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一次听到顾问大夫贝伦斯的声音——让我们仔细谛听吧！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了！！这个故事迟早总得结束，它已持续了极其漫长的时日，或者不如说：故事的“内容时间”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要停下来也是不可能了——即使它的“音乐时间”已经结束。如果这样，我们也许不会再有机会听到这个能言善辩的赖达曼托斯在谈话时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语调了。他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卡斯托尔普，老朋友！您在闷闷不乐呐。我整天看到您噘起嘴巴，愁眉苦脸。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卡斯托尔普。您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爱闹情绪，如果每天得不到最上等的东西，就会嘟嘟哝哝板起脸来，抱怨眼前的淡季。我说的话对呢还是不对？”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吭一声，这说明他的心绪确实十分阴郁。
“我说得有理，以往我也是这样，”贝伦斯自己做了回答。“在您把怏怏不乐的毒素在这里扩散开来之前，您这个怨天尤人的国民啊，您应该看到：您还没有被上帝和世界完全遗弃，上苍对您睁开一只眼睛，一只不变的眼睛，我亲爱的，而且一刻不停地考虑到如何使您快乐。贝伦斯老头还在那儿呐。哦，现在不开玩笑了，我的小伙子！上帝明鉴，在许多不眠之夜，我一直在考虑您的病情，现在有一个想法。可以说，这是一个启示——实际上，我这种新想法很有实现的希望，那就是：在意想不到的不久的将来，您就能解除身上的毒素，胜利地回到老家，我这话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您睁开眼睛看看，”贝伦斯有意识地停顿一下后又继续说；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并没有睁开眼睛，只是睡意朦胧地、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他，“贝伦斯老头儿话里的意思，您却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您身体上有某些地方不大对头，卡斯托尔普，这个逃不过您那可贵的‘统觉’。您的病灶无疑已有很大的好转，中毒症候已好久不再在那儿出现，可您还是有些不大对头。我不是从昨天起才考虑这个问题的。这里是您最近的爱克司光照片……让我们把这个鬼东西放在光线下面看看。您瞧，连最爱发牢骚的、最最悲观的人，像我们皇上所说的那样，也没有多大地方可以挑剔的。两三处病灶已经完全吸收，缩小些了，边缘也清晰些了，凭着经验您知道，这说明已经痊愈了。根据上面的诊断，那您里面还不稳定地发着热就难以解释了，小伙子；做大夫就有必要寻找其他方面的原因。”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表现出相当有礼貌的好奇心。
“您现在会不会想，卡斯托尔普，贝伦斯老头儿必须承认治病方面出了差错？要是这样想，您可不对头了，事情出了岔子，贝伦斯老头儿也不对了。您的治疗方面并没有出毛病，也许只是失之片面。依我看不外乎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一向把您的症状仅仅归咎于结核病，现在却推导出这样一种可能性来，那就是不要再把这笔账记在结核病头上。一定有其他原因在找麻烦。依我看，您身上有球菌。”
“我坚决相信这一点，”顾问大夫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后，又加强语气重复说，“您身上有球菌。可是您不必害怕。”
根本谈不上什么害怕。倒不如说，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上显示出某种讥讽的承认——不是承认顾问大夫观察问题的尖锐性，就是承认他作出假定时所表现出的新的尊严性。
“没有理由惊慌失措！”贝伦斯改变了劝说的内容。“每个人身上都有球菌。每头驴子身上都有链球菌。您一点也不要自负。我们最近才知道，尽管人们的血里有链球菌，但不一定都会产生传染现象。我们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这个，许多同事到现在还茫无所知——那就是血液里甚至允许有结核菌存在，而不致引起什么后果。再稍稍探索一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概念：结核病实际上是一种血液病。”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他的话确实十分动听。
