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冬天，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呆在山庄疗养院里——冬天还有一些残余的日子——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因而最后还能同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一起到弗吕埃尔山谷作一次值得纪念的漫游，并到那边去观看瀑布……说什么“最后”？难道他以后不再住下去了吗？不错，不再住下去了。那么他离开了吗？——是，也可说不是。——为什么是或不是？请别穷根究底了！到头来自会明白的。齐姆森少尉已经死了，更不必提没有像他那么值得尊敬的其他许多跳死神舞蹈的人了。那么含糊不清的皮佩尔科尔恩已被恶性的热带病夺走了？——不，并非如此，可你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耐心？什么景象都不会一下子出现，生活的原则和讲故事的原则是应当遵守的，上帝赐予人类的认识形式毕竟是不能违抗的！至少，我们要在我们故事性质的允许范围内，给时间以尽量多的光荣！事实上，我们对时间已不再十分重视，什么都搞得乱哄哄的！如果这个字眼显得过于喧闹，那么，可以说它像风那样地飘走了！时钟的小指针在计量我们的时间，它在滴滴答答地走，仿佛在计量每一秒钟光阴，当它每一次不动声色地、永不休止地经过它的刻度时，天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到这儿山上已有好几年了。我们的头天昏地转，这是一个噩梦，尽管梦里没有鸦片和大麻，而道德家是会非难我们的。然而，我们拿多少理智的神圣性和逻辑的尖锐性故意同不道德的朦胧状态作对呀！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花了很多笔墨同纳夫塔先生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打交道，而不大同含糊不清的皮佩尔科尔恩周旋——这样自然会导致一个比较，它在各方面，特别在规模大小方面，归根结蒂都必然有利于这位迟迟来到的人物。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这时他躺在自己的住所，暗自承认那两个争夺他可怜灵魂的雄辩的教育者和皮特·皮佩尔科尔恩相比，简直是侏儒而已，因而他真想像皮佩尔科尔恩上次在威风凛凛地饮酒时打趣似地称呼他那样，称他们是“饶舌者”。此外，炼金术的教育家使他能与这个地地道道的人物保持接触，也使他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人物是肖夏太太的旅伴，因而是出现在舞台上的一个强大干扰因素——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作判断时不允许失误的一个要点。我们重复一遍：在他对这个人所怀的真诚、充满尊敬、有时即使是有些大胆的相当大的同情中，他不使自己的判断失误——哪怕这个人同肖夏太太共同使用一只旅行箱，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谢肉节之夜曾向她借过一支铅笔。这就是他的为人之道——尽管我们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圈子里的许多男男女女对汉斯的这种“麻木不仁”抱有反感，宁愿看到他对皮佩尔科尔恩持憎恨和规避的态度，内心暗暗叫他一声“老蠢驴”和“说话含糊不清的酒鬼”。相反地，汉斯在他的间歇性寒热发作时却去看他，坐在他的床沿，跟他聊天——“聊天”这个词自然只是汉斯自己词汇中的用语，而不是庄严的皮佩尔科尔恩的用语——，同时怀着有教养的青年的那种好奇心，听凭自己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所左右。他就是那样行事的；我们说明这件事，并不顾虑到人们会因此联想到费尔迪南特·韦泽尔这个人来，他过去曾为汉斯·卡斯托尔普代拿大衣。这种联想是不在话下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韦泽尔。他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他也不是什么“主人公”①，那就是说，他对男人的关系并不由女人来决定。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把他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好些，也不更坏些；忠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断言：他干脆不赞成——不是自觉地和明确地，而是天真无邪地不赞成——让自己在对同性的判断力方面受到任何传奇小说的影响。对男性世界有益的生活经历，他也置之度外。这也许会引起女人们的不快，我们知道，肖夏太太不由自主地为此动了气，而且终于脱口说了一些尖刻的话，我们以后将要述及。不过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才使他成为教育者论争时的合适对象。
①原文“Held”在德文中既可解作“主人公”（指小说中的主角），也可解作“英雄”。
在玩纸牌和喝香槟酒那个晚上的第二天，皮特·皮佩尔科尔恩就躺在床上病得很厉害，这是不足为怪的。凡是参加那次时间拖长而又十分紧张的晚会的人，差不多都病倒了，连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不例外。他头痛甚剧，但病痛阻止不了他前去探望昨天的那位东道主。他在二楼走廊上遇见了马来亚男仆，要求见一见皮佩尔科尔恩，对方随即表示欢迎。
他穿过一间同肖夏太太的卧室隔开的客厅，走进荷兰人那间有两张床的卧室。他看到这个房间十分宽敞，陈设也很精致，比山庄疗养院一般病室都要华美。室内有缎面靠背椅和弯脚的桌子，地上有一块软绵绵的绒毯。眠床也不是一般医院里的病床，气派十分豪华，用抛光的樱桃木制成，床架的配件是黄铜质的。两张床有一个共同的天盖，而没有床幔——它只是一个遮蔽两张床的一个小小的华盖。
皮佩尔科尔恩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在红缎羽绒被上放着书籍、信札和报纸。这时他正架起一副高高的角制夹鼻眼镜在读《电讯报》。他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套咖啡用具，而床头柜上则放有一瓶已喝剩一半的红葡萄酒——这就是上一天晚上喝的天然烈性的葡萄酒——和一些药瓶。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稍稍感到惊讶的是，荷兰人没有穿白衬衫，而是穿一件在手腕处用纽扣、无领子的长袖毛线衫，毛线衫结得圆鼓鼓的，套在这位老年人宽阔的肩膀上和壮实的胸脯上十分合身。穿着这样的衣服，他枕边那个雄伟的脑袋就显得更加突出，没有市民阶层的一点俗气，使人们感到他既有劳动民众的风度，又像一座永垂不朽的胸像。
“太好了，年轻人，”他一面说，一面抓住角制夹鼻眼镜的腿，把眼镜拿下。“别客气——一点儿也别客气。要正好反过来才行。”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友好而又生动活泼地同他聊天，而皮佩尔科尔恩则用一些花妙的断断续续的话和动人心弦的手势作为回答。看到他时，汉斯竭力掩饰内心的惊异，当然惊异中掺杂着同情心；而这种惊异本来是应该用真心实意的赞美来代替的。他的脸色不好，有些发黄，看去十分衰弱，备受疾病折磨之苦。天快亮时，他的病发作得很厉害，他那疲劳不堪的神色同上一天晚上的纵酒狂饮有关。
