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但听诊方面十分内行，而且切肺手术也颇有一手，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后来山庄疗养院就把他聘下来，他和疗养院亲密合作快十年了……后面，在疗养院西北角侧厅的尽头处，就是他的宿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住处也离他不远。贝伦斯这个小小的鳏夫之家，家务是由那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护士长——主持的，塞塔姆布里尼常常对这位贵妇人嗤之以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到现在也只偶尔见到她。此外，顾问大夫只是孑然一身，因为他儿子在帝国大学里念书，而女儿也已结婚——嫁给瑞士法国行政区里的一位律师。贝伦斯的儿子有时在假期里探望父亲，在约阿希姆住院时也来过一次。据约阿希姆说，院里的女病人看到他都很兴奋，连体温也升高了。大家相互嫉妒，结果在休息室吵吵嚷嚷，于是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诊病时间里拥向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这位助理医师有自己一间专用的诊病室，它像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和爱克司光室那样，都在疗养院建筑物光线充足的地下室里。我们称它为地下室，是因为楼房底层有一级级石阶通往那儿，实际上就形成通往地下室这么一个印象。不过这无非是一种错觉。首先楼房底层的地势相当高；其次，山庄疗养院整个说来是倚山建筑在陡峭的地面上的，而所谓地下室的各个房间，方向都朝前面，可以眺望花园和山谷；由于有几级石阶通向下面，地形的真实面目就或多或少被掩盖了。人们通过这些石级从底层走下去，但一到下面，又发现里面的地形仍和原来一样高，或者只略略低些。有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尔普陪表哥到“地下室”去找浴间师傅称体重，对那儿就有这么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
那块地方令人有一种医疗室特有的明净感，一切都显得十分洁白，门上也涂着白漆，油光光的，通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接待室的房门也是如此。大夫的名片就用图钉钉在这上面。只要从走廊向下走两级，就可到达那间接待室，因此那间隐在后面的房间显得相当宽敞。这扇门在走廊的尽头，阶梯的右侧。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待约阿希姆时，他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看到正好有人出来，是一个刚来院的女人，他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是个娇小纤弱的娘儿，额上有一绺鬈发，戴一副金耳环。她登上阶梯时俯着身子，一只手撩起裙子，另一只戴戒指的小手却用手绢掩住嘴儿，偻背弯腰地用浅蓝的大眼睛恍惚地凝望前方出神。她跨着小步急匆匆地上楼，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半路上又忽然停住，仿佛想起什么，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直到在楼房中消失。一路上她总是弓起身子，手绢不离嘴唇。
当那扇门开时，她后面的地方看去比白色的走廊里暗得多。医疗室的那种明净感，显然没有从部位较低的地方传到那儿。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所看到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精神分析室里只是一片昏暗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