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没多久，那位骑手先生就去世了……圣诞节正好在他去世之前降临人间，这个节日共有两天，要是把圣诞夜计算在内，总共有三天之多。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恐惧和翘首企盼的心情等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心里在琢磨山上的人们究竟是怎样过节的。结果，他发觉这些日子的早晨、中午和晚间仍旧和往日一样，平淡无奇，只是气候有些异常——冰雪融化了。从外表看，人们对规定的这几天节日稍稍作过一番装饰与点缀，而实际上，节日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也无形中起过一些支配作用，然后在人们心里只残留着一些“节日毕竟与平日不同”的印象，渐渐地成为过去的陈迹……
顾问大夫有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儿子前来度假，和他的父亲一起住在边房里。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只是他的颈椎骨有些凸出。人们都感到年轻的贝伦斯似乎近在身边；女人们看到他总是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而且在他面前很爱打扮，还要吵吵嚷嚷地惺惺作态。她们口口声声说在花园里、树林里或疗养室碰上了他。他本人也接待一批客人：有几位大学里的同学到山谷上来，总共有六七个学生，他们住在村落里，但与顾问大夫同桌而餐，他们结成一伙，跟别的大学校友在疗养院里逛来逛去。汉斯·卡斯托尔普避而不愿见到他们。他对这些年轻人敬而远之，必要时，他总和约阿希姆一起避开他们，不爱见他们的面。山上的人，同这些哼着歌曲、挥动手杖、逍遥地荡来荡去的小伙子隔阂很深，汉斯不愿听到、也不愿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此外，他们大多数好像都是北方人，其中很可能有汉斯的同乡。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怕见到同乡人，他经常怏怏不乐地在思忖，会不会在山庄疗养院里遇到什么汉堡人，尤其贝伦斯曾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经常有许多人上山疗养。也许有的人是重病号或奄奄一息的人，人们无法见到。能见到的，只是一个两颊深陷的商人，据说他来自古赫哈文，两星期来一直和伊尔蒂斯太太同桌。汉斯·卡斯托尔普见到他后，知道山上的病人除了自己餐桌外从不轻易同其他餐桌上的人接触，而且他本乡乡土的范围十分广袤，心里很高兴。他本来很担心会有其他汉堡同乡上山来，现在看到这个商人在山上丝毫不惹人注目，心中宽慰不少。
就这样，圣诞夜一天天逼近，终于有一天它降临了，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当山上的人们第一次谈到圣诞节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十分惊奇，那还是整整六星期以前的事。按照他原先的估计，他在山上也得待上这么长一段时间，卧床时间也一起算在里面。尽管如此，六星期光阴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回忆中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前半阶段，而后半阶段就显得无足轻重，几乎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觉得餐厅里的人们对时间掉以轻心是很有道理的。六星期，这时间可不像每星期七天那么多；当你进一步考虑到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又从星期日回到星期一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循环，那么一星期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经常要问下一个较小的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目的是为了要理解：即使把这些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大结果，它的效果，只不过是同时大大缩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萎缩和消失。一天的日子，如果从人们用午膳的瞬间算起一直到二十四小时以后重新用午膳的时间为止，又算得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只是二十四小时的光阴而已。那么一小时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一小时是在卧疗、散步或用膳中（这是人们尽量消耗时间单元的方式）消磨掉的话？仍旧什么也没有。可是把这些“一无所有”总括起来，按其性质来说也没有多大了不起。只有在时间的最小单位面前，这件事才显得了不起，那就是每日七次的七十秒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将体温表噙在两片嘴唇之间，以便将温度曲线继续记录下来。这些时间倒是富于生命力的，而且十分重要。它们扩展到小小的永恒，时间的长河像影子般的流逝，它们在这上面形成了十分坚实的多层结构……
