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野蛮人？
“野蛮”的大概意思是说没有教化，不懂礼仪，“不会文明”，几乎与野兽二字有差不多的解释。我们静下心想一想，就咱们以前的社会阶层上说，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野人”“真村野”“庄稼人”“卖力气的”，这些常常挂在一般士大夫、乡绅、地主口头上带着不屑的意味说出的，还不是一般的被支配被统治的“小人”阶层——也就是一般的工农大众！可是，这还只是很普通的看法，更深进一层，就是在旧日的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他们因地位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小利害的关系不同，也还有彼此合不拢，彼此瞧不起的实情。譬如官僚与商人，士君子与乡绅恶霸，都会中的所谓“上流阶级”与县乡的小统治集团中的分子，虽然口里或者还不至像对待所谓“下等人”的口吻，直接了当地以“野气”“村野”等等的话相加，他们的心里却有这类意念的铸型。这就是旧日资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本身的坏根性，也就是他们在彼此互相蔑视、互相讥评中的裂痕。自然，在压迫工农大众，在维持他们普通的共同利益上是趋于一致，除此一点外，他们也有其内部的冲突。
我们想一想在以前未经解放的时候，中国的各个地方是否有此现象？
正是一片臭污的泥塘，也有些高低不同而自以为高出他处的烂泥层次。
高尔基于一九○六年写成的《野蛮人》剧本，岂但在那时的帝俄时代的各个角落里有那样逼真的事实，在咱们未经解放前的国度里，也是有那些角色的存在。
我先按照剧情略叙事实与其主要发展。
剧中故事所在之处是当时俄国的外省中一个偏僻县分叫做外尔号波里Verkhopolye离渥尔嘎不远，交通不便。忽然来了两位工程师（当然是奉命而去的），到那边计划着修筑铁路。一位叫做契嘎诺夫，四十五岁，他的助手叫做叶高尔切尔孔，三十二岁，还带来了切尔孔的太太，二十三岁，与他们的使女方二十岁的史提姚潘。契嘎诺夫与他的助手是不折不扣的在大都会住久了的知识分子，惯熟于城市中的虚伪冷酷，又狡又猾的那些世面。契嘎诺夫到了这个偏僻地方之后，找到了与他同来人共住的一层舒适楼房，就是塔杰雅娜（城里一位有产业的贵妇人）的家里。可是这位领导的工程师，他到了此处，对于应该计划的业务全不在意，仅管以喝酒闲谈追求女人，与一些妇女喋喋闲谈消磨时间，把一切都看成游戏，可说腐化俗庸到了极点。然而他还是对于本地人瞧不起，以为本地人没有教化，他们到这个地方是降低身份，是十分委屈的。他自己的责任呢？一古脑儿丢在九霄云外。他那位助手性格上与他不同。切尔孔一股冷峻残忍的凶劲，把一切都放不在眼里，老是在感情上自私，又是在玩弄他人中兜圈子，表面上像是颇有毅力——有一股子强劲，实际上却是专横是下命令，是用手法侮弄别人并且以此自示高明，自觉愉快。至于他的出身虽则自穷苦中来，而对于一些穷苦人的种种现状并不了解。他的太太安娜，是一位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柔荏，无主张无能力，更缺乏的是勇气，她专心专意爱她的红发的强悍丈夫，没了他就活不下去。她明明知道切尔孔自下降到这个小地方来就追逐着房东的老太太——城里有产业的贵妇人塔杰雅娜的侄女，二十八岁的丽狄雅潘夫老芙娜，而当地小税官莫纳号夫的太太，娜结日达（与丽狄雅同年岁）则从第一次碰到了这位表面上似是很热情的红头发切尔孔，便从心里对他着迷，疯狂般地强要把目的物揽到自己的怀里。娜结日达便在这种爱的冲突复杂的圈子中深受苦痛，却又跳不出去，丢不了。她的丈夫，处处时时绝不避忌地摧毁她，侮弄她，她可老是那一套没有他活不了。
契嘎诺夫呢，一直跟在娜结日达后头，以为他比切尔孔会有希望，一股劲在这几个男女中转圈子，时常以酒自娱，说着像是冷静的不关心的闲话。
本地方上还有一位傻头傻脑的医生，原来就对税官的太太不顾死活的追；情愿“情死”，敌视着新来的两位工程师。他被痴騃的单思病遮住了自己的理智，甚至到了惨剧快要演出的时候，还搞不清哪一位是他的敌对的目标。莫纳号夫这小税官，早已被太太看不上眼，不须提。在第四幕中，医生竟然拿出又大又旧的轮转手枪，扳动簧机，要把契嘎诺夫打死，幸而子弹轧住没有出膛。及至过了一会，他才明白有点张冠李戴，便问娜结日达：“你看上了谁”？娜结日达手指切尔孔骄傲地说“他”。到这时水落石出，医生方大彻大悟道：“你，（向契嘎诺夫）我的温文高贵的君子！对不住！似乎我弄错了！我应该奔他才是，——无论如何，全一样。你们两个人都是猛兽。可惜我没打死你们两个人——真可惜”。
