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麦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麦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麦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调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里臭气熏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像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像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竞相媲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米。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米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迸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像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满座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疑是天堂。他们一到，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做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退，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像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儿。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像一个收藏家，不像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像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支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支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支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支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斯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像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己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像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汽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底，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已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纪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情似乎并不感到奇怪。她并没有因为一想到谎话变成了真理而感觉到脚下打开了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阿朗逊、鲁瑟福的事和有一次那张意义重大的纸条滑过他的手指尖的事。但她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说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她还无法领会这件事的意义。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
“不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员。而且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多了。他们是老一辈的人，革命以前的时代的人。我只认得他们的脸。”
“既然这样，那有什么可以发愁的呢？一直不断有人被杀掉，是不是？”
他要想使她明白。“这个问题不同一般。这不是谁被杀死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从昨天开始往回推算，所有的过去都给抹掉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还存在过去的话，也只存在于少数几样实在的东西里，但没有文字说明，就像那块玻璃一样。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当然，过去遭到篡改，我是知道的，但我永远无法加以证明，哪怕在我进行篡改伪造的时候。这种事情做了以后，什么证据都不遗留。唯一证据存在于我的脑中，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把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也有我的同样记忆。在我一辈子中就只有那一次，在事件发生了多年以后，我居然的确掌握了实际的具体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那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几分钟以后就把它扔了。要是今天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要把它留下来。”
“我可不！”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撒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在同她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统而又不知正统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像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