听到过这种话。不消说，这个人在世上活不久了。唉，真可惜！他自身已经烧到白热化的程度了……有意思，老弟，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跟雅科夫热乎起来，浑身热血沸腾，激动不安，不时地伸出手指揉揉害病的眼睛。
“那——那么，”他笑嘻嘻地说，“就是说，让上帝靠边站了？我的小兄弟，关于沙皇，我还是这么一句话：对我来说，沙皇不碍大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一些老板们身上。我同哪位帝王都能讲和，哪怕是同沙皇，哪怕是同伊凡雷帝都行：既然你愿意，那你来坐宝座，来当皇帝吧，只要能让我去处治老板，那就行！你下令让我去用金链子把老板拴在皇帝的宝座上，我会对着你做祈祷……”
有一天，他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小册子，对我说：
“书中所写的——完全对！”
最初见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时，他问我：
“这是谁给你写的？写得完全正确。你就转告他，说谢谢他啦 ①。”
①指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作者注
鲁布佐夫对渴求知识是永不满足的。他经常极其仔细地听沙波什尼科夫大肆亵渎上帝的话，接连几个小时听我讲述一些书中的故事，时常会乐得仰着头，弯起脖子，纵声大笑，并且大声赞叹道：
“人的脑子真灵敏啊，嚄，真灵敏啊！ ”
他自个儿读书很吃力，因为一双害病的眼睛不好使，可是他也知道许多天下事，这常使我觉得惊异。一天他对我说：
“德国有一个异常聪明的木匠，国王本人都常常请他去出谋划策。”
我进一步问下去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倍倍尔 ①。
①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因捍卫巴黎公社和批评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而被监禁约六年之久。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呀，”他一边简短地回答，一边用小指搔搔长有疙瘩的脑袋。
沙波什尼科夫对生活的艰难和忙碌并不在意，一心一意只想消灭上帝，嘲笑神职人员，尤其憎恨修士。
有一天鲁布佐夫和气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尽对上帝大叫大嚷呀？”
他顿时更加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除了上帝，还有什么能妨碍我的生活，啊？我信仰上帝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对上帝一直诚惶诚恐。什么事都忍着，不许争辩。一切由上帝安排。日子过得不自在。自从我读到《圣经》，这才发现：这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尼基塔！ ”
说着，他一边挥动着一条胳臂，仿佛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地说：
“瞧，由于这事儿，我快未老先死喽！ ”
那时我结识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人，还常常跑到谢苗诺夫的面包铺去看望老伙伴们。他们兴高采烈地接待我，很乐意听我讲各种事。不过鲁布佐夫住在舰船修造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鞑靼区，彼此相距有五俄里，所以我难得能见到他们。他们来看望我也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接待客人的地方，再说新来的面包师、一个退伍士兵，跟宪兵们很熟悉。宪兵队的后院紧挨着我们面包铺的院子，威风凛凛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围墙来我们这儿，——来为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和为自己买黑面包。况且别人还提醒我不要过分“抛头露面”，以免引起别人对面包铺的过度注意。
近来我发现我的活计快干不下去了：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人们不考虑生意的好坏、随意从钱柜里取钱的情况，以致有时候没钱买面粉了。杰连科夫捋着胡子，苦恼地笑着说：
“我们要关门停业啦。”
他的日子也过得很糟：火红色鬈发的娜斯佳已经怀孕，老是像只凶狠的猫似的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瞪着两只绿眼睛生气地瞧着周围的一切，瞧着屋里的所有人。