至于这位以男女之爱当做人生第一要事的税官太太，梦魔一般向切尔孔强冲，硬要以为千准万确——连切尔孔的太太也信以为真，因为切尔孔，不但一下手并没拒绝，而且像是在与她谈情说爱甚至亲过她。但是切尔孔有的是残酷和变相，以玩弄女人当写意动作。末后，在医生放枪失败被人劝说悻悻而去之后，我们看下面的对话：
莫纳号夫：（向切尔孔，平静地）把我太太还给我——请。我什么也没有——她在我等于一切——我拿我的生命全给了她——我为了她偷钱——
切尔孔：（坚定地）好极了——带她走！
娜结日达：（向切尔孔，惊呆）你说什么？带我走？
切尔孔：（坚定地）我说的，注意，娜结日达·波里喀尔波芙娜——我请你原惊我——
娜结日达：原谅你什么？
切尔孔：别看重我的举动——那是一时的闪烁——你自己点亮的——那不是爱——
娜结日达：（声音紧涩）说明白——我好了解你。
切尔孔：我并不爱你！
娜结日达：（不相信）可是，不可能！你亲过我——从来没人亲过我——只有你！
莫纳号夫：亲爱的，那我算什么？
娜结日达：（声调沉重）安静，死人！
切尔孔：就这么结束了罢。你了解我，不吗？原谅我——假如你能够。
（他转身要走。）
娜结日达：（显出困惑的样子。忧悒她）不——不！让我坐下来！你，乔治，坐在我的旁边——好罢？叶高尔·彼得罗维奇（即切尔孔）。
切尔孔：我并不爱你——我不！
剧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把这几个知识分子与带着一颗浪漫心向空虚里找爱的女人的矛盾全行显露出来，结果是娜结日达用从想杀死他的虚拟的情敌的医生手上夺出来的手枪在凉台上自杀了结。而凶狠粗暴的切尔孔还在这时想找那医生，娜结日达的丈夫莫纳号夫恰好进来说：“用不着医生——什么也用不着——你们好好儿杀死一个活人。为什么？”
及至安娜替切尔孔辩护时，莫纳号夫又说（平静地，带着一种恐怖的表情），“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告诉我，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
全剧就以这句问话终结。
不要以为我们的文学的伟大导师在这个《野蛮人》剧本里强调这种多角式的恋爱，徒以情节的紧张与他们性格上的剧烈像纯粹写实主义者那样表现方法。如果你细读全剧便可了然，这里不过引用这个剧本末一幕的重要事件，借娜结日达之死除却给读者观者以一种有力的值得提问的戏剧效果。此外，作者借重那个小税官说的一句，从痛苦的压迫下迸发出的一句问话：“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
留心的头脑清醒的读者与观众，自会从这句问话中想起问问当时那些小市民，那些愚昧保守自私，永远停滞在混水泥塘里的统治集团，小而至于一个县分的县长、议长、商人，还有自觉高傲，糟塌时间，尽力享乐，干着无聊勾当，不肯把其所学的知识好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闲得没有事做只知在争宠夺爱与喋喋谈说的氛围里过日子的妇女们：“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这还不是一句使人能打冷颤的问句？
在《野蛮人》剧中有一个赖道汝包夫，是这个小城的议会议长，还有一个木材商人浦芮提金。前者是六十岁看上去严重的老头子，起初听说新来了两位工程师，装模作样的说：“那呀，叫全城欢迎他们。”及至同他们两位刚刚见面，就开门见山的替木材商拉生意（自然老头子也有份在内）。想利用“一城的头儿”——议长的威势叫新来者一例听话。偏偏这两位又狡又狠的知识分子，从都会里下临偏僻之区，一个当地的议长哪会看在眼中，切尔孔口头更为厉害。这两种新旧势力在一见后便彼此恨恨。切尔孔向他太太说：“我知道这些钻营的家伙。一城的头儿，是吗？”与其说是头呀，还不如说成一张愚蠢的贪婪的嘴好，我清楚这类人物。他们自然不能接近。而议长平常所勾搭的县长，其后也是与工程师们一道，胡混，吃吃酒，耍耍牌，谈谈女人。于是赖道汝包夫有气没处使，他的议长权力施不到两位工程师身上，他想捞摸点甜头更办不到。反因为他住的房子与那位城中贵妇人（就是切尔孔与契嘎诺夫的房东）比邻而居，仅仅隔着一条篱笆，由于好新奇之故，议长的二十岁的儿子格芮莎时常偷过篱笆加入工程师们的集团，极力喝酒。他们也极力怂恿这騃笨的在封建式的旧家庭中受无理逼迫的青年纵饮。后来他把一瓶瓶的好酒偷去痛饮。独有他的妹妹（小两岁）喀嘉，生来有些野性，也不会讲那一群人中虚伪的礼貌，敢说敢冲，与她的哥哥不同。她与切尔孔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你还看不上眼！”及至切尔孔要她从篱笆后面出来，喀嘉道，“你以为我怕你？”她同大学生史泰潘（花匠养蜜蜂的伊瓦金的外甥）相爱；可绝没有那群人那么撕撕扯扯糊里糊涂，他们能说能闹，富有反抗的心思，从心中看不起那群人。史泰潘是喀嘉的思想的开导者，也是引着她渐渐挣扎着要离开那个营私舞弊把持地方权利的老头子（议长，她的父亲）的掌握的青年。