“当我说起链球菌时，”贝伦斯又说，“您当然不能由此推想到某种人所周知的严重的疾病。如果我们家族的这个小东西在您那儿安了家，细菌学的血液检查一定会检出结果来。关于您的发烧——假定发烧是存在的——那只有看链球菌疫苗治疗的效果如何，现在我们已运用这种治疗方法了。办法就是这个，亲爱的朋友，我正期待着闻所未闻的结果。结核病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病，不过今天，这种病也能很快治愈。如果您打针后反应良好，那么过了六星期后，您就健康得活蹦乱跳。好，您认为这件事怎么样？贝伦斯老头儿还算尽职吧，嘿？”
“目前这只是一种假设罢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懒洋洋地说。
“是一个能够证明的假设！一个富有成果的假设！”顾问大夫说。“当球菌在我们的培养基中生长时，您将会看到它多么有成果。明天下午我们给您抽血，卡斯托尔普，我们要根据乡村庸医的方法给您放血。这不过是一个玩笑，不过对您的肉体和灵魂会产生令人极为满意的效果……”
汉斯·卡斯托尔普表示准备接受这种破坏活动，并且十分感谢大夫对他的衷心关注。他侧过脑袋，目送顾问大夫大摇大摆地离去。负责大夫的话说得正是时候，赖达曼托斯相当正确地预卜出山庄疗养院这位年轻病人的气色和情绪。他的新的试验方案已经确定——是公然确定的，目的一点儿也不加否认——旨在使病人渡过目前的沉滞状态，对于这位年轻的病人最近面临的这种状态，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免使人清晰地回忆起已故的约阿希姆来——当时他暗暗下着某种孤注一掷的决心。
还有一些话要说。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似乎已经达到了这个沉滞状态，而且在他看来，包罗一切的世界都已达到了这样的境地，或者不如说：他觉得难以把“特殊”和“一般”区别开来。他同那个“人物”的关系终于以古怪的方式结束了。这个人物去世以后，疗养院里曾引起各方面的波动。最近克拉芙吉亚·肖夏同山上的众人告别，而她同她“主人”那位迄今依然活着的、以“你”相称的兄弟①之间，又在无可奈何、悲痛欲绝的阴影下以及尊敬与关怀的气氛中相互道别——自从这些事件发生以来，这位年轻人似乎觉得世界和生活已不再怎么可怕，任何事都以奇怪的方式变得七歪八斜和令人惴惴不安，而且程度越来越厉害，仿佛有一个恶魔掌了权，这个恶魔又凶狠又愚蠢，尽管它好长时间来大逞淫威，但此刻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宰权，以致使人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和产生一种逃遁的愿望——这个恶魔的名字叫做“麻木不仁”。
①这里指汉斯·卡斯托尔普。“主人”指皮佩尔科尔恩。
当读者看到写小说的人把麻木不仁的名词同恶魔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认为它有一种神秘性恐怖的威力时，也许会责备他危言耸听，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并非信口雌黄，而是以我们纯朴的主人公的个人生活经历为依据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固然不值得推敲，但好歹却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即在某种情况下，麻木不仁会获得这样的性质，引起这样的感情。汉斯·卡斯托尔普环顾周围……他看到的都是神秘莫测的、穷凶极恶的东西，他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没有时间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希望的生活，表面忙忙碌碌、实则呆滞不动的放纵的生活，死气沉沉的生活。
他们忙忙碌碌，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其中一种活动越出了常轨，变成了时髦热，众人都如痴如狂地梦寐以求。例如业余摄影，在山庄疗养院的病人中间就一直占有不小的位置，它已两度成为热门的东西——凡是住在这里相当久的老病人，都能亲身经历到这种时髦热会周期性地发作——大伙儿对它如醉如痴。到处看到有人以专心致志的神色低下头，把照相机托在上腹部对光圈，把洗印好的照片在餐桌上传来传去，忙个不停。亲自显影一下子变成了光荣的事。医院里所能提供的暗室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人们在房间的窗户和阳台门挂上了黑色的帷幕，人们在红色的灯光下用化学药水操作。后来有一回，操作时起火了，“上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一位保加利亚学生差点儿被烧成灰烬，院方当局才发布一道禁令。