这个节日，对于山庄疗养院里人们的生活规律几乎没有什么干扰。早在几天之前，在餐厅右面下等俄国人餐桌边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已放起了一株枝繁叶茂的枞树，它的香味，有时透过一道道丰盛的菜肴上散发的热气，一直传到就餐的人们那儿，餐厅中七桌中的某些人闻到这股香气后，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忧思的神情。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餐时，枞树已装点得五光十色，上面有锡纸箔窄条，玻璃珠镀金的枞果，悬在网里的小苹果以及各式各样的糖果，在晚餐期间和晚餐以后，彩色蜡烛一直在树上燃得亮亮的。即使在那些所谓“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房间里，小树上也灿烂放光；每人房间里都有一株小小的枞树。在圣诞的前几天，邮包纷至沓来，约阿希姆·齐姆森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收到一些从遥远的家里寄来的包裹。这些礼物都包扎得很细心周到。他们在房里把礼物摊开来：有意味深长的衬衫、领带，有皮制或镍制的奢侈品，还有许多节日糕点，以及坚果、苹果和杏仁糖果之类。表兄弟用犹疑的眼光细细看着这些贮备物资，一面自问在山上究竟何时才能享用。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是夏雷恩把包裹寄给他的，是他同舅舅们商量好后，把这些礼物采办好后寄给他的。吉姆斯·蒂恩纳佩尔的一封信就近在身边，是厚厚的一叠私人信件，不过是打字的。舅父代表舅公和本人向汉斯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他早日康复，同时也出于礼仪预祝他下一年的新年能过得愉快。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不失时机地为蒂恩纳佩尔参议写好节日的贺信，另外还附上一张病情报告单。
餐厅里的圣诞树灯火通明，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还散发出阵阵香气——这些都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唤起对节日的思念。病人们梳妆打扮：男人穿起社交时的礼服，女人身上装点起饰物来，这些饰物也许是亲爱的丈夫从山下某个国家寄来的。肖夏太太本来穿的是当地流行的羊毛衫，现在却换上了一件沙龙式的十分花哨的衣服，显得大胆泼辣，也可以说带有民族风格。这是一件浅色的、用刺绣绣成的衣服，束有腰带，衣服上镂有细细的金丝，颇有俄国农家女子或巴尔干女人的风味，说不定也有几分像保加利亚人。衣服上的皱裥雅致大方，使肖夏太太显得异常丰满妖媚，以前塞塔姆布里尼总爱说她有一副“鞑靼人的脸相”，特别说她有一对“草原狼的眼睛”，现在看来确实十分恰当。在上等俄国人的餐桌上，人们兴致勃勃，起先只在那边桌子上乒乒乓乓地响起喝香槟酒的声音，后来别的餐桌上也几乎都喝了起来。在表兄弟那张餐桌上，是那位大伯母为她的侄女和玛鲁莎斟酒，后来她又替每个人斟酒。菜肴是精选的，最后两道点心是乳饼和糖果，再佐以咖啡和利口酒。有时，枞树的一根树枝会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得花一番力气把它扑灭，于是大家慌作一团，尖声怪叫。
节日的晚餐行将结束时，塞塔姆布里尼走来在表兄弟的餐桌的一角坐了一会儿。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一模一样，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他对斯特尔夫人冷嘲热讽，后来又絮絮叨叨地说起木匠的儿子和人类的法师①来，说人们今天正在幻想中庆祝他的生日。他说耶稣这个人究竟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不过他那个时代诞生了一种思想，也开辟了一个胜利的航程，这种航程一直绵延到今天，从不间断——那就是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应当保持尊严，而且一律平等；一句话，应当有个人民主。人们给他斟了一杯酒，他说正是鉴于基督教这种思想才干杯的。斯特尔夫人认为他的话“模棱两可，缺乏情感”，站起身来表示抗议。这时其他餐桌的人都开始走向客厅，因此斯特尔夫人桌上的人也跟她一起离席。
①此处指耶稣。
这天晚上，病人为顾问大夫赠送礼品，因而晚上的聚会显得热闹隆重，生气勃勃。顾问大夫带着儿子克努特和米伦东克小姐一起参加半小时的聚会。送礼仪式在那间陈设着光学娱乐用品的客厅里举行。俄国人送的礼物是一只又圆又大的银盆，中央刻有受礼人姓名的花押字，这种礼物显然是不合用的。其他病人送给他一把长长的卧椅，虽然椅子上既没有套子，也没有垫子，只用一块布遮盖起来，但至少可以躺下来休息，椅子枕头的地方可以调节，贝伦斯躺着试一下感到十分舒适，于是他胳膊下夹着这只无用的银盘，伸手伸脚地仰面躺下身来，而且闭上眼睛，像木锯那样打起呼噜来，他那副模样，真像①怀着宝物似的。大伙都兴高采烈，连肖夏太太看到这副姿态也笑得前仰后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张得大大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出，肖夏太太笑的时候，不论眼睛和嘴，竟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笑时一般无二。
①法夫尼尔法夫尼尔是北欧著名传说《尼伯龙根之歌》中守住宝物的一条龙。
院长一走，病人们就坐在牌桌边玩起牌来，一些俄国人仍像往常一样，麇集在小客厅里。有些病人则仍在大厅的圣诞树旁站成一圈，眼看一支支蜡烛在小小的金属器皿里渐渐熄灭，同时一小块、一小块地品尝着悬在树上的糖食。在已经为翌晨第一次早膳作好布置的一些餐桌旁，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病人，彼此相隔的距离都很远，他们两手托着脑袋，各自在沉思默想。
