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杂写来，偶作叙说，以“话”为名，示非郑重论文。
一
要列举古今中外的诗歌定义，实可勒成专书。但我对于一切文艺的原理，以为足资研究，而于创作总觉得没有多大效力。这与科学上的定理，公式，不可并论。略如下式：
（一）由于求知（思维，证实）发现必然的结果（科学）。
（二）由于抒感（想象，比拟）传达真诚的情愫（文艺）。
文艺，尤其是发达最早的诗歌，始于人类发音表示情感（自然也包括着智慧的分别与意志的指导）嗟，欤，唷，吁，从极简单的发音起为要便于记忆，速于传播，所以合韵的短短歌谣几乎是每个稍有文化（的）民族在其进化初期必然有的发现。而且那不是只用“诗歌”二字所能概括。
宗教——历史——诗
三者合一，在初民社会中难得有明确的分界，其内容则具有“情绪的挥发对大自然的崇畏，并且记述他们族类中的英雄与领袖的功烈、奇能，藉容易旨，……传记的合韵语词表达出来。”
不需繁征博引，有我们古代诗歌结集中的《大雅》、《商颂》、《鲁颂》、有希腊的史诗，《奥德赛》与《伊里亚特》，试一诵读，当可证明上述的意义。
经过了社会进化的层层阶段，一切都在随阶段而变形，文艺是文化的一环，也没有例外。尽管在韵调，语句，字音，与种种形式上留下无数遗迹，也有过时代，派别，作式，趣味的种种争辩，可是诗的“本质”总像至今还没有显著的不同。形象问题的必然变化，正与人类的服装一样。几十年内往往便有“新”“老”的花式不同，那一时喜欢宽衣博带，那一时喜欢短后秃袖；那一时有夸大松弛的形样，那一时偏要紧峭约迫的时髦。这所谓“喜欢”就等于“需要”，人类服装有其时代的背景，社会心理的转变，世间所谓“风尚”“时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视为不值讨论，其实这是文化进程中一个必须打开的花结。
以文艺在各时代的形式比较，时代的服装时尚，并非近于幽默的取笑。因为需要即造成多数人的欢喜；因为欢喜遂变成不可阻遏不能打消的“时尚”。
服装如此，文艺形式岂有例外。所差的只是藉以显现肉体上的“外形”与显现精神上的“外形”的分别而已。
罗列各种诗体，则近乎摆书摊，为了省事。还请关心者自查文学史与诗歌史便可了然。
简捷言之，所谓“新诗”近三十年以来的发展，至今，竟然还是一片茫然。旧体的格律，字数，四声的调谐，音节等等，新诗一概不要，但究竟什么是“新”的诗呢？一大套一片段的理论谈论着“什么是诗”，诗与其他文学艺术的分别，但要为“新诗”二字加上明白的轮廓，多半只是上文所叙，去掉了旧体的什么什么，少有对于这个“新”字指出明显大道，使爱好新诗，学习新诗者易于迈步前趋。
二
去掉什么只是消极的解释，非积极的建立，只是说明其不同，并未指出她的特点。于是：
白话，
分行，
大众化，
易于了解。
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话指明“新”诗，能否令人满意？“卑之无甚高论”，从简要处问一问：
白话 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所说的白话？这问题确不简单，正与一般人口头上的“道德”、“教育”、“文化”、“经济”，各个名词一样的“内包”繁复。江南的白话与山东老乡的硬调口音、叫字，怎么比？一位满腹书文的学者，与乡下老妪，他们的白话语汇所差几何？否！有人说了，这是指的“国语”呀。“国语”？譬如新诗里嵌上下列种种字眼：“哀怨”，“悠扬”，“抖颤”、“再生”，国语？国语中根本上没听见过这类古怪的“词儿”。可是，新的作者用这些“字眼”，真如旧体诗里的种种成语用得那么多。怎么办？是土语？还是国语？你只好强解说是搀用的文言。“文言”既又搀进去，这近乎定义的“白话”二字便有点站不住！
分行 太不健全，太无逻辑的条件，根本不必提出，否则北平“王麻子”每天出售钢剪的“日记流水账”，青市直接税局列举布告的“收税货物表”，难道不是“新”诗？高高低低，长长短短。有数字，有名目，真正分行清列，你说是否？
大众化 记得抗战前两年，沪上各文艺刊物有一时大家起劲讨论文学作品的“大众化问题”，议论纷纷，例证争出，然而下列几层便难得结论。
所谓“大众”之对象何在？广大的乡人，都市中的新式工人，还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大众”的含义是以数目为限？或以阅读者为限？农村的男男女女，与滨海渔人的男男女女，他们对于生活的接受、支持、了解，已经不同，更不必以会运转机器，惯于规律生活的新工人相比了。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各个造成其意识的差别，对于知识的多少，深浅，领受有别。那末，“化”之渗入，“化”的程度，怎能齐一？一般文艺作品谈到“大众化”尚难有确当解说，何况诗歌。