不久，他们又觉得一般性拍照枯燥无味，吕米埃尔①的闪光摄影和彩色照片流行起来。他们看到这样的照片兴高采烈，在这样的照片上，人们在镁光灯的突然照射下直愣愣地瞪着眼睛，脸色苍白而紧张，好像被谋杀后让人扶起来张开眼睛的死尸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保存了一块用厚纸板做成框架的玻璃片，对着光线一照，就能看到一张古铜色的脸，钮孔上闪亮着一朵黄澄澄的蒲公英，站的地方是黄花植物盛开的绿得刺眼的一片林中草地，身旁一侧是斯特尔夫人，另一侧是皮肤白得像象牙一样的莱费，前者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套衫，后者穿的则是一件猩红色的套衫。
①指19世纪法国著名化学家奥古斯特·吕米埃尔和路易·吕米埃尔，他们是活动照和彩色照的重要发明人。
此外还有收集邮票的癖好。固然不论何时个别的人都在收集，但有一个时期大家却普遍着了魔。每个人都在黏贴，讨价还价，相互交换。他们在看集邮杂志，同国内外的邮票专售店通信，同专门的集邮组织和私人收集者保持联系；为了得到珍奇的品种，他们不惜耗费巨资，即使有些病人经济拮据，只能勉强应付住这座豪华疗养院的月度或年度支出，他们也宁愿这样做。
这种癖好一直持续到下一个风尚盛行的时候。下一个风尚也许是积聚和不停地贪食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每个人的嘴都吃得发黄，山庄疗养院的厨师们发觉用餐的人们对一些美味品都吃不进去，而且还要吹毛求疵，他们的胃，对牛奶胡桃巧克力、巴旦杏仁奶油巧克力、“那不勒斯侯爵”巧克力和有一粒粒金色砂糖的“猫舌”形巧克力都觉得腻口，食之淡而无味。
闭起眼睛画小猪，是过去谢肉节之夜某位最高领导人想出来的一种游戏，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转而盛行描绘几何学图形，短时期内消耗了山庄疗养院所有病人的智能和精力，甚至把奄奄一息的病人最后一丝思维能力和精力也耗掉了。几星期来，整个疗养院里的病人都热中于描画一种复杂的图形，图形由不少于八个大圆和小圆以及若干相互交合的三角形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复杂的平面图徒手一笔画出，不过最高的目标却是蒙住眼睛画出这样的图形来。只有检察官帕拉范特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从事这种智力活动要数他最机敏了，尽管他画得不够均匀，有失美观。
我们知道，这个人致力于研究数学——我们是从顾问大夫本人那里探悉的——我们也知道他对这门学问专心致志的动机是为了禁欲。研究数学有镇静和克制肉欲的效果，我们早听说人们称颂过，如果大家都悉心研究它，最近疗养院里采取的某些强制性措施也许成为不必要了。其中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所有阳台门的通道封闭起来，阳台门位于不通向栏杆的乳白色玻璃隔墙的末端。进出只好通过几道小门，这些小门夜间由浴室师傅锁住，大家对此报以一笑。从那时起，游廊上面二层楼的一些房间就经常有人来往，人们在经过栏杆后就能不走小门而经过突出的玻璃屋顶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了。不过这个整肃纪律的创新措施对检察官根本不起作用。那个埃及公主的出现在帕拉范特身上所造成的严重的冲击，他早已克服，而她则是挑逗他的自然本能的最后一个女人。从那时起，他以双倍的热情投入明眸的数学女神的怀抱，对于数学女神镇静人们心灵的功能，顾问大夫曾经对大家作过教诲。他日日夜夜孜孜以求的问题，是圆的求积法问题。以前，他曾以运动员一般顽强的意志坚持不懈地经常要求延长假期，后来甚至受到退职的威胁，一度成为可怜的罪人，如今，他也以这股劲儿致力于求积法。
这位退职的官员在研究过程中确信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曾经证明圆的求积法不可能作出，他认为这样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上苍的意旨把他帕拉范特从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游离出来，让他住在这里，因为上苍选定他从超验的课题里走出来，进入尘世精确的、实验的领域里来。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描图，计算，走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在数不清的纸上涂上了数字、文字、计算符号、代数记号；他的脸是黑黝黝的，看去十分矫健，但露出了狂人那种充满幻想的、愠怒的神情。他的谈话千篇一律，非常单调，总是念叨着圆周率π，一个卑下的天才心算家，名叫扎哈里亚斯·达泽①，有一天他曾把这个绝望的分数计算至小数点以下二百位——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装饰门面，因为即使计算到小数点以下二百位，对于不能达到的正确数字来说，近似值也不能解决问题，因而也可说实际上于事无补。大家对这位烦恼的思想家都避而远之，因为他抓住了谁的衣领，谁就得听他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一通，他会唤起你的情感，叫你认识到这个神秘关系的绝望的无理数给人们精神上的污染所带来的耻辱。