圣诞节第一天，天气潮湿，雾气沉沉。贝伦斯说，疗养院里人们实际上坐在云层里，因为山上没有什么雾。不过云也好，雾也好，人们好歹感到一阵湿气。积雪的表面开始融化，形成一个个孔隙，雪水又黏又滑。在卧疗时，人们的脸和两手都冻僵了，比晴朗的严寒天气更加难受。
这天晚上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声色。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音乐会，山庄疗养院的管理部门为病人特地印发了节目单，还准备好一排排坐椅。这是一次歌唱晚会，由定居在当地并且在当地授课的一位职业歌唱家主唱。她穿着一身舞台礼服，领口下侧挂着两枚奖章。她的手臂细得像两条手杖，嗓音单调平板，别有风味。歌声在她居住的高地上回荡，情调十分忧伤。她唱道：
我的情思，
随着歌声飘荡。
伴奏的钢琴家也是当地人。肖夏太太坐在第一排，但她利用休息时间溜了出去，因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从这个时候起可以静下心来倾听音乐（它毕竟是货真价实的音乐），一面还可以在歌唱时看看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内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对这位本地歌唱家瓮声瓮气的“美声”①发表了一些灵活的、不着边际的评论，还讽刺地对这次晚会感到满意，说今晚在此感到十分亲切，说完这些话也就悄然走了。说句老实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两个人走后（一个是细眼娘儿，一个是道学先生），心头倒感到十分轻松，这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听歌。他觉得高兴的是：在全世界，甚至在某些特殊环境下，人们到处可以听到音乐声，甚至到南北极探险时也可以听到。
①Bel Canto，意大利文，是一种以发声洪亮圆润为特点的歌唱风格。
圣诞节第二天，人们感到与平时稍稍有些两样，与平时的星期日及每星期的其他日子有所区别。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也就这样成为陈迹。如果说圣诞节过了一年又会在遥远的未来降临，也同样正确。到那个时间只要十二个月，又会周而复始——比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里已消磨的只多七个月。
这一年的圣诞节过后不多几天，新年还不到，绅士风度的骑手就去世了。这对表兄弟是从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也叫贝尔塔小姐）那儿获悉的，她是可怜的弗利茨·洛特拜因的护理人。她在走廊里遇见了他们，用谨慎的口吻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表同情，部分是因为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发出的、象征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咳嗽声，是他上山时最初印象之一（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印象，使他脸上泛起了红潮，以后这种红潮也一点不肯褪去），一部分是道义方面的原因，也可说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汉斯缠住约阿希姆要他同这位女执事谈很长时间，她对此津津乐道。她说，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能活过圣诞节，真是一件奇迹。他早已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英勇顽强的骑士，他临终前是靠什么呼吸的，很少有人理解。好多天来，他自然只靠吸取大量氧气苟延残喘，光是昨天就吸了四十瓶，每瓶六法郎。这得花一大笔钱，这位骑手先生自己也算得出。你们倒想一想，他去世后，他的太太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就是在太太的怀抱中同她诀别的。约阿希姆不赞成花去这么大的一笔开支。既然他已病入膏肓，干吗还要叫他受苦，花了这么多钱有意拖日子？病人糊里糊涂地消耗了宝贵的氧气，不该受到什么责备，因为这是院方硬要他吸的。反之，疗养院管理部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理智些，应当看老天爷面上让他自顾自走那条不可避免的路，经济条件姑且撇开不谈；如果考虑到经济条件，那就更不该这样了。不过活人自然也有他们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汉斯·卡斯托尔普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表哥的说法同塞塔姆布里尼的几乎一模一样，对病痛毫无恻隐之心。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终于死了，别打趣了吧，再要对他表示关切也来不及了，而对死者表示关心和尊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只希望贝伦斯在这位骑士临终前没有大声呵责他，毫无礼仪地辱骂他。席尔特克内希特小姐说，连辱骂也没有机会。这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只作了一次小小的、不经过考虑的垂死挣扎，想从床上跳出来，不过只消稍稍暗示他一下，告诉他这种打算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就足以使他永远打消这个念头。