她走起路来直往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看见他在她面前似的；安德烈只是歉意地莞尔一笑，给她让路，随后叹一口气。
有时候安德烈向我抱怨：
“一切都乱了套。大家见什么拿什么，太不像话了。我刚替自己买了半打袜子，一会儿就不见了！ ”
说起袜子的事，确实令人发笑，但是我没有笑，因为我看着这个朴实无私的人在怎样艰难地支撑着铺子，竭力在做好这桩有益的事业，可是周围的人们对他的这种事业持轻视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还进行破坏。杰连科夫并不指望得到他所效劳的那些人的感谢，但是他有权利要求他们对他更关注、更友好，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垮了，父亲由于宗教信仰的压抑，得了忧郁症，小弟开始酗酒，跟姑娘们厮混起来，妹妹的举止变得像个陌生人似的，显然，她与那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不愉快 的浪漫情事已经告吹。我经常发现她两眼哭肿了，我心里不由得憎恨起那个大学生来。
我似乎觉得我喜欢上了玛丽娅·杰连科娃。我又喜欢上了我们店铺的女售货员娜杰日达 ·谢尔巴托娃，一个嫣红的嘴角上一直挂着温和的微笑、胖乎乎的红脸姑娘。我真的在恋爱了。我的年龄、性格及纷繁复杂的生活使得我要去同女性交朋友，这么做与其说是过早，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很需要女性的抚爱，哪怕得到女性友好的关心也好。我也需要坦率地说说自己的心里话，需要别人和我一起清理茫无头绪的思想，以及错综复杂的感觉。
可是我还没有结交知心朋友。那些把我看作一块“待加工的好料”的人，都得不到我的好感，也不能使我对他们坦诚相见。每每我对他们说起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时，他们就马上劝我说：
“得啦，别说了吧！ ”
昨天古里·普列特尼奥夫遭到逮捕，随后被押送到彼得堡的“十字架”狱 ①去了。这个消息是尼基福雷奇今天大清早在街上遇见我时头一个告诉我的。他若有所思地、得意扬扬地朝我迎面走来，胸前挂满奖章，仿佛刚受检阅回来，然后把手举到帽檐边，默然从我身旁走过去了，但是他立时又停下脚步，气冲冲地朝着我的后脑勺说：
①1892年至1917年对彼得堡监狱（就其建筑物形状）的俗称。
“昨天夜里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被捕了……”
接着他摆了一下手，一边四下打量着，悄声补了一句：
“这个年轻人算是完了！”
我似乎看出他那狡诈的眼睛里闪现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预料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捕的，他本人曾为此警 告过我，并奉劝无论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去跟他相会，他跟鲁布佐夫的交往同跟我的交往一样，也是十分友好的。
尼基福雷奇眼睛瞧着脚下，一边烦闷地问我：
“你怎么不常到我那里去啦？……”
晚上我到他那里去了，他刚睡醒，正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妻子玛丽娜弯腰曲背地坐在窗口，在缝补裤子。
“事情原来是这样，”岗警搔搔长着像熊一样的长毛的胸脯，沉思地瞧着我，开腔道。“他给逮捕了。在他那里搜到一只锅子，他就是用这只锅子熬油墨，印反对皇帝的传单的。”
说着，他往地板上啐了一口，怒气冲天地对妻子嚷嚷道：
“把裤子给我！ ”
“马上缝好了，”她没抬起头，回答。
“她怜悯他，为他哭泣，”老头儿用目光示意他的妻子，说。“我也为他惋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反对皇帝呢？”
他穿起裤子，一边对妻子说：
“我出去一会儿……你快去烧茶炊。”
他的妻子依然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可是等他消失在门后边之后，她倏地掉转身来，握紧拳头伸向门口，从龇着的牙缝里恶狠狠地说：
“哼，老不死的家伙！”
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的眼圈边几乎布满了大块乌青。她跳起身来，走到炉子跟前，一边朝茶炊俯下身子，一边低声说：
“我非要蒙他一下不可，蒙得他嗷嗷大叫！像狼一样嗥叫。你可别信他的话，一句话也不能相信！他不会放过你的。他在胡扯，他谁也不可怜。他像个捕鱼的。你的情况他全都知道。他就靠这一手吃饭。他的嗜好就是抓人……”
她走到我紧跟前，用乞求的口吻说：
“你对我表示一下亲热好吗，啊？”
我原本不喜欢这个女人，可是她那只眼睛如此凶狠、如此忧愁地望着我，以致我只得搂住她，抚摩起她那乱蓬蓬、油光光、有点硬的头发来。
“眼下他在监视谁？”
“他在监视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旅馆里的一些人。”
