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强的父亲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员，故伯强从小不曾受过一点点的物质的压迫。天资很好，小时就有神童之称，所以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读书握管之外，没有加以其他的身体的锻炼；结果是用脑过度，患神经衰弱症，体力也很弱，走过一里半里的路，就气喘喘地要叫车叫轿了。他不知道人世间有贫苦到没有饭吃的人，更不知道在读书应试之外尚有其他的种种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单不苦，还很舒服。至于还有一大部分靠体力为生活的人们因为少和他接近，在他脑中没有半点印象。他的处世立身的秘诀——也是他父亲给他的训条——是读书，做官，赚钱；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的物品。
十五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才略感觉到家计的不容易了。但十六岁，他就进了学。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亲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过了几个省份，不是在某大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就在某大员幕中帮文案；所以他还是感不到物质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岁那年赴乡试。以他的才名，谁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经魁内。他自己也觉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进场后，因为不留心，写了一个“玄”字，说是犯讳，文章虽好，终被黜了。
经了这回的大打击后，他才觉悟到科举之无聊。于是他决意离了故乡，走出上海来。他来上海，原是想拜国学大家詹疯子为老师，研究国学的。但到上海后，听见詹疯子发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论，清廷加了一个乱党的罪名，要通缉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强到上海后，翻读了些关于时事的书籍和报章，才稍知道天下大势，也略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想难怪詹先生要主张推倒清廷。于是伯强赴日本留学的意思便坚决了。
他终于到日本来了。但还没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兴正浓的时候，给一个下女惊醒了。
“邬先生，邬先生！饭端来了，好起来吃饭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窝里的伯强的肩膀说。这句东洋话，他倒听得出来。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年轻的下女，虽不十分标致，但也有几分动人，并且还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团（垫子）旁边有一个朱漆托盘，里面摆着一个小饭桶，一小碗的酱油豆腐汤，一盘熏鱼，一小碟腌萝卜，一只小饭碗，一双红竹筷子。
“又是这种满身刺的熏鱼，怎样啖得下去呢。”
伯强看见这些菜就不想吃，并且睡了好半天才起来，不觉得饿。但他又不能不起来吃，因为日本的菜饭冷了更难吃。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红色的颊上摸了一摸。他原来没有这样大胆的。后来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他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颊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就照样试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
“讨厌的邬先生。”
下女忙背转脸向那一边，不像从前那样地向他笑了。这时候，有志气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负心迫着他从被窝里站了起来。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盘里，把白磁的小茶壶拿过来。他无暇用茶杯了，因为他的舌头给一种有黏性的臭液胶住了，很不好过，他急急地在小茶壶嘴上接了一个长期的——半分多钟——的Kiss。
下女看不惯他的那种简便的喝茶的习惯再背过脸去望那边。她略抬首就发见了挂在壁高头的满染绿霉的火腿，她最初没有看清楚，以为是中国的一种乐器，因为她常在中国学生房里看见许多乐器，如胡琴，三弦，琵琶等等。但仔细一看，明明是条兽类的腿，她便蹙着眉头翻过来向伯强苦笑。
“邬先生那是不是ham？”
有ham一个字嵌在话里面，伯强居然听懂了。
“是的，ham！ham！”
伯强嘴里的牙齿差不多整部露出来了，望着下女连连地点首。
“霉了，邬先生。那个东西有盐分，春天潮气大，挂在那边，会弄坏壁呢。”
这样长的一句日本话，伯强听不懂了。他只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见他不说话，也不再说了。她向着坐在膳盘前的他鞠了鞠腰。
“请慢慢地吃吧。”
她说了后，就站起来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