汉斯·卡斯托尔普亲眼去看这位死者。按照院规，院方对病人的死亡是保守秘密的，但汉斯藐视这种规章，硬是去看，因为他认为院里对病人封锁消息，什么也不让知道，什么也不让看到和听到，是一种自私的做法，他偏偏不把这种院规放在眼里，还要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他在餐桌上曾试图和别人谈谈死者的情况，但别人一听到这个话题，就异口同声地责备他别说了，口气十分固执强硬，使他又羞又怒。斯特尔夫人甚至发起火来。她问汉斯，你居然说出这类话来，心里存的是什么主意？你这人受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院规对这种事严格保守秘密，不让病人知道这种事，现在居然有一个毛头小伙子公然对此高谈阔论，这还了得？何况又是在端出烤肉的时候，在布卢门科尔博士在场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每天都可能遭到不幸，赶上这位骑手的。（后面这句话，她是悄声地说的。）如果这出悲剧真的重演了，她可要控诉哩。这样反而促使这位受责备的青年人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位已长辞人间的病友，在他的床边致最后的默哀和敬意。他劝说约阿希姆和他采取一致行动。
通过阿尔弗蕾达小姐的介绍，他们终于来到死者的房间。房间在二楼，正好在他们病房的下面。那位寡妇接待了他们。她是一个瘦小、蓬首垢面的金发女人，由于经常守夜而憔悴不堪。她的嘴前捂着一块手绢，鼻子红通通的，穿的是一件厚厚的方格呢大衣，领子高高翻起，因为室内很冷。暖气已关掉了，通往阳台的大门敞开着。两个年轻人悄声说了一些他们认为该说的话，于是女人伤心地挥一挥手，陪他们穿过房间，来到床前。他们毕恭毕敬地踮起脚尖向前挪动步子，站在死者的床前细细观看。两人的姿态各有千秋：约阿希姆仍不失原有的军人风度，两脚立正，半弯着身子致哀；汉斯·卡斯托尔普却懒懒散散，垂头丧气，两手叉在胸前，脑袋歪向一边，神态同往常听音乐时相仿。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头部高高枕起，两只脚在棉被底下显得高了些，因而身体看去格外扁平，几乎像一块木板似的。他的身体在结构上是细长的，是生命一系列复杂的生殖循环的产物。在他的膝盖上放有一只花圈，凸出在花圈上的棕榈树枝触到他那黄苍苍的、瘦骨嶙峋的大手上，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放在凹陷的胸口上。他的脸也是蜡黄的，十分消瘦，光秃秃的头顶，鹰爪鼻，高高凸起的颧骨，一丛浓密的、茶褐色的胡子——由于胡子十分浓密，就显得他那灰沉沉的脸颊陷得更深了。眼睛闭着，闭得紧紧的，有些不大自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定在想，它们不是闭着，而是人为地盖上去的。人们称这种做法是最后的一次行善，尽管这种好事宁愿做在活人身上，而不要替死人做。同时，这件事必须干得及时，病人一死就马上做去，因为一当肌肉内形成肌浆球蛋白，眼皮再也合不上了，病人就会瞪着眼睛躺在那儿，令人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假寐”之感。
汉斯·卡斯托尔普站在死者床边，对死人的事显得颇有经验，十分内行，但态度十分严肃虔敬。“他似乎在打瞌睡呢，”他出于人道精神说，虽然“人道”两个字还远远谈不上。于是他机灵地压低了嗓音，同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的未亡人交谈起来，问起她丈夫的患病历史，问起他最后这些日子和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又准备怎样把遗体运送到卡林西亚①去。说话的口气一半像大夫，一半像道貌岸然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他既满怀同情心，又深谙其中内情。寡妇用拖长的澳大利亚口音说话，鼻音很重，说时不时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她觉得这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竟然这样关心，真了不起。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她说，他的表哥和他自己都有病在身；另外，他本人年幼时有许多亲属死去，临死时他曾站在他们的床边，自幼父母双亡，也可以说对丧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寡妇问汉斯，他选择的是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本来”是一个技术人员。“本来吗？”她问。原来汉斯那句“本来”的意思，是说他毕业后到正式工作这段时间内，他忽然病了，而且在这儿山上得待上一段时期，日子长短难以确定。这段间隔相当长，也可能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谁又能说得上来呢。（这时，约阿希姆用探索的目光惊惧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表哥又如何呢？——他在山下时想当一名军人，是一名候补的军官。——“哦，”她说，“打仗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应当认真对待。一个军人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得不跟死神打交道，而且对死亡的景象也得预先好好地习惯起来。”她送这对年轻人出门，连连道谢，态度十分亲切。鉴于她的处境十分可怜，特别是她丈夫死后还得为他付一笔代价高昂的氧气费，她的态度不得不使他们肃然起敬。