“我们昨天可真痛快——”他说。“不，不是这么说，应当说又糟糕，又痛快！不过您倒是——好样的，您居然没有什么——只是像我那么一把年纪，身体情况又糟——我的孩子，”这时肖夏太太正好穿过客厅走了进来，他就转向她，用温柔而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话。“什么都很好。不过我向您重复说一句：最好留心能加以防止……”说这些话时，他的脸色和嗓音都出现了某些大发雷霆的征兆。人们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人们要认真地干涉他的饮酒，估量他的谴责的不合理性和非理智性，那么一场暴风雨就可能发作。大人物也许往往是这样的。他的旅伴肖夏太太同已经站起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了招呼，走了过来。她没有跟他握手，只是报以微笑，而且示意要他仍旧“别拘束地”坐着，而对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则暗暗地、心照不宣地向他表示，要他“对此别担心”……她在房间里收拾这个，张罗那个，并吩咐仆役将咖啡用具端走，后来又出去一会儿，不久又轻手轻脚地回来，站在一旁插几句话，或者可以说是——如果我们能把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得到的不很确切的印象说出来——在稍稍监护他。当然啰！难怪她伴着一个大人物回到山庄疗养院来。可是当这个在疗养院里久久等着她的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怀着像一个男子汉对另一个男子汉那样内疚的心情表示敬意时，她又马上显得惴惴不安，甚至机智地作出“别拘束”和“别担心”的表示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微微一笑。他俯下身子不让别人看到它，而内心却喜不自胜。
皮佩尔科尔恩打开床头柜上的酒瓶，为汉斯斟上一杯红葡萄酒。在目前情况下，荷兰人认为最好能把昨夜中止的事情接续上去，这杯起泡的葡萄酒和汽水的作用不相上下。他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碰杯，汉斯一面饮酒，一面望着他那只斑斑点点的、指甲长长的船长的手，他身上毛线衫的一排钮子在手腕那儿扣紧。他的手举起杯来，放到裂开的厚嘴唇边，于是他那像工人或胸像那样的喉咙就把葡萄酒咕噜咕噜地咽了下去，咽时喉结忽上忽下。他们还谈到床头柜上的药品，这是一种棕色的液体，皮佩尔科尔恩遵从肖夏太太的劝告，从她的手里服了满满一调羹。这是一种解热剂，主要成分是奎宁。皮佩尔科尔恩要他的客人稍许尝尝这种药富有特征性的苦涩而有香气的滋味，而且对奎宁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说它不但对消灭细菌有奇效，有良好的解热作用，而且由于能滋补强身而受到推崇。它能抑制蛋白质的代谢作用，改善营养，总之，它是一服真正的提神剂，是一种出色的强壮剂、刺激性和活力剂，同时也是一种陶醉剂，人们喝了以后有些醉醺醺的，他说，说时他的手指和脑袋像上一天那样做出诙谐的动作来，神态又像手舞足蹈的异教祭司了。
不错，金鸡纳树皮是一种了不起的物质！我们欧洲的药物学了解它的性能，还不到三百年时间；而作为金鸡纳树皮的有效成分的生物碱，也就是奎宁，人们发现其化学机理——并最终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分析——也不到一百年工夫。到现在为止，化学对其性质尚不能说已能完全阐明，或者说可以进行人工合成。我们的药物学还不能厚着脸皮地自诩了解奎宁的各方面知识，因为跟奎宁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药物学对物质的力的作用固然有所认识，不过精确地说，这种作用究竟归因于何方，却往往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年轻人想了解毒物学，那么在决定所谓毒素作用的基本性质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提供任何情况。蛇毒就是其中一例，人们所能了解到的不外是：这种动物性物质只是蛋白化合物的一种，由各种各样的蛋白体组成，只有靠一定的结合方式——也就是说，结合方式一点也不明确——才能产生极为强烈的作用。这种蛋白化合物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引起反应，人们对这种反应只会惊诧不止，因为人们是不习惯把蛋白质看成为毒物的。可是皮佩尔科尔恩从枕边抬起头来，瞪起苍白的眼睛，扬起额头的皱纹，伸起长矛般尖尖的指头（伸时还露出了手上的戒指）说，就物质世界而论，物质始终处于生命和死亡的交替过程，大麦茶①和毒药不分彼此，药物学和毒物学是一样的东西，人们能用毒药治病，能促进生命的物质，有时转瞬间能一下子置人于死地。
①一种药物。
他谈起大麦茶和毒药时，劲头十足，而且一反常态，说得有条有理。汉斯·卡斯托尔普侧起脑袋倾听着，连连点头，他关注的倒不是谈话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他似乎心中有数），而是如何默默地探索那个人物所发挥的作用；说到底，那人的作用正像蛇毒的作用一样，无法解释清楚。动力学，皮佩尔科尔恩说，是物质世界的一切，别的各种东西都完全受它的制约。奎宁也是医疗上的一种毒药，首先它是作用强烈的物质。服了四克会使人耳聋，眩晕，呼吸急促，会像阿托品①那样引起视觉障碍，又会像酒精那样把人醉倒。制造奎宁的药厂里，工人们眼睛发炎，嘴唇肿胀，皮肤也会受到感染。皮佩尔科尔恩又从金鸡纳树，也就是奎宁树讲起，说到南美洲连绵的山脉中的原始丛林，这种植物生长在那边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它的树皮名叫“耶稣会粉末”，最近才运到西班牙，而南美洲当地的土人早已知道这种树皮的功效。他谈起爪哇的荷兰殖民当局规模宏大的金鸡纳树种植业，在那里，每年有几百万磅一卷卷的金鸡纳树皮（它的颜色微红，外表同肉桂差不多）用船舶运至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种树皮，这种木材的树皮组织，从表皮和形成层，据皮佩尔科尔恩说，也差不多具有特异的动力学性能，既能为善，也能作恶。有色人种所拥有的医药知识，远远较我们西方人为多。在新几内亚东面为数不多的几个岛屿上，年轻人从某种树木的树皮上提取媚药，这树也许是一种毒树，属于爪哇的见血封喉②一类，它像“曼察尼拉”树一样会散发出某种毒气，使周围的空气受害，还会使人畜陷入昏死状态。他们把这种树的树皮磨成粉末，把这种粉末混合在小片的椰子果实里，然后将混合物包在一张叶子里烘烤。他们把混合物的液汁喷洒在正在睡觉的、对异性冷淡的女人的脸上，一经喷洒，女的对对方就春情大发。有时是这种树的根皮在起作用，例如马来群岛一种名叫“斯特利希诺斯·丢德”的攀缘植物的根皮，当地土人从这种植物中制出一种名叫“见血封喉拉查”的药物，制造时再加上蛇毒。这种药例如可以涂在箭头上，一旦射在人体上，进入血液，就立刻丧命。但谁也无法告诉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他所清楚的，只是“见血封喉”同马钱子碱血缘相近……接着，皮佩尔科尔恩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不时用轻微地颤抖的船长般的手举起酒杯凑向他裂开的嘴唇边，大口大口贪婪地喝，似乎很渴。他谈起科罗曼迪海岸③的马钱树，从这种树里生长出一种橙黄色的浆果，也就是“马钱子”，从中可提取一种名叫“马钱子碱”的作用极其强烈的生物碱。他压低了嗓音，扬起了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轻声地谈论这种树上灰色的丫枝，一簇簇闪亮的叶子和黄绿色的花朵，因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后，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种树木阴森可怖、色彩斑驳的歇斯底里式的影子，他不由感到毛骨悚然。
①药品名。
②一有毒植物。
③是印度南部的海岸。
