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六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人员，大约有四五百人。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大家知道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作霖的参谋长不也是学校出身吗？有学问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喧，跟汪精卫当头号军人汉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辉同学的吗？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的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临阵易将多么危险。到底他们还是把许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学识的，作战很久的军官一个一个地都换掉了，调成参议咨议等，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只会在屋子里读书的，听见枪炮响而不认识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这些新到前方的军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师等替他吹嘘运动而带兵的，不然就是讲什么学派的。既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法，这样情形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何不失败呢？
就在那两天，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我觉得他这些话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正学问。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的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你同学，你们是前后班。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就是那天说的话，把何应钦说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还是把前面的军官换了很多。
有一天，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会里说：“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把人家捕去下了监，不说理由，全世界哪一国也没有听见说过这样对待军官的办法。这不是污辱全体军官的人格吗？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拿着这些国家栋梁的军官当着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