①地名，在今奥地利境内。
这时表兄弟回到自己的楼房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次访问表示满意，对于刚才会见时所得的印象，精神上十分兴奋。
“Requiescat in pace①，”他说。“Sit tibi terra levis.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 Domine.②你瞧，当发生什么丧事，或者人们在死者面前说话或者谈起死人时，拉丁文就又发挥起它的威力来了。拉丁语是这种场合下的官方语言。你可以注意到，死亡真是一件与众不同的事。不过用拉丁文谈话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是不符合人道精神的；你得知道，丧事用的拉丁文，不是那种高雅的拉丁文，它的说法完全不同，也许可以说截然相反。这是教会里的拉丁文，是僧侣用的一种中古时代的方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枯燥单调而适用于冥府的唱词之类。塞塔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人文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以及这一方面的学者都不用这种语言，这是另外一种人说的，另外一种人创造的。我觉得，人们对这种精神倾向或精神状态必须心中有数；说得更加确切些，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虔信宗教的，一种是信奉自由思想的。这两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我心底里却反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就是塞塔姆布里尼式的人，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理解人类的尊严，这未免言过其实。另一种人对人类的尊严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们要求人们温文尔雅，崇尚礼仪；他们在这方面比‘信奉自由思想的人’更加讲究，尽管他们特别着眼于人类的弱点和容易堕落的本性，而死亡和解体的思想在其间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你曾看过③这出戏吗？你还记得西班牙宫廷里发生的场面吗？那时国王腓力普一身黑色服装，戴着最高勋章，披着金羊毛，慢慢地把帽子脱下，这顶帽子跟我们的西瓜看去十分相似——他脱帽时向大臣们说：‘卿等戴上帽子吧！’或者别的一些话。应当说，国王这样做极为得体，不能说他过分随便，有失体统。相反，王后却说了这样的话：‘在我们德国境内，情况可不一样。’当然，她太刻板了，太繁琐了，应当更亲切些，更富于人情味些。可是什么叫富于人情味呢？不论什么东西都是富于人情味的。我得说，西班牙人那种敬畏神明、谦虚庄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富有人情味的表现，值得尊敬。另一方面，人们用‘富于人情味’这个词，可以把‘放纵’和‘疏懒’掩饰一下。你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吧。”
①拉丁文：安息吧。
②拉丁文：主啊，让他永远安息吧。
③《唐·卡洛斯》《唐·卡洛斯》系十八世纪德国大诗人、戏剧家席勒（1759—1805）的著名悲剧。剧本通过16世纪西班牙太子唐·卡洛斯和他继母之间的恋爱悲剧，猛烈抨击了专制制度，鼓吹民主自由思想。
“你的话我同意，”约阿希姆说，“放纵和疏懒，我当然也受不了。一定要有纪律。”
“不错。你是以军人的身份说这话的。我承认，军人对这种事是十分清楚的。寡妇谈起你们职业时的那番话倒很有道理，这个职业确实是十分庄严的，因为你们遇事非得异常严肃认真不可，你们是在跟死神拼搏哪。你们那套军服紧贴身子，一尘不染，领带十分挺括，使你们看来气度非凡，仪表堂堂。此外，你们等级分明，以服从上级为天职，相互之间开诚相见，彼此非常尊敬，有西班牙人的风度。对于这点，我从心底里佩服不已。我们市民阶层不论在礼仪和举止方面，都应当有更多的军人气概，这样更好些，我认为这样更加适合。我觉得，不论世界和生活本身，都要求我们大家都穿起一身黑服，在脖子上是一条硬的折叠领，而不是你们那种衣领，还要求大家在彼此交往时都严肃而虚心，规规矩矩的，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总会死去。我认为这样才是对头的，合乎道德原则的。你瞧，塞塔姆布里尼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自命不凡的地方，将来我要向他指出才是。他认为，他不但理解人类的尊严，也掌握人类的道德原则；他大谈其什么‘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和他那进步的星期日活动，仿佛人们在星期日除了进步之外，没有别的可想。他还谈起如何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你对这点一窍不通，可他已对我教导过一遍了。