这时肖夏太太也插话了，她说谈话多了会使皮佩尔科尔恩疲倦，这可不好，以后又会发起热来；尽管她不愿打扰这次的会晤，但这一回谈话就此收场，汉斯·卡斯托尔普得谅解她才是。他当然照办了。不过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当皮佩尔科尔恩的间歇热发过后，他还是经常坐在这位有帝王之相的男人的床边，而肖夏太太则在室内走来走去，监听他们的谈话，有时也插上几句。在皮佩尔科尔恩不发烧的日子里，他一天好几小时同汉斯和他的那位饰有珍珠的女旅伴一起消磨光阴。荷兰人在不用卧床时，很少错过机会在正餐后将山庄疗养院一小部分病友（人马常常在换班）聚集起来，一起玩牌喝酒，还进行其他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他们的活动地点有时像第一回那样在叙谈室，有时在餐厅里，汉斯·卡斯托尔普通常坐在那位懒洋洋的肖夏太太和魁伟的荷兰人中间。有时他们甚至一起在户外活动，他们一块儿散步，开始时参加的有费尔格先生和韦泽尔先生，不久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参加了。这两个人是思想上针锋相对的论战对手，不肯错过机会不碰头。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有幸让这些人跟皮佩尔科尔恩、最后跟克拉芙吉亚·肖夏结识，完全不顾这两个争论不休的人对这样的结识和联谊是否欢迎。他暗自相信，这两个人为了贯彻他们的教育主张，需要有一个对象，他们宁愿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随从，而不愿在这个人面前放弃解决矛盾的打算。
这样一个想法他并没有错儿：他那杂七杂八的一群朋友对过去相互不习惯的事至少会习惯起来。在他们中间，当然存在着紧张、陌生感，甚至有潜在的敌意；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这位无足轻重的主人公竟能成功地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我们所能作出解释的是：汉斯这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亲切而圆滑，人家都认为他是“值得听从的”，我们可称之为“融合力”，它不但把各种迥然不同的人和人物汇聚在他的身边，而且一定程度上甚至将他们自己结合在一块儿。
在这些人物的相互关系方面，变化又是多么惊人啊！要把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线索一下子理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却是一件使我们伤透脑筋的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散步过程中，也用狡黠而亲切的眼睛仔细观察过。譬如说可怜巴巴的韦泽尔吧，他在为肖夏太太苦苦害着相思，他低声下气地尊敬皮佩尔科尔恩和汉斯·卡斯托尔普，前者是因为现在有权威性，后者则是由于过去同这位太太的交谊。而肖夏太太本人呢，这个外出旅行过的病弱的女人，风度优雅，步履轻盈，对皮佩尔科尔恩百依百顺，不过看到过去谢肉节之夜的那位骑士如今同她的主人相处得如此融洽，尽管她的信念没有动摇，却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内心真想说几句尖刻的话。她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关系中，不是也有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吗？她不是受不了这个说漂亮话的人文主义者，而且说他这个人是高傲和不近人情的吗？她真想向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位诲人不倦的朋友请教一些问题——有一些话，在他地中海的方言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对此连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正像他对她的方言也一窍不通（对此，她肯定不抱多大轻蔑的态度）。她指的是意大利人在谢肉节之夜准备走近她时向那个合乎礼仪的德国青年抛出的那番话。这个德国青年是一个漂亮的小布尔乔亚，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肺部则有一个浸润病灶。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人们惯常地形容的那样，已“彻头彻尾地”陷入情网，不过他没有享受到爱情令人愉快的一面，而是像不能明目张胆地和不理智地爱的人那样去爱，不能像山下的人们那样唱起安宁的小曲来。他深深地陷入情网，这种爱是以女方为转移的，从属的，痛苦的，迁就的。不过汉斯这个男人尽管在恋爱中卑躬屈膝，仍有足够的狡黠，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这个步态轻捷、有一双鞑靼人细眼睛的富有魅力的女病人曲意逢迎会有多大价值，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她的态度上，她已清楚地看出这种价值，何况他处处地方又显得低声下气，十分痛苦。意大利人在人文主义礼仪的允许范围内显得不可亲近，他的态度十分显然地证实了她的猜疑。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睛里，她同莱奥·纳夫塔的关系不是很好。糟糕的是：她也不能从这个关系中获得真正的补偿，而她本来对此是抱有期望的。她不像洛多维科那样反对纳夫塔的为人之道，并没有根本否定了他，而谈话的条件则较为有利：他们两人，克拉芙吉亚和尖刻的矮个儿，有时单独在一块儿聊天，议论书籍和政治哲学的一些问题，两个人的态度都是激进的。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真心实意地参加了他们的谈话。然而肖夏太太也许发觉纳夫塔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某种贵族式的矜持，这种气质在她看来是暴发户之流所特有的——所有的暴发户总是审慎的。他那西班牙式的恐怖主义，在原则上同她那种随手重重地关门的放荡不羁的“人文主义”作风格格不入。此外极为微妙的是：肖夏太太凭着她女人的直觉，势必感到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对手都在憎恨她，这种憎恨是轻微的，难以觉察的（这种憎恨，连汉斯·卡斯托尔普，她在谢肉节的那个骑士，也觉察到了），而其根源则在于两个人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关系；教育家对这个女人是看不惯的，认为她是一个干扰的和使人分心的因素，这种默默的、原始的敌意，使他们两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在教育学上的争端有增无已。
这两个雄辩的理论家对皮特·皮佩尔科尔恩是否也抱有敌意呢？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已将此看在眼里，也许因为他不怀好意地期待着这个，而且总的来说，他也不是不渴望那个有帝王之相的口吃的男子同那两个“省察顾问”（有时他用这个头衔诙谐地称呼他们）打交道，而且研究交往的结果。明希尔在户外所发挥的作用，可不像在室内那么大。他戴的那顶软毡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遮住了他的一头银发和额角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这样他就不再显得那么气宇轩昂，人似乎萎缩了，甚至他的红鼻子也不再那么威严。他走路时也不及站着时那么神气：他有这么一个习惯，每跨一小步，整个笨重的身子甚至脑袋的重心都向旁落在向前跨出的一只脚上，人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好心老人老态龙钟的表现，而不是什么王者风度。他走起路来，身子多半不像站着时那么挺直，而是有些缩头缩脑。但尽管如此，他对洛多维科先生还是居高临下，而比起矮小的纳夫塔来则高出一个头——不过他的出现使这两个政客很不好受，非常不好受，并非仅仅是这个原因；关于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已预见到了。