易于了解 这一项似乎“言之有理”，不过，仔细想想也一样看出破绽。一位学识高深的物理学者，对于“原子能”心中雪亮，但把三个字连合一气对于一般人说，有几个不目瞪神呆？“二簧”“西皮”的调门、唱法，唱起来是否合拍入调，在学过旧剧的票友，或者在“戏台”上混饭吃的一行人，入耳便知，用不到谁来解说。但，若干听众，十之八九连台上唱的什么调还说不出，那会讲到评论“调拍”。打惯仗的老兵，听见“枪声”他能立刻说明那是放的什么“手枪”，什么“来复”，哪国造的“匣子”，哪种尺寸的“步枪”；甚至他能附带辨别它的威力，它的伤害威力的重轻。但听枪响的并非老兵，还不与一般听众随人逐队去“看戏”一样？连调门不懂怎讲评论！
你说“新诗”易于了解，多少旧日老人，他真不易明了，就是把著名的新诗请他细看，他也摇头，不懂得这算什么文字。这“了解”的意蕴与“大众化”，一例太抽象了，太无一定的界限了。
如把上列四项新诗要素（？）——即如何方是新诗的浅明要素去掉，更有什么可以立刻答出的新诗特点？
因为不易把什么是新诗标明，指定，于是这些年来竟然极少看到讨论研究的文字。（新文学运动的前几年中还可读到）
“置之不论”颇似从新诗兴起的数年，一直至今的情形。自然新诗的产量仍然不少，也许写者最多，成绩最少？偶有几位博得赞美的作者，其成就的特点各有所在，与上列的四个条件并无太多关连。
其他，如小说、戏剧，甚至散文、小品文，都比新诗发展得快，成绩优良。独有这在本质上，形式上，近乎“置之不论”的新诗，呆在冷僻孤独的暗道上，至今仍然得摸黑走道。偶而有人摸到亮光闪闪的地方，就算摸者的佳运，当然须有他摸的巧妙，摸的在意，思想上与精神上的倍加努力，但，仍然须在暗途上摸索。比文艺的其他“部门”明光高照，目标清显的情形迥不相同。
因此在落寞中的新诗，愈来愈像被人漠视，愈来愈减少凌厉发扬的精神，甚至在新文艺中渐渐的向幽暗的角落隐没起来，难与他种文艺争显身手。
三
上文所说，自古迄今诗的外形变化层出，然诗的“本质”却无变动。因为本质有变便不是诗，或是“伪诗”。中国古代伟大评论者，给诗下过四个字的清切定议曰：“温柔敦厚”。尽管后世说诗家万语千言，并不能将此简语打倒，虽分析过细，解释详深，然与此四字也绝无冲突。“诗教”所在，总是想借丰美的有节奏的巧妙文字表达人类的诚感，不拘什么主义，何等手法，失去此旨，即勉强称之为诗，亦非“上乘”。这四个字的含义明白亲切，但细加寻思，第一个问题还不在诗的形象，而要追究到诗人的真性情。如一刻薄寡思，滑伪机巧的人，纵会用韵，摆字，有声有色，既富词藻，又擅安置。长篇短作居然像“诗”；也许以其才智博人赞许；更扩大点，或可造成风气，衍为宗派。但，如诗中无这四字的素质，至多是擦胭抹粉，会得“咽视媚行”、“争颦善哭”的装点，与表面的文词取胜，以言“真诗”相差悬远。二十年前自沉于水的王国维先生，为人忠笃，在其一生著述中，即评论文艺也绝无攻击个人之语，独在《人间词话》上，因论讨歌源本作者性格，遂以龚定盦的《己亥杂诗》中之一：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而有“其人之侬薄无行声口如见”的批评（原文不在手底，记得造语大意如是）。此诗一经先生指出，寻绎读去，其造句显然居心取巧，故示才慧外，而末一句确实轻薄，且显示得意，自命不拘于物；过分超脱，视一切人物大有任我播弄，随其骗说的高兴心情。使其本性纯挚，不会如此设想，也不忍有如此浮滑口吻。固然，诗上的心思要玲珑，要细密，而细密玲珑只可说是体物入微，或寄托于常人忽过，钝感未及之处而已，并非居心豁刻，自诩聪明之谓。诗中爱憎分明，喜怒各甚，这倒是作者真纯的表现。虽说过于质直；过分直接表达非诗之最高境界，然总是“真的诗”！如：“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即以此说证之西方伟大诗人的作品，其外形纵有如何不同，“本质”上何尝相异。以十九世纪两个特殊作者如……与惠特曼而论，一则寄托于感觉的奇异境界，一则放行于质白描绘之中，虽然才力不同，风格迥别，然其强度的憎爱，热情显露，若羼入丝毫虚伪，浮薄，岂能令读者触感切至，激起共鸣？
技巧，在诗歌中无论如何是居于次要地位，（但诗无技巧便难动人）作者的纯感与其人格乃诗之本质所在，不容涂饰，做作——世界上尽有不会写诗的诗人。“今世乃惟雕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敌——生以为之，徒为孔子之所放而已。”归震川在明代末叶所说这几句对当时流行的诗的评论，虽无特殊见解，却是有志作一真正诗人的应该自觉审择去取的箴言。
诗，看得太易，企望省力成功，势必坠入这几句话的陷阱莫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