喀嘉……大学生全荒唐，他们不信上帝，他们读禁书！我知道。你读禁书吗？
史泰潘：哎呀！我读。
…………
喀嘉：（低声）借我一本有点儿内容的——成不成？我顶喜欢读书。呕！
这是表露起初的一点，后来史泰潘为了生活，在工程师那边干着会计职务，冷眼看他们这群自骗自的知识分子与当地的县长，木材商，男男女女酗酒纵赌的无聊生活，他又与喀嘉有段露骨的谈话：
史泰潘：理智的大火在那儿燃烧，正直敏悟的人，映着火光，看见生活极其龌龊，极其零乱。
喀嘉：（平静地）正直敏悟的人那边多吗？
史泰潘：（带着微笑），那，不太多。……正由于这个我才说——到那儿去！哪怕只为献上你的青春的三年，来做一个新的生活的梦，来为这些梦奋斗。拿你的心的一小部分扔过来，一同抗议这庸俗的整洁和虚伪。
喀嘉：（单纯地）我来。
史泰潘：可能你一害怕，又回到你的烂泥坑——可是你会搞到点东西纪念你的青春——不管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这总是一份好奖品。
喀嘉：我不会回来的。
史泰潘：那种生活从来就没有一点点音响传到这个地方——这个魔鬼的死水塘子。只要看看这儿人们是多么盲目，耳聋，愚蠢——
在全剧本里自然还没看出这年轻的一代（大学生与喀嘉）怎样走上了他们的新人生的艰苦，而终是光明的大道，却从陪衬的口气与诅恨中像耀明的光辉映射着一堆又臭又脏的垃圾。史泰潘与喀嘉，乍一看在剧本里只是配角，不演正戏，不像戏中的主要人物，然而十分明白的作者的寄望在他们身上，时代的觉醒与有力的斗争就在这年轻一代的影子上愈来愈向前赶，善读剧本的有心的观众要从这些地方这些迅速而有力的表现上注意。仅仅从这点你便了然高尔基不是位旧式的写实作家，不但与巴尔扎克不同，与莫泊桑不同，就与哥戈里比，他是有光亮的，有希望的有确实的暗示的。再晚点与他时常赞美的老友契诃夫的作品衡量起来，无论在情调上，主题的处理上，作者意念的企图上，表现的手法上也是迥不相同。譬如丹钦柯在他那本《文艺·戏剧·生活》中曾根据着契诃夫的一封信而加以申述：
“剧中（指契诃夫的戏剧）的故事往下逐渐发展，恰如现实生活在这种期间慢慢发展的情形一样，慢慢地，慢得有些教人生厌，也教人看不出一点逻辑的痕迹。人类的活动，常是受偶然事件的影响的；人们一点也不给自己的生活自行起建什么东西。比如，他要写的这个剧本，第一幕的材料是这样的：一个过生日的宴会，春天，愉快，有鸣叫着的鸟，有光明的太阳。第二幕：琐碎的，平凡的事件渐渐抓到了势力压在敏感而有高贵倾向的人们的身上。第三幕：邻居大火，全街都烧起来；平凡的琐事之势力，滋长得更结实了，人类自己的经历中开始自己有一点在挣扎了。第四幕：秋天，一切希望的崩溃，平凡琐事的胜利。人类就像下棋的赌注一样握在看不见的赌徒的手中。……”
而最简要最明显的丹钦柯对这两位重要的伟大文学家的评论（对比的评论）却有下面的句子：
来观察一下契诃夫与高尔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这样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对落日起着甜绵的想望，对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微叹着作自由的幻梦，绘画出颜色与线条的柔和与纤细；另一个——也致力于昏暗的今日之描写，但所用的是战争的呼喊，是紧张的筋肉，是一个对明日而不是对“也许两三百年以后”的勇敢而愉快的信心。
这种巧妙而切合的比喻与描述契诃夫与高尔基的基本创作态度的两样，以及对人生的看法的不在一个目标上可谓极其妥贴，极其明了。尤其是他们两位的戏剧创作更是有十分清晰的划分。
由高尔基的这本戏剧谈起，所以与契诃夫的剧本不同的所在，我们不能不回顾到俄国九十年代的文学趋势。在九十年代中俄国的工人的运动，在起初几步中还不容易猜测出工人运动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所达到以及把这运动倾向到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胜利的那一气魄。因此，俄国九十年代在文学上以及一般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旧的和习惯的制度眼看快要崩坍，得在生活中搜寻些新的道路。但是新道路在哪里？朝哪方走？如何走法？这种问题显然浮现于当时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中。不过文学虽是时代的反映，但在这大变动方有预兆的前期，那易会使文学骤然提出很明确的答案。就是有答案，在那时当然不会归纳一致可作为对所有作家是共同的提案。