相比之下，这两个理论家不免自惭形秽，内心很不自在。不但狡诈的观察者能看到这一点，连当事人——不但是两个身材矮小的饶舌者，而且是仪表堂堂的口吃者——无疑也感知到了。皮佩尔科尔恩对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非常有礼貌，而且十分殷勤。如果不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充分认识到“讽刺”这个概念同“宏大”这个概念水火不相容，他差点儿要把老头儿这种毕恭毕敬的态度称为“讽刺”了。王者是不懂什么叫讽刺的，哪怕在修辞学直截了当的和古典方法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在复杂的意义上更不必说了。荷兰人对汉斯两位朋友的态度，在特征方面不如说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漂亮的嘲笑，这种嘲笑有时披着过分一本正经的外衣，有时则很露骨。“对—对—对！”他总爱这样说，伸起手指朝他们那个方向作出威胁性的姿势，并且掉过头去，裂开的嘴唇露出诙谐的微笑。“这个是——这些是——女士们，先生们，我提请你们注意：Cerebrum, cerebral①，你们懂得吗？不！——不，全然，特别，这就是，事实就表明……”他们两人报复他，彼此交换了目光，目光相接后又无可奈何地朝天空东张西望，他们也想把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吸引过来，可汉斯没有反应。
①大脑，属于大脑的。Cerebrum系拉丁文。
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直接向学生提出诘问，在教育学角度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安。
“看上帝的分上，工程师，那是一个愚蠢的老头儿！您在他身上找到了什么呢？他能有助于您吗？我的头脑真给搞糊涂了！什么都是一清二楚的：您能够容忍这个人，无非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就可以寻找他眼前的那个情人。不过这是不值得赞扬的！不可能不看到，您对他几乎比对她还关心。我恳求您，过来帮助一下我的理解力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太好了！”他说。“好极了！①不过——请您允许我——好！”于是他也模仿起皮佩尔科尔恩富有教养的手势来。“对，对，”他又笑了，“您觉得这个是愚蠢的，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而且不管怎么说，又是含糊不清的。在您的眼睛里，它也许比愚蠢还要糟糕。哎，愚蠢。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愚蠢，而聪明却不是其中最好的……嘿嘿！我认为，我创造出一个名句，一句名言来啦。您喜欢吗？”
①这里的“太好了”和“好极了”，系模仿皮佩尔科尔恩的口头禅。
“很好。我翘首企盼您的第一本名言集问世。也许我还来得及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我们有一回曾经谈起似是而非的谬论具有反人道的性质，关于这方面的某些观点，我请您还是记在心里为妙。”
“遵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完全遵命。千万别以为我热衷于似是而非的谬论，因而想出什么‘名言’来。我只是想指出，要区别‘愚蠢’与‘聪明’会有多大的困难……困难是存在的，可不是吗？把两者区别开来是多么困难，其中的界线混淆不清……我清楚地知道，您憎恨神秘的guazzabuglio①，赞成价值、判断和价值的判断，我认为您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关于‘愚蠢’和‘聪明’，有时全然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如果人们能作出真诚的努力在可能范围内穷根究底，对这种‘神秘’加以关心是应当允许的。我要请教您以下一些问题。我问您：他比我们大家都强，这个您能否认吗？我冒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据我所知，您是不会否认的。他比我们大家都强，他不知从哪儿取得了开我们玩笑的权利。他从哪儿得到这种权利的？它从哪儿来？他如何行使它？靠他的那份聪明自然不行。我承认，这个人几乎谈不上什么聪明。不如说，他是一个含糊不清和感情用事的人物，感情简直是他的癖好——请原谅我用这样一个口语！我说，他比我们强的并不是因为他聪明，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智力方面的原因——您不容许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不过同样也不是因为体力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船长那样的肩胛和良好的腕力，也并不是因为他挥起拳头就可以把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打倒——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能做到这一点；一旦他想到了，就能用两三句文明的话使对方就范……因此也不是体力上的原因。但体力在其间无疑起着作用：这里指的不是膂力，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在神秘的意义上——一旦体力发生了作用，事情就变成了神秘的，体力的要素过渡到智力的要素，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之间无从区别，愚蠢和聪明也不分彼此。可是一个作用却存在着，那就是动力学的作用，于是我们大家都被他压倒了。对此，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人物’。我们也可以较为理智地运用这个词，让我们大家都成为‘人物’，道德上、法律上和其他意义上的人物。不过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乃是一种超乎愚蠢和聪明的神秘性，人们对此应当加以关注——一方面设法对它尽可能穷根究底，另一方面在不可能的场合下受到它的启迪。您赞成价值，因而我倒认为，人物归根结蒂也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比愚蠢和聪明更有积极意义，在极大程度上有积极意义，绝对地有积极意义，像生命一样；总而言之，是某种仿佛生命一样值得的东西，理应迫切地予以关注。关于您对愚蠢的那番议论，我所要回答的就是这些。”
①意大利文：混合，混杂物。
最近，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样地倾吐衷曲时，他不再茫无所措，语无伦次，也不会中途顿住。他一直把要说的话说完，声音抑扬顿挫，像堂堂男子汉那样自行其是。不过他说话时脸仍有些红，而且担心在说完了话后对方就会批评性地沉默一阵子，以便让他有时间自感羞愧。塞塔姆布里尼让沉默笼罩一会儿，接着说：