一直用半径乘π来求得圆周——用半径自乘来求得圆的面积都未能取得结果，这使得这位检察官心中不时受到疑惑的冲击，他怀疑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否从阿基米德②的时代以来就已经过分复杂化了，或者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只是最简单的一种儿戏。依他想，圆周怎么不能修正，因而为什么不能把每一条直线都弯成一个圆呢？有时，帕拉范特自以为已近乎得到一种启示。人们常常看到他在深夜还坐在自己的餐桌旁，这时餐厅里已无人问津，光线也很暗淡；他在光秃秃的桌面上拿出一条很细的线来，把它小心翼翼地弯成圆形，以后，他突然把手一甩，一下子又变成了直线，接着用手托住两颊，冥思苦想。有时顾问大夫前来替他解解闷，对他的想入非非打一番气。那个苦恼人怀着满肚子忧伤有时也来找找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次不够还有第二、第三次，因为他认为汉斯为人亲切，深明事理，而且对圆的神秘性也感到有兴趣。他向这个年轻人画了一张极其精密的图，向他展示出绝望的π，而且竭尽心力描出了一个圆周，这个圆周在两个具有无数短边的多角形之间，一个是外接圆，另一个是内接圆，这种多角形的边与人的智慧所能绘出来的极其近似。而剩余的东西，曲率——它以烟云般的非物质的方式，由于可以计算的周边线而免于合理化——这个，那位检察官抖动下颚说，莫非就是π！汉斯·卡斯托尔普尽管易于接受别人的影响，对π却没有像谈话者那样感到富有吸引力。他对帕拉范特先生提出劝告，说这是一种鬼把戏，对这种捉弄人游戏不必过分认真，过分热衷，而且说起一些不能扩展的弯曲点来，说圆就是这种弯曲点构成的，从它不存在的始点起一直到它不存在的终点止；他还说到，方向不持久的自行循环的永恒性是非常可悲的——他说话的口气冷静而虔诚，在检察官身上暂时发挥了有利的影响。
①扎哈里亚斯·达泽（1824—1861），德国数学家。
②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
汉斯·卡斯托尔普生性善良，他博得信赖的不止一个病友——某些病友的头脑中怀有某种“固定的成见”，而且因大部分病人放浪不羁而不愿倾听他们的话感到闷闷不乐。有一位病人年事已长，以前是一个雕刻家，来自奥地利乡镇。他这人鹰爪鼻，蓝眼睛，胡子已经花白，胸中怀着一个经济性和政治性的计划——计划已用书写体缮写好，要点已用毛笔浸在深棕色的颜料中写成，以示突出。计划的基本精神是：每个报纸的订阅者应当有义务每天交纳四十克数量的旧报纸，每月一号收齐，这样一年计一万四千克，二十年就不少于二百八十八千克；如以一公斤报纸二十芬尼计算，则总计有五十七马克六十芬尼。那份备忘录继续说，如果有五百万家订户，则二十年之内，旧报纸的价值可达二亿八千八百万巨额的马克数。其中的三分之二也许可以算在新订户的账上，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阅读，至于其余的三分之一即一亿左右马克，则用于人道的目的，例如作为民众结核病疗养所的经费，资助怀才不遇的人们，诸如此类。计划极其细致，甚至形象化地叙述了一个一厘米见方的价格栏目，收集旧报纸的机构可以从中读到每月所收集的报纸的价值，以及发放酬金时所用的钻孔纸的格式。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个头头是道、颇有道理的计划。任意浪费和消灭报纸，由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们将它用水洗掉或付之一炬，对我们的森林和国民经济是莫大的背叛。大力节约用纸，意味着大力节约纤维素、林木和节约人类用以制造纤维素和纸张时所消耗的物质资料——更不消说是人类的物质资料和资金了。此外，由于旧报纸的价值很容易比再生的包装纸和厚纸高出四倍，因此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丰富的国税和附加税的税源，从而减轻了读报者付税方面的负担。总之，这个计划是很妙的，确实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这个计划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和徒劳无功的阴影，甚至前景惨淡，而且显得愚蠢，那么这是由于这个艺术家怀有一种偏执的狂热，正是他怀着这样的狂热去追求和维护一种经济观念，他内心深处对这种观念显然并不怎么认真，因而并未作出任何尝试去推行它……汉斯·卡斯托尔普侧起脑袋倾听这个汉子用热烈而激动的话向他宣传自己增进人类福泽的主张，一面听，一面点头，同时看到自己存在着某种轻蔑和厌恶情绪，这种情绪妨碍了他对那位创始人反抗冷漠的世界的拥护程度。