“你不知他们的姓名吗？ ……”
她嫣然一笑，答道：
“瞧，我要告诉他，你在向我打听什么！他回来了……古罗奇卡就是他打探来的……”
说着，她赶忙跳到炉子跟前去了。
尼基福雷奇拿来一瓶伏特加、一瓶果酱和一些面包。于是大家坐下来喝茶。玛丽娜坐在我旁边，特别热情地款待我，不时地用那只好眼睛瞧着我的脸。这时她的丈夫又训导起我来：
“那条看不见的线隐藏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瞧，能把它扯掉，能把它铲除吗？沙皇就是人民的上帝！ ”
这当儿他冷不丁问我：
“哎，你读过很多书，那福音书也读过吧？嗯，怎么样？依你看，那里面说的全对吗？”
“我不知道。”
“照我看，那里面说的尽是废话。而且还不少呢。比如，说到穷苦人，那里面说穷苦人是有福的，穷苦人怎么会有福呢？这简直有点胡扯。总而言之，那里面有关穷苦人的话很多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得把生来就穷苦的与后来变得穷苦的区别开来。生来穷苦的，这原本就很糟！而后来变得穷苦的，也许是种不幸。应当这么来看待它们的不同。这样才更好。”
“为什么？”
他用探询的目光瞅着我，沉默不语，然后条理清晰、郑重其事地说起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福音书中有许多怜悯人的话，而怜悯却是有害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怜悯就要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身上投入巨大的花销。要办什么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等等。其实应当帮助那些身体结实、健康的人，让他们把力气用在刀刃上。可是我们却常常帮助孱弱的人，难道能把身子虚弱的人变成身强力壮的人吗？由于干这种无谓的事，强壮的人也会变得虚弱，那孱弱的人就会骑到他们的脖子上。瞧，这就是要研究的现象！有许多情况应当重新考虑。必须明白：生活早已摒弃了福音书中写的一套，生活走的是自己的路。你瞧，普列特尼奥夫为什么会完了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在向穷人施舍，而大学生却在遭罪。这难道是合理的吗，啊？”
我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露骨地表达这种思想，虽说以前也常常听到。这种思想比我料想的更具生命力，传播得更广。过了七年光景，当我读尼采的书的时候，又清晰地回想起喀山岗警那套哲学。顺便说说：我在书本里很少读到那些我在以前的生活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思想。
这时这个专职“捕人”的老头儿还一个劲儿地往下说，一边和着语调用手指敲着托盘的边沿打拍子。他那干瘦的脸严厉地皱起了眉头，但是眼睛没看着我，而是看着擦拭得镜子般锃亮的铜茶炊。
“你该去啦。”妻子提醒他两次了，他还不理会，只是滔滔不绝地按 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蓦地，他换了个新话题，弄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这小伙子不傻也不笨，又识文断字，难道就只配做面包师吗？要是你再为沙皇帝国效劳的话，那挣的钱就不会少了……”
我边听他说边在思忖，如何赶快去向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我的那些熟人报个信，说尼基福雷奇正在打探他们。在那儿的旅馆里住着一个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谢尔盖·索莫夫。关于他人们给我讲述过许多有趣的故事。
“有头脑的人应当紧紧团结起来，就像蜂箱里的蜜蜂，或者蜂窝里的马蜂。那沙皇帝国……”
“瞧，九点钟了，”妻子又提醒他。
“真见鬼！ ”
尼基福雷奇边扣制服纽扣边站起身来。
“嗯，没关系，我坐出租马车去。再见，老弟！常来走走，不必客气……”
我走出岗亭小屋的时候，暗暗打定了主意，往后再也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老头使我觉得反感，虽然他也很有意思。他说的那些类似摒弃怜悯的话令人焦虑不安，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觉得那些话颇有几分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话竟出自一个岗警之口。
人们常常对这个话题进行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看法使我格外激动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