“您否认自己在猎取似是而非的言论，同时您也确切地知道，我看到您在执著地追求神秘，心里很不痛快。您把人物看成是神秘的东西，这就陷入了偶像崇拜的危险。您在对一个面具致敬。您在神秘化中看到神秘，您在有欺骗性的、空洞的形式里面看到神秘，肉体和容貌的恶魔有时是爱用这种形式来戏弄我们的。您同演戏的那伙人有过交往吗？您难道不认识扮演恺撒大帝、歌德和贝多芬的这些角色，这些幸运的扮演者只要一张口，就显示出自己不过是世间最可怜的蠢材？”
“好，这是自然界的一种游戏，”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不过这不止是一种游戏，不止是一种戏弄。因为这些人是演员，他们一定要有才能，而才能本身是超越愚蠢和聪明的，它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也有才能，不管您怎么说都行，因而他比我们强。您请纳夫塔先生来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让他发表一通关于‘大格列高利’教皇和‘神之国家’的演说，而这篇演说是非常值得倾听的——同时请皮佩尔科尔恩先生站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他的嘴巴很古怪，额头上呈现一条条深深的皱纹，他说的无非是‘太好了！请您允许我——就这样定了！’之类的话——您会看出，人们将聚集在皮佩尔科尔恩身边，大家都围绕着他，而纳夫塔则随着他的智慧和他的‘神之国家’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虽然他讲起来头头是道，像贝伦斯经常说的那样，他的话‘价值连城’……”
“您只是崇拜事物的结果，好不害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告诫他。“Mundus vult decipi。①我并不要求大家都拥在纳夫塔先生身边。他是一个狡诈的煽动家。然而，鉴于您描摹出一幕洋洋自得、其实是值得受到谴责的虚构场面，我倒愿意站在纳夫塔一边。您竟敢轻视明晰、正确和合乎逻辑的东西，轻视人们说的连成一气的话！您在轻蔑它们的同时，却尊崇含沙射影的胡言乱语和情感上的招摇撞骗！魔鬼已经肯定把您……”
①拉丁文：世界是希望受欺骗的。
“可是我告诉您，当他兴头上来时，他说起话来也是连成一气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有一回跟我谈起强有力的药物和亚洲的毒树，内容非常有趣，几乎是神秘莫测的。有趣的事往往是有点儿神秘莫测的。不过，如果不跟他这个人物结合在一起，故事本身却并不那么饶有兴味，这就使故事既神秘，又有趣。”
“当然啰，您对亚洲东西的那种偏爱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我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塞塔姆布里尼的回答非常尖酸刻薄，以致汉斯·卡斯托尔普急于向他解释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谈话和教诲毫无疑问有很大的价值，他汉斯自己根本不存心对任何人进行比较，对两方面作出不公允的评价。然而意大利人置之不理，对他的礼貌不屑一顾。他继续说。
“不管怎么说，您一定要允许我对您的客观冷静表示钦佩，工程师。您得承认，这似乎有点儿荒诞不经了。归根结蒂，事实是这样明摆着的……那位泥菩萨把您的贝亚特丽契①抢走了——我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而您呢？真是闻所未闻。”
①贝亚特丽契是意大利大文豪但丁的情人，但丁在诗歌中经常以她为题材。
“这是气质上的差别问题，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们对于什么是血气方刚和骑士风度有不同的看法。当然，由于您是一个南方人，您也许会求助于一碗毒药和一把匕首，或者按照社会的和热血沸腾的角度来处理问题；一句话，像公鸡那样好斗。这确实很有男子气概，从社会的角度看很有男子气概，而且十分勇敢。不过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我把别人只看成是一个情敌，那么我就一点也没有男子气了。也许我一点男子气也没有，可是肯定不是就我不由自主地称之为‘社会的’那个意义上而言。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对着我那痛苦的心问自己：我是否应当责备他一番。他故意跟我过不去吗？不过侮辱必定是故意的，否则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至于‘过不去’，那么我应当向她算账，可是我却没有这份权利——一点权利也没有；对于皮佩尔科尔恩来说，我更加一点权利也没有。因为首先，他是一个‘人物’，单是这个就对女人有吸引力了；其次，他和我不同，不是一个文人，而是有些军人气概，像我可怜的表哥那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point d’honneur①，一种对荣誉的癖好，它就是感情，生命……我在胡说八道，不过我宁愿瞎说几句，把一些难以表达的一言半语说出口来，而不愿老是墨守成规，规规矩矩地一点不出毛病——这也许是我性格中有军人气质的一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①法文，直译为“荣誉的地方”或“荣誉之处”，此处即指下文“对荣誉的癖好”。
“您这样说也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点头同意。“这无疑是一个应当称道的特点。认识和表达的勇气，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道……”
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伤和气地分手了。塞塔姆布里尼使谈话引向妥协性的结局，他这样做也是蛮有道理的。他的立场也并非无懈可击，对他来说，最好不要过分词严义正。涉及嫉妒的一席谈话，对他是一个滑溜溜地抓不住的话题；在某一个点上，他不得不承认，鉴于他是一个教育者，他在“男子气概”方面既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意义，也不像公鸡那样好斗，因此，那个强有力的皮佩尔科尔恩干扰他的程度，正如纳夫塔和肖夏太太一样。最后，他不能指望自己有本领说服弟子摆脱这位“人物”的影响和荷兰人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而他本人和他那专爱在脑子上用功夫的对手是没有多大办法取消这种优势的。
当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两人为一些学术问题争辩起来时，他们就最洋洋得意了。那时散步的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既高雅又热情的谈话上，他们的话题是学术性的，辩论时的语调仿佛是在讨论某些极其迫切的时事问题和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两人争论不休的代价，几乎全由两人自己来偿付，不过时间一长，他们谈话的“宏大气派”却或多或少地黯然失色，因为皮佩尔科尔恩的额头上会出现条条皱纹，表示惊讶，而且说了一些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嘲笑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威力才开始显现，这给他们的谈话投上了阴影，因而使谈话似乎失去了光彩，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它的精髓。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这一点，不过皮佩尔科尔恩却肯定没有察觉，或者天晓得他有几分程度察觉到。