然而这些年中俄国的作家们，有的感到对现实主义的不满，要脱离而走上反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也有的并不放弃现实主义，也不放弃古典文学传统，而又不想在创作上随合着新的历史条件而加以改造。这里只取列夫·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为例，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创作经验与创作中感到的苦闷，以及寄望于未来的话复述如下。
在七十年代中，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他的一封信上说出文学在普式庚的创作中升到最高点之后已经逐渐下降，可是人民正在等待它的复兴，它会重新“涌现出来”。他还说“参加涌出的那些人是幸福的，我这样希望。”而契诃夫呢？这位心情那末悲悯柔细，艺术上又是那末炉火纯青受到普遍欢迎的小说家与剧作家，他曾写到：“我们把生活写成它原来的样子，此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既没有近的，也没有远的目标，我们的心里是完全空的。”
他这种看法是猛烈地向那些只知批判地表现生活的片面性的作品予以攻击。没有远景，——没有对于未来的企图与希望，就算对现实表露的如何恰切，如何真实，就是对这些现实加以批判认为不满，可是时代到了那么紧张，社会到了快要把旧的摧毁，新的即将萌生的阶段，一个有思想的文人难道只知表现生活的片面，便尽了他的任务？便会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有所提示，有所催动，有所指示吗？
并不是古典文学传统全是要不得的，重在能够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能更明确的向新的一步跨入，这里便是高尔基所能负起且真能体验与认识到的新时代的他那文学的任务了。
高尔基从幼年就出身贫苦，到少年期老早体验到革命理论的影响的生活经验，又以他的天才在那种意义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自然“会捕获到新的生活要求，也捕获到生活向文学提出的那些任务。”
契诃夫是他的良友，在创作的时期上可以说是他的前辈，他对契诃夫的作品不论小说剧本都深深喜悦，也佩服这位乡下医生的才华。但在谈到契诃夫的很有名的《万尼亚舅舅》戏剧时；他曾给剧作者有这样话的通信：
“您有巨大的才华。但是，您请听！您想用这种打击来获得什么呢？人因此会复活吗？……您可知道您在做些什么！您在铲除现实主义。您不久就要把它抑杀到死，永久地。这一形式过完了自己的时代——是事实！……您在铲除现实主义。我对这非常高兴。已经够了！去它的鬼吧！不错，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时代到了：大家都要有唤醒作用的、辉煌的事物，这样的，您知道的，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过它，比它好，比它美丽。……”
这些话是在一九○○年说的，虽说内容不能不受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就在那样情形之下，高尔基也已高呼：“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时代到了”，自然要有新的辉煌的事物在前途作光明的引导。后头那几句话正是一针见血的，他意念中的新的文学任务——也就是新的文学的创作大道。
“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过它，比它好，比它美丽。”不以表达现实，打击现实为满足，期望有比现实更好更美丽的东西——这东西也就是他所说的辉煌的事物。与契诃夫有上面通信的前两年（一八九八），高尔基在短篇小说《读者》中他明白道出了自己对文学及其任务的意见如下：