他说要编纂一本辞典，借此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依我看来，这并不符合道德原则——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这个我当然没有对他直说。他苦口婆心地向我说教，像往常那样油嘴滑舌地说，‘我警告你，工程师！’可是各人的想法有各人的自由。——先生，让我思想上有自由的权利吧。我再要对你说一些话，”他最后说。（这时他们已上楼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约阿希姆准备卧疗。）“我要把心里的打算对你说一说。咱们住在这儿，与死人为邻，而且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苦难深重。但咱们对这一切不但要装得若无其事，而且还要处处提防，免得接触到这个题目。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当咱们用晚餐和早餐时，它们就会把那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悄悄抓去。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斯特尔夫人就是因为我提起了死人的事而大发雷霆。我这样做太愚蠢了。她固然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女人，在最近一次用膳时，她竟认为‘遇事勿大声，做人顶聪明’这句话是从《汤豪舍》①那儿搬来的，不过她多少还有点人情味，别人也一样。我已打算好今后要多多关心屋子里的重病人和垂危的病人，这将对我有好处——刚才咱们访问了那个寡妇，使我多少受到益处。我上山的最初几天，曾从门缝里瞧见二十七号病室里那个可怜的罗依特，一定早已上路去看他的祖先去了，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当时，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大啊。可是这里还有像他那一类的人，院里的病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上山的人永远不会缺少。阿尔弗蕾达小姐或护士长，甚至贝伦斯本人，也会帮助我们和这些病人建立起某些关系，他们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假定有个快要死去的病人过生日了，而咱们也知道这回事——其实，这种事总会让人知道的。好，于是咱们就上病人的房里，给他或她献上一束花，以两个病友的名义关心他们，去的时候可以隐姓埋名，对他们可以说一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一类的客套话，‘恢复健康’这个词儿，在疗养院里一直是最最温文有礼的。要不了多久，这些病人当然会认出咱们来的，不论他或她，都会透过病室的门缝向您友善地致意，尽管身体十分衰弱。也许有什么女人请咱们进去招待一会，而咱们在他死去之前能相互说几句富有人情味的话。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同意吗？就我个人来说，我已打定主意了。”
①《汤豪舍》，德国19世纪著名作曲家和剧作家理查·瓦格纳（1813—1883）所作的歌剧。
约阿希姆想不出许多可以反驳他这个意图的话来。“这可不合院方规定哪，”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多少违反院规了。不过如果真的提出这个要求，也许可以破例，贝伦斯也许会同意的，我想，你不妨引证一下你对医学的兴趣。”
“唔，有机会时可以提一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因为实际上他内心有一些复杂的动机，他这一愿望就是由这些动机产生的。他抗议院方的利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动机而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一个因素：他精神上特别希望自己能以严肃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痛苦和死亡，他希望和重病人及濒死的人接近后，能使自己感到满足，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以期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不致为日常的、每时每刻伴随着他的各种痛苦所纠缠。在听到塞塔姆布里尼的某些指摘后，他对这方面的要求尤其如饥如渴，有关的例子简直不可胜数。如果有人问起汉斯·卡斯托尔普来，他首先也许会举出山庄疗养院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根本没有什么病，可以为所欲为，仅以一些微恙为借口待在山上，实际上只是在寻欢作乐，因为病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合适。就拿我们前面顺便提到过的寡妇黑森弗尔德来说吧，她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女人，酷爱打赌。她同每个男人打赌，对每一件事都要打赌——过一会天气将会怎样，用膳时将端来什么菜肴，病友们的身体常规检查结果如何，某人在院里还得住上几个月，她都同别人打赌。另外，她对于体育竞赛方面，例如二联雪橇、带帆雪橇滑冰或滑雪运动究竟谁是冠军，某些病友之间谈恋爱时间的长短以及其他往往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的事，她都要打赌一番。她还同人家赌巧克力，赌香槟酒，赌鱼子酱，这些东西当时在餐厅里都是时髦食品。有时她拿钱、拿电影票，甚至拿接吻的次数来作赌注，——一句话，凭着她这股打赌的劲儿，她给餐厅增添了不少朝气和生气。不过她那频繁的活动当然不能打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在他看来，光是她的存在就似乎有损于疗养院的尊严。