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他们的唇枪舌剑从而暗淡无光，失去了原有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说得文雅些：他们的谈话会盖上“废话”的印记。或者试用另一种说法：当那位“庞然大物”经常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时，他们你死我活的斗智方式变得隐蔽起来，像是一种躲躲闪闪的地下活动，在他的磁力作用下，他们的力量被削弱了。否则就不能说明这个不可思议的、对两个争辩家来说是十分恼怒的现象。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皮特·皮佩尔科尔恩，那么两人各执一词地你争我斗还要进行得尖锐化。例如莱奥·纳夫塔卫护教会，说它的本质是彻头彻尾革命的，反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那种学究式的说法，后者把教会看成是一种历史势力，它只是黑暗的停滞和保守的捍卫者，而热爱生命、着眼于未来以及一切变革和革新的力量则都代表启蒙、科学和进步的原理，是反对这种保守和停滞、复活古代文明的光荣时代的产物。他用极其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手势阐述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于是纳夫塔用冷峻而尖刻的语调努力向对方表明——他说起来斩钉截铁，而且几乎说得天花乱坠——教会是宗教和禁欲观念的体现者，就其内在的本质来说，决不是现存事物，亦即世俗教养和国法制度的卫护者和支持者，不如说，它一贯标榜过激行动和彻底的革命；而那些软弱无能的、怯懦的和保守的人以及小市民企图保存的一切观念，国家、家庭、世俗艺术和科学，都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同宗教观念和教会是敌对的；教会固有的倾向和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分解现存的世俗秩序，按照理想的和共产主义的神之国家的模式，重新建立起一个社会。
接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话了。老天爷！他懂得应当说些什么来对付。他说，把启蒙的革命思想与一切邪恶的总体反叛混同起来，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几世纪来，教会的改革癖的实质仅在于对充满生命活力的思想提出了诘问，对它加以扼杀，并在其木柴垛①的烟火里予以窒息。今天，它又通过它的使者宣称，它是喜欢革命的，还振振有词地认为它的目标是用群氓的独裁和野蛮来代替自由、文明和民主。哎，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骇然的充满矛盾的结论，从头至尾充满了矛盾……
①古代教会为了排除异己，将异教徒置于木柴垛焚烧致死。
纳夫塔反驳道，这种矛盾和合乎逻辑的考虑，他的对手在言谈之间并不匮乏。他自称是民主主义者，可是他的言谈中很少有亲近民众和讲究平等的成分，而是显示出某种不可原谅的贵族式的傲慢——他居然把代表万民独裁的世界无产阶级称为群氓。在他公然反对教会这一点上，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人们可以昂然认为，教会代表人类历史中最高贵的势力，它在最后的和最高的意义上（也就是精神的意义上）显示出它的高贵。因为禁欲精神（如果允许重复使用这个词儿），否定现世精神和毁灭现世精神就是高贵本身，是纯粹文化的贵族原理。它决不可能是民众性的，而不论在哪个时代，教会基本上都是非民众性的。只要稍稍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文化史，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就会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民众——这里是指意义最广泛的民众——对教会的存在是深恶痛绝的。举例来说，某些僧侣发现了民众富于诗的幻想，就按照马丁·路德的方式用酒、女人和歌咏来对抗禁欲主义思想。世俗英雄主义的所有本能，所有好战精神以及宫廷文学均公然反对宗教观念，从而也反对僧侣阶级。这一切就是“世俗”和“贱民”，同以教会为代表的精神的高贵性相对立。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感谢对方提醒他。《玫瑰园》①中的僧侣伊尔山的所作所为，比起纳夫塔在此大加赞扬的愁云惨雾的贵族精神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谈话的人，固然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德国宗教改革家的朋友，但是对于新教教义中作为主导思想的民主个人主义，反对用任何精神的和封建的欲望来压抑人性，他是竭力加以卫护的。
①《玫瑰园》是13世纪奥地利的英雄叙事诗，僧侣伊尔山为其中的英雄人物。
“啊哈！”纳夫塔突然叫了起来。您先生是想说教会完全缺乏民主思想，对人性的价值毫不理解？其实，宗教法规对任何人都不抱有偏见！根据罗马法，权利能力根据有无市民权力而定；而根据日耳曼法，则系是否属日耳曼人所有及个人自由而定。教会法以宗团所属和信奉正教作为唯一的条件，它摆脱了所有的国家的和社会的考虑，主张奴隶、战俘和失去自由的人均享有遗嘱权和继承权！
塞塔姆布里尼听了后又尖刻地说，人们对“教会抽头”也许不能熟视无睹吧——教会从每份遗嘱那里都要抽一定的份额。此外，他还谈到了“僧侣的政治煽动”，即表面上装得平易近人，实则渴求权力，在当权者松劲的当儿对下层民众加以煽动。他又说到，教会对灵魂的数量显然比灵魂的质量更加关心，由此不难得出教会在精神上十分低级的结论。
居然认为教会是低级的？这倒要提醒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注意那严峻的贵族主义了——那就是认为耻辱是可以继承的；从民主主义角度上看，重大的罪恶可以从上一代传至无罪的下一代。私生子一生受到玷辱，又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即为其中一例。然而塞塔姆布里尼要他别再出声了，首先，他那充满人性的感情提出反抗；其次，他对纳夫塔的诡辩已够受了，在那一套巧妙的充满敌意的辩解中，他又一次看到了恬不知耻的、恶魔般的虚无主义，这种东西居然被称为精神，而人们公认为不得人心的禁欲原则，却被看作是那么正当，那么神圣。
这里，纳夫塔要求对方原谅了：他不得不爽朗地笑出声来！说什么教会的虚无主义！谈到了世界历史上最现实的统治体制的虚无主义！教会对世俗和肉体经常让步，由于贤明地让步，把禁欲思想的最后的要求巧妙地包藏起来，让精神起抑制调整的作用而居主导地位，而对自然本能并不提出过分严格的要求——这样看来，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教会富有人情味的讽刺简直一窍不通！由此可见，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也从来不知道僧侣对宽容的纤细的考虑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圣事，亦即婚姻的圣事；婚姻像别的圣事一样，并非有积极意义的善行，只不过是一种不使人们堕入罪恶的手段，其目的仅在于抑制肉欲的贪婪和漫无节制，从而使禁欲思想、即贞洁的理想得以伸张，而不必对肉体施行非政治性的惩罚。