山庄疗养院里还有几个病人在攻读世界语，而且也懂得在就餐时操起这种人道的语言来。汉斯·卡斯托尔普阴郁地瞪着他们，但另外他还得忍受一些糟透的事。不久前从英国来了一批病人，他们给院里带来了一种社交游戏，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参加者围成一个圈儿，当一个人向身旁另一个人提出“Did you ever see the devil with a night cap on?①”这样的问题时，另一个人必须这样回答：“No! I never saw the devil with a night cap on②.”这样的句子一个换一个问下去，周而复始。这真叫人受不了。可是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了玩“单人纸牌戏”的人，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种人在屋子里每天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①英文：你可曾见到头戴睡帽的恶魔？
②英文：不，我从未见到头戴睡帽的恶魔。
最近，玩这种牌的热情已大大蔓延开来，使整座屋子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罪恶的巢穴。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一时居然也染上了玩这种纸牌的恶习，这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也许他已迷上了这种游戏。他所醉心的纸牌叫做“十一张”，玩法是把惠斯特牌分成三列，每列三张，再加上两张牌，凑成十一，还有三张“人头牌”①，把三张牌翻开后，又补上新的。这种游戏纯粹是碰运气的。这样一种简单的游戏方法居然能够引人入胜，甚至使人着迷，真是难以想象。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亲身体会到它的着迷之处——他确实体会到了。这种纵情的娱乐决不是什么轻松之事，他玩起来总是双眉紧锁。他让自己听凭“牌神”的摆布，沉醉于“牌神”反复无常的恩宠之中。有时牌运来了，一开头十一张和J、Q、K三张牌就堆起了，因而三分之一的牌还没有完，这局游戏已经结束（匆匆忙忙的胜利刺激了他的神经，他顿时想再来一次）。有时，他一直打到第九张和最后一张牌，已经没有任何补牌的可能性，或者看来已胜利在望，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他随时随地玩这种单人纸牌戏，白天也好，夜间在星光下也好，早上只穿着睡衣时也好，在餐桌上也好，甚至在梦中也在玩。他心里发慌，但还是玩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有一回找上了他，“干扰了”他，仿佛干扰他是这位先生一贯的使命。
①即纸牌中有人头的K、Q、J三张牌。
“Accidente！①”他说。“您玩起牌来啦，工程师？”
①意大利文：意外之事！
“其实并不是真正在玩牌，”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我只是摊着牌，在一种抽象的、充满偶然性的游戏中自得其乐。它那变化无常的把戏使我工于心计。它向我阿谀逢迎，后来又不可思议地难以驾驭。今天早上我一起身后，就接连打了三遍牌，其中有一次达到了两排，打破了纪录。我现在已经在打第三十二遍了，不过没有一次能打过半数，您相信我的话吧？”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像多年来经常看他时那样看着他，黑眼睛里流露出忧伤的神情。
“我看到您忙得很哪，”他说。“看来，我似乎不能在这里找到什么安慰来消除我的烦恼，也不能为我内心的矛盾找到慰藉，这种矛盾使我痛苦……”
“矛盾？”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这个词儿，又玩起牌来……
“世界局势使我迷惑不解，”那位共济会会员叹了一口气说。“巴尔干同盟即将实现，工程师，我手头上所有的情报都这么说。俄国正卖力地在这上面用功夫。联盟的矛头是指向奥匈帝国的。这个帝国不崩溃，俄国人的计划就无法实现。您理解我的顾虑吗？我全力反对维也纳，这个您是知道的。可是我的灵魂是否因此该转而支持萨尔马特①的专制统治，它即将把我们具有高度文明的大陆卷入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祖国和奥地利进行外交上的合作，即使只是权宜之计，也是不光彩的举动。这是良心问题，它们……”
①此处似指俄国。
“七和四，”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八和三。杰克，王后，国王。来了。您带给我好运气，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意大利人沉默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他那双黑眼睛非常悲哀地注视着他，目光里蕴含着理智与德行。他又玩了一会儿牌，接着用手托住面颊，用顽皮的孩子那种狡猾、执拗、天真无邪的神态抬头看着站在他前面的良师益友。
“Placet experiri,”汉斯·卡斯托尔普厚着脸皮回答。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走了。这时只留下汉斯一人。他不再打牌，而是一只手托住脑袋，在白色房间中的桌子旁坐上好长时间，沉思默想。他看到世界上妖雾升腾，内心感到不寒而栗；他现在已在龇牙咧嘴的一群魔鬼的掌握之下，在它们迷惘和放纵的统治之下，魔鬼的名字就是“麻木不仁”。