维护和亲自保持这种尊严，是他内心孜孜以求的事。现在，他在山上和这些人一起已住了半年左右，他觉得这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他对这些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和观点都渐渐看在眼里，而且看得十分透彻，感到很不合自己的脾胃。就拿那两个瘦棱棱的、爱穿奇装异服的小伙子来说吧。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诨名叫作“马克斯莫利茨”，他们总在晚间跳出窗口，不是打扑克牌，就是和女人们厮混，大伙对他们早已议论纷纷。最近，也就是新年后的八天光景（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讲故事时，时光一直向前无休止地流逝），人们在早餐时传开了这么一个消息：一天早晨，浴室师傅看到这对宝贝儿穿着褶皱的衣服躺在床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大笑起来。不过，如果说这件事已叫他面红耳赤，那么另一个人的事迹与之相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个人是余特博格地方的律师，名叫艾因胡夫。他年约四十岁，胡子尖棱棱的，满手是黑黑的汗毛，吃饭时与塞塔姆布里尼同桌，坐在已经恢复健康出院的那个瑞典人席位上已有好一阵子了。他每夜回院时喝得酩酊大醉，最近连夜间也不回来，人们甚至看到他睡在草地上。他们把他看成是十分危险的浪荡子。斯特尔夫人说，有人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某一时刻曾从艾因胡夫的病室里走出来，她能指出这个女人是谁，尽管她在山下已经订过婚。当时年轻女人只穿一件皮袄，下身除了一条轻飘飘的裤子外，看来什么也没有穿。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不仅仅在广义的道德观念上是丢人的，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觉得不光彩，使他内心阵阵发痛。事情甚至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一想到这位律师，就难免想起弗兰慈欣·奥伯但克，她就是那个头上纹路光滑滑的小闺女，几星期前由她母亲陪同来到山上，她母亲是内地的一位贵妇人。弗兰慈欣·奥伯但克来院接受初次检查后，大夫认为她的病并不重。可是也许是治疗不奏效，也许是山上的空气对像她那样病例的人一开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也可能是那小妞儿心里有什么疙瘩或情绪过分激动，伤了她的身体：上山几星期后，她重新作了一次检查，检查后她走到餐厅里，在空中摇晃起她那只小手提包来，用清亮的嗓子大叫：“哈哈，我还得住上一年！”听了这话，整个餐厅的人都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纵声大笑起来。但两星期以后，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艾因胡夫律师在对弗兰慈欣·奥伯但克“耍流氓手段”。不过这是我们正派人的说法，或者不如说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说法，因为在传播消息的人看来，这种事谈不上什么新鲜，不必大惊小怪地用这种激烈的字眼。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意思是这种事总是双方情愿的，任何一方不愿意就不会发生。至少斯特尔夫人抱这种态度，她对这个颇成问题的伦理观也是如此。
卡罗琳·斯特尔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女人。要是说有什么力量扰乱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内心的平静，使他的正义感无法伸张，那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女人。她讲话时经常滥用字句，说漏了嘴，这已叫人够受了。对于临死时痛苦的挣扎，他不用德文的Todeskampf，而是不伦不类地用“Agonje”①这个字。如果她谴责某某人狂妄无礼，她会用“insolvent”②这个字眼。在谈起日食成因的天文学过程时，她会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对于一块块的积雪，她会说什么“容量实在可观”。有一天，她说了一番话，竟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吓得目瞪口呆：她说目下正在看疗养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这书会叫他感兴趣的，书名是席勒译的《贝内德多·切内尼传》③，她专爱用某些表达方式，由于它们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很不好受。例如她总爱说：“这真是到顶啦！”或者说：“你真也一点儿预料不到！”长时期来，人们曾用“光彩夺目”（“blendend”）这个时髦的口头语来代替“闪闪发光”（“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