听了这话，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不禁对“政治的”这么一个可怕的概念提出了抗议。他还抗议在“精神”方面——这里僭称为精神——以妄自尊大的宽容和狡狯的聪明作出的姿态，而精神自以为能够反对它那对立面的虚构的罪恶，对它居然用“政治的”意义来处理，而实际上，有害的宽容是一点也不需要的；他还抗议宇宙观的可诅咒的二元论，它使宇宙恶魔化了，也就是说，不但指的是生命，同时也指它黑暗的反面，即精神——因为如果生命是恶的，那么精神作为纯粹之否定，也同样是恶的！塞塔姆布里尼对肉欲的无罪作了一番辩护，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后，不由想起这位人文主义者所住的小房间以及屋顶下的斜面桌子、铺稻草的椅子和水瓶。纳夫塔声称，肉欲从来也不可能是无罪的，“自然”对精神来说实在于心有愧，他对教会的政策和精神的宽容称之为“爱”，以反驳禁欲思想的虚无主义。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爱”这个词儿出于瘦小刻薄的纳夫塔之口，实在有些古怪……
议论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知道这出戏是怎么演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早知道。我们同他一起继续倾听一会儿，以便观察此种逍遥学派的战斗在旁边散步那个人物的阴影下究竟如何进行，以及这个人物究竟以何种方式悄悄地影响到这场战斗。换句话说，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强自介入，他们争辩时跃动的智慧的火花熄灭了，这使人想起当一条电线失去接触时，我们会不由感到奄奄无生气。两人论战时再也爆发不出火花声，没有闪光，没有电流——本来他们论战时想借助于“精神”的力量使皮佩尔科尔恩钝化，如今，皮佩尔科尔恩的存在反而使“精神”钝化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在眼里，十分惊异，又暗暗好奇。
革命与保守——他看着皮佩尔科尔恩，他看到他跨着沉重的脚步，脚步并不大，而是重心落在侧面，一顶帽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他看到他那宽阔的、不规则地裂开的嘴唇，听到他打趣地摇头摆脑对两个争论不休的人说：“对——对——对！Cerebrum, cerebral①，你们懂吗？——事实表明……”瞧，插塞接头完全不通电了！于是他们试谈起别的题目来，念起更加强有力的符咒，把话题扯到“贵族问题”，扯到大众性和高贵上面来。没有火花。谈话带有个人的色彩，但不乏吸引力。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克拉芙吉亚的那位旅伴躺在床上，盖着红缎被，穿着针织的衬衫，不系领带，一半像年老的劳动者，一半像王者的胸像。论战的神经疲乏地抽搐，然后失去了生命。他们剑拔弩张，斗争更加激烈了！一方是否定与虚无主义，另一方是永恒的肯定，使精神具有亲切感和生命力！如果你看看明希尔——你不可避免地由于某种神秘的吸引力朝着他看——那么论战的中枢神经在哪儿，闪光和电流又在哪儿？简而言之，它们消失了；用汉斯的话来说，它们不外乎是一个神秘。在他的警句集里也许可以记下这么一条：要么人们用最简单的言词表达出神秘来，要么对神秘缄口不言。为了终于把它说出来，只需干脆说出这么一点就行：对那位有帝王之相、脸上满是皱纹而嘴唇痛苦地开裂的皮特·皮佩尔科尔恩而言，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如果人们看看他的话，这两种情况似乎对他都合适，而且在他身上似乎互相抵消，非此即彼。不错，这个愚蠢的老人，这个支配者的“零”！他不像纳夫塔那样，靠混淆概念和存心刁难来麻痹反对者的中枢神经，他不像纳夫塔那样模棱两可，他采取一条完全相反的、也就是积极的途径——这种摇摇晃晃的神秘，它显然不仅不超越愚蠢和聪明的界限，而且也不超越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呼风唤雨地提出（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造成极度紧张的空气）的其他这么多反对意见的界限。看来，这个人物不是什么教育者，然而他对于渴求受教育的青年来说，却是一个多大的希望啊！当两个争论对手谈到婚姻和罪恶，谈到宽容的圣事，谈到肉欲的有罪无罪时，这个有帝王之相的人物就显得茫然不知所从，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耷拉着脑袋，脑袋搭在肩膀上或靠在胸前，有创伤的嘴唇分开，嘴巴懒洋洋地张大，似乎想倾吐什么苦水；鼻孔紧张地翕开，仿佛有什么隐痛；额头上的皱纹加深，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射出苍白的痛苦的光——满脸是苦恼的表情。可是一转眼，他脸上痛苦的表情消失了，显得开朗起来，并洋溢着淫乐的神色。他斜起脑袋，装出谐谑的样儿，仍旧张开着的嘴唇放肆地微笑着，一侧脸颊上浮现出以前出现过的那种色迷迷的小酒窝——他又变成了手舞足蹈的异教祭司。他对着那两个人的脑袋开玩笑似地点头摆脑时，人们听他这么说：
①大脑，属于大脑的。Cerebrum系拉丁文。
“哎，对，对——好极了。这是——这些是——这不过表明——肉欲的圣事，你们明白……”
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两个影响已经减弱的朋友和导师在能够展开争辩的时候，也往往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当那个“庞然大物”不在时，他们就得其所哉。他在他们争论时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来。如果反之，他们谈的不再是机智的格言和警句，而是尘世的实际事务——简言之，即实际问题和事实（那个能支配别人的“庞然大物”能证明它们是有价值的），则情势无疑对那两个人不利。那时，两个人就完蛋了，他们埋身于阴影里，再也不显眼了，于是皮佩尔科尔恩执起牛耳来，裁决，命令，支配，发号施令……他致力于造成这样的局面，把两人的舌战压倒，这又何足为奇呢？只要唇枪舌剑在进行——或者长时期地进行，他就觉得痛苦，然而并不是由于虚荣而痛苦，对此，汉斯·卡斯托尔普是满有把握的。虚荣没有什么大小可言，而庞然大物是没有虚荣心的。不，皮佩尔科尔恩要求切合实际还有其他的原因：说得粗俗一些，这是由于他怀着“恐惧不安”的心理，这种心理是某种责任心和汉斯·卡斯托尔普向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努力说明过的那种荣誉感造成的，汉斯曾把这种荣誉感称之为军人气概。
“女士们，先生们——”荷兰人举起了留有长指甲的船长般的手，用召唤鬼神和祈求的语气说话了。“好，女士们，先生们，好极了，妙极了！禁欲——宽容——肉欲——这个我真想——太好了！极其重要！极有争论价值！不过请允许我——我怕我们会犯下一个严重的……女士们，先生们，在一个最神圣的问题上，我们逃避了，我们逃避了责任——”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个空气，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典型的燥热风空气，使人想起了春天的芳香，这种香气叫人软绵绵的，十分困倦——我们不应该把它吸进去，以便它以什么方式……我恳切要求大家：我们不应该吸进去。这是一种冒渎。我们对这种空气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哦，我们最最高的、最最沉着镇定的……就这样定了，女士们，先生们！为了赞美它的性能，我们应当从我们的胸口再……我暂停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我暂停一下，以纪念——”他站停了，身子向后仰，帽檐遮在眼睛上，大家都学他的样。“我要把，”他说，“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到空中，引到高空，让你们看看天上打圈儿的那个黑点，它在非常蓝的、蓝得几乎发黑的天空下回旋。