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这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
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就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孔问吴：“我犯的是什么罪？”吴说：“他们要做你的县长，你就是犯的这个罪。”没有几天吴鼎昌就放孔为独山县长。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退回去，孔福民就升了专员。孔的亲戚结婚，请孔作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孔说：“没有什么。”女家的主婚人说：“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并说：“我做了不是人的事，是给人当狗的事。”孔福民一面对我说着，一面摇头说：“悲哀呀！黑暗到万分，但是我们做小事的人不敢说话。”从桐梓到东冶镇，在那边停有六辆卡车，每辆都有两个宪兵押着。我找一位副官问那些车装的是什么东西，回来的人报告说：“车上满满的都是烟土，是从贵州省城护送着给蒋委员长的。”我把押车的排长叫了来，一问：“车上装的是什么？”那宪兵排长说：“全是烟土。”我问：“从哪里装的车？”他说：“从贵州省政府。”我又问：“送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交给蒋委员长。”他又说：“上海有人专办出售烟土的事。”本来没有人不知道的，蒋介石在上海的时候，做交易所的买卖，主要就是贩卖烟土，今天他做这个事还是他的本行。不过别人吸大烟的被枪决，买卖烟土就算犯法，这话怎样讲呢？
来到綦江县，这里的出产很富，人也很多。最好的一种东西是广柑，一元钱可以买一百个。我们在上海、南京看见过同这种广柑一样的，广柑上面打个戳子是美国来的，民国廿五、廿六年，每个都是一两角钱。自己本国的东西这样贱法，一元钱一百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国交通不便，本国人不能吃本国的东西，反而买外国的东西吃，钱就向外国走。外国人得到我们的钱造飞机、大炮、兵舰，结果我们打不过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赔款便是割地，由此可见若兴办实业不先办交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