这是一个邪恶的、不祥的名字，很容易引起人们神秘的恐惧。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着，用两只手掌摩擦自己的额角和心窝。他很害怕。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结局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忍耐的大自然将会反抗，一场雷雨和横扫世界一切障碍物的风暴即将发作，使生活越过“沉滞状态”，使“平淡无奇的生活”变成可怕的世界末日。他真想逃遁，我们已谈起过这点——幸运的是，那个当权者①“睁着一只不变的眼睛”，这点以前已经说过，他对他能察言辨色，设法用新的有效的假说使他高兴。
①指顾问大夫贝伦斯。
那个当权者的学生会会员的语调声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体内部温度不稳定的真正原因，正在查找之中；根据他的科学见解，要查到原因并不困难——他的康复和合法地出院回到平原，一下子似乎是近在眼前的事。当这位年轻人伸出手臂让人抽血时，他心头怦怦乱跳，思绪万千。当他看到自己红得像红宝石那样的美丽的鲜血注满清洁的玻璃管时，他眨眨眼睛，面色略带苍白，为自己这么殷红的血而赞叹。顾问大夫亲自施行这个简单而有重要意义的抽血术，由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和一名护士协助。在以后的好些日子里，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肚子疑问，从他身上抽出的血在科学的慧眼里究竟呈现什么性状。
顾问大夫开始时说，当然不能期望细菌一下子就会生长。后来他又说，可惜到现在它还不肯生长出来。可是有一天早晨，他在早餐时走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汉斯当时坐在“上等俄国人”餐桌旁的上席，他那位以“你”相称的魁梧的兄弟曾一度坐在那个位置上——用一些行话来向他道喜，说他们所做的一个培养基里已确凿无疑地找到了链球菌。现在只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中毒现象究竟是少量的结核菌引起的呢，还是由链球菌引起的，后者的数量也同样不多。他，贝伦斯，对这件事必须进行仔细的、较长时间的研究。培养的细菌还没有十分成长。他陪汉斯到“实验室”里去看这种细菌。在红色的血液凝结物中，可以看到灰色的小点。它们就是球菌。（不过每头驴子都带有球菌，也有结核菌。如果没有症状，这一检验结果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抽取的血液，人们继续用科学的眼睛进行检察。有一天早晨，顾问大夫用激动的语气宣称：不但在一个培养基上生长出球菌，以后其他所有培养基上也生长了，而且数量很多。虽然不能确定它们是否都是链球菌，但十分可能的是中毒现象就是它们引起的；当然人们还不知道，它们究竟多少数量才会影响到过去无疑存在、目前尚未完全制服的结核病。由此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注射链球菌疫苗！预后如何？极为良好——试种这种疫苗并无任何危险，无论如何不会有害处。由于血清是由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的血液中提取的，因此注射时不会把外界的病菌带入体内。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注射无用，没有效果——即使不注射，病人照样还是病人，谈不上有什么不良的后果！
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不愿想得这么远。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疗法，虽然他觉得这种注射是可笑的，不体面的。把自己的血注入自己的体内是一件丑不可当的事，是一种血亲相奸的骇人听闻的行为，就其本质来说既无成果，又无希望。这就是他愚昧无知的、类似疑心病患者的判断，从注射并无效果的角度上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这出戏演了几星期之久。它有时似乎对他有害——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有时似乎对他有利；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错误的。结果等于零，虽然大夫并不公然声明治疗无效。这件事陷入了僵局，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玩他的单人纸牌，而且同恶魔眼睛对着眼睛，它那无法驾驭的统治，对他的情感预示恐怖即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