这是一只猛禽，一只大大的猛禽。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先生们，还有您，我的孩子，它是一只山雕。我坚决请你们注意它——你们瞧吧！它既不是黑鸢，也不是秃鹰——如果您像年纪已经老了的我一样远视——对，我的孩子，我年纪已经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了，准是这样。因此，您能像我一样清清楚楚地看出它翅膀上没有光泽的弧线。是一只山雕呀，女士们，先生们。是一只金雕。它正好在我们头上的蓝天打圈儿，它在我们上面的高空中翱翔的时候，翅膀也没有拍击一下，它那突出的眉骨下面一双高瞻远瞩、炯炯发光的眼睛肯定在向地面窥视——山雕呀，女士们，先生们，是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之鸟，是鸟中之王，是空中之狮！它穿一条用羽毛织成的裤子，嘴巴像铁一般坚硬，嘴尖成弯钩形，脚爪极其锋利，钩爪向内侧弯曲，前爪同后面的长爪啮合。你们瞧，就是那样的！”说罢，他伸出指甲长长的船长般的手，试图仿效起山雕的钩爪来。“朋友，你打着圈儿，看着地面干吗？”他一面说，一面又抬头望着天空。“冲下来吧！冲向上帝赐给你的生灵，用你那铁嘴去啄它的脑袋和眼睛，把它的肚子也啄破吧！妙极了！就这样完事了！你的利爪一定要深入它的五脏六腑，让鲜血从你的嘴儿一滴滴地淌下……”
他异常兴奋。散步者对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自相矛盾的论战所怀的兴趣消失了。即使人们不说话，山雕的形象却依然活跃在人们的心头。接着，大家由明希尔带头，谈起即将作出的决定和即将采取的步骤：他们来到一家能有东西吃吃喝喝的小客店，尽管已不是吃东西的时间，但山雕的事他们还默默记在心里，胃口也就上来了。他们大吃痛饮——明希尔在山庄疗养院外面时，不论在达沃斯“高地”或达沃斯“村”，不论在格拉利斯和克罗斯特的客店里（人们可以乘小火车到那边去），一遇上机会就常常如此。在他的率领下，大家享用起生活“传统的赐予”来：奶油咖啡和乡下面包，或者是多汁的乳酪和香喷喷的阿尔卑斯山牛油，还有烤栗子，味道真是顶呱呱的。他们喝的是维尔特林维尔特林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名，以栽培葡萄和畜牧业著称。红葡萄酒，可谓开怀畅饮。皮佩尔科尔恩在即席就宴的当儿说了许多断断续续的话，后来又要求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说话，他心肠挺好，逆来顺受，对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完全无缘，不过谈起俄国套鞋的制造来却头头是道。他说制造时可将橡胶物质与硫磺和其他物质混合起来，制成的套鞋上光以后，再在一百度以上的温度下作“硬化”处理。他也谈到北极的情况，因为他本人曾好几次去那边出差。他还讲起半夜日出以及北岬“一年常冬”的情景。这些话，都是从他突起的喉结和浓密的小胡子下面吐出来的。他说汽船在北极巨大的冰山下和冷峻灰色的海面上，显得极其微小。有时天空会放射出黄色的光圈，那就是北极光。在他安东·卡洛维奇看来，整个景物和他本人仿佛都处于一片鬼魅世界中。
就费尔格先生而言，他是这个小圈子里唯一同他们这些人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毫不相干的人。不过谈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倒要叙述一下我们这位没有英雄气概的主人公此处的主人公指汉斯·卡斯托尔普。所作的两次简短的谈话。这是两次惊人的密谈，一次对着克拉芙吉亚·肖夏，另一次则对着她的旅伴。同克拉芙吉亚的谈话是在客厅里进行的，时间是晚上，当时那个“干扰者”躺在楼上发烧；另一次则在下午，地点是在明希尔床边……
那天晚上，客厅里半明不暗。例行的晚间聚会一点也没有生气，匆匆而过。病友们有的早退，到阳台间去做晚间卧疗，有的则违反疗养原则到外面去游逛——跳舞和赌博。房间里死气沉沉，只有天花板某处悬着的一盏灯还亮着，隔壁的客厅里几乎已暗淡无光。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肖夏太太刚才并未同她的保护人一起用正餐，此刻也没有回到二楼，而是单独呆在书写兼阅览室里，于是他也迟迟不上楼去。他坐在客厅深处的瓷砖壁炉旁，这里比房间的别处高出一阶，并由两个木柱撑住的白色门拱同房间的其他部分隔开。他坐在一把摇椅里，以前约阿希姆同玛鲁莎作最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时，玛鲁莎坐的也是这把摇椅。他燃起一支香烟，在这个时刻这里是允许抽烟的。
她来了，他听到她的脚步声和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她来到他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封信，捏住信封的一角打起扇来。她说话了，嗓音同普里比斯拉夫的一样：
“看门的走了。请您给我一张邮票。”
今晚，她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黑丝衫，这件衣服在脖子周围开圆口，袖子很宽，袖口在手腕处扣紧。他偏爱这件衣服。她戴着一串珍珠，它在昏暗的光线里闪出灰白色的光辉。他抬起头来，凝视那张吉尔吉斯人的脸。他重复她的话，说：
“邮票吗？我可没有。”
“怎么，没有邮票？Tant pis pour vous。①您不想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她翘翘嘴唇，耸耸肩膀。“这使我失望。您应当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可以信赖的人。据我猜想，您的皮夹子里有一格地方藏有各种邮票，它们是按照价值的等级排列的。”
①法文：您这样可不好。
“没有。我干吗会有呢？”他说。“我从来不写信。我写给谁呢？我最多偶尔写一封明信片，而它是不用贴邮票的。我该给谁写信呢？一个人也没有。我同平原里的人们一点也没有联系，这种联系早已不存在了。在我们的民谣集里有一首歌，其中有那么一句歌词：‘我已被世界遗弃’，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哦，那么您至少给我一支烟，被世界遗弃的人！”她一面说，一面坐到他对面靠近壁炉有一个亚麻布软垫的长椅上，架起二郎腿，同时伸出了手。“看来，您身边是备烟的。”他向她递上银质的香烟盒子，她懒洋洋地取了一支，连谢也不谢一声，接着拿起打火机来，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她俯身向前的脸。“给我一支烟吧”这一懒洋洋的语调以及拿了烟后又不道谢，说明这个娇生惯养的女人确实十分放纵，但其中却富有人情味，或者显得更贴切些：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沟通，用的东西已不分彼此，不论给也好，取也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拘束。沉浸在爱河中的汉斯细细琢磨着其中滋味。接着他说：
“对，这个少不了。我香烟一直藏在身边。香烟非有不可。没有烟，我怎么行呢？有人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热情，可不是吗？我坦率地承认，我绝不是什么热情的人，不过我有热情，冷静的热情。”
她把吸进去的一口烟喷了出来，说：“听到您说您不是一个热情的人，我非常放心。不过您干吗要这样呢？您怕是退化了。热情，这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为了经验而生活。热情，这就是忘我。可是你们需要的，却是怎么来充实自己。C’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