“文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仰，发扬他心中对真理的憧憬，同人间的卑劣斗争，善于找到人间优秀的事物，在他们的灵魂中唤醒羞耻，愤怒，刚毅，尽力使人变的崇高而有力，使人能够用美的整洁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不须多引，就是这两段话，高尔基——这出身寒微，幼小即受种种苦痛，流浪俄国各地，富于反抗心而老早便具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斗士的资格的他，当二十八岁文才已露的时期即已看得清，想得到，有上面的正确的有关文学任务的新见解。必须明白这一点，才能够细读他一生的伟大作品；才能完全了解他与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些成名已久的俄国文人的迥异的特质。
契诃夫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他以小说戏剧的形式精细描绘出许多代表知识阶级和忧郁的空想者无力的性格的种种人物。他们富有的是感伤，缺乏的是正直强硬的战斗意志。对生活沉浮敷衍，对社会冷淡落寞。或者相信不须他们怎么挣扎努力，用什么方法几百年后这世界便会摇身一变而成为人间的乐园，会确立下美丽的合理的生活。契诃夫用轻冷的讽刺笔墨对这些昏昏然的冷淡角色描摹尽致，但作者的领域也止于此，他的艺术本质就是完全疲惫了的智力，和反应的精神之安稳的哀愁，这两者之间静的妥协。纵然他笔下有不少居心善良的勤劳者，而对于推倒当前的困苦，改造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毫无作用。不是姑息忍受，便是与现实妥协；否则把作为空空地寄托于光明的未来，像勉强聊以娱慰的“望梅止渴”地强自欺骗！其实是没了改革的实力，也把不住热烈坚定的信心，更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战斗表现。
可是事实所在俄国当一八八七年已有了三万多个企业，一百三十万的劳工，再过十年到一八九七年却有四万个的企业与二百万的工人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早已形成，而且是已有醒悟的。一八九六年后来的列宁格勒当时的彼得堡发生了那时大规模的同盟罢工，共有约三万工人参加，并且这样的罢工，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醒觉的心理的结合。对于文学创作赋予了一种时代的新力量，也就是在当时倾向于幻想与忧愁的知识阶级的一片疑云笼罩下的文学间突起了暴风雨刚刚来临的景象。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俄国的肥沃的文学园地里诞生出有力的富有光辉的新芽，高尔基便是从这有力的富有光辉的幼芽中坚强生长，与周围的摧残势力奋斗而终于成为高及云霄、根深入地的伟大的树株。
关于这位文学导师的无比的成就与对于俄国九十年代，以及大革命前后关于苏联文学的影响有好多人细密论及，在这里不须多说。单由他的剧本说起。当这个世纪的初年，高尔基对于戏剧特具热心，他集中精力创造剧本，而这个几年所写成与上演的戏可以概括地说十之九是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写的。把他们的无聊生活，他们的颓废与狭隘的心思，他们的情绪只限于小小的个人主义的圈子中。他们的技能无所用；他们也不会好好地用，而仅管度着可笑又是可悲的生活。没有雄伟的力量，没有向新的社会迈步的勇气。更没有对于快要降临的巨风雷雨的感应。至于与人间的卑劣斗争有向前推进的志趣没有？没有。他们只是像一些偶尔聚合偶尔浮泛的臭水池上的轻萍；像是在血肉狼藉的食桌上一群嗡嗡的苍蝇，像一群饱食后在大树林中争噪的昏鸦。
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发表了《福玛·高尔杰叶夫》，是实行他的第二期的文学运动的一部重要小说集。因为他既十分精细地把那时的各种社会集团予以解剖，又要在这些各个集团的人物之间，企图发现那为了人类而必须共同要走上去的合理的自由幸福的大道的社会的要素。高尔基在这个小说内以商人阶级第二代为题材，也显示出与商人福玛本人及其周围的人完全不同的工人，虽然工人的形象在这个小说里显露的还不太多，而他们的力量已经现出了。在《福玛·高尔杰叶夫》发表前两年（一八九七年）高尔基的有名作品《曾经为人的动物》，真是以富有小市民性的退职大尉克瓦尔达作主要描写的对象，这与《福玛·高尔杰叶夫》不同。他是流浪人，也是流浪汉的头目，他欢喜高谈空虚哲学与不可知的命运，他与教师们胡扯起来便觉得十分愉快，他对商人憎恶，因为商人是剥夺了生活的缘故。
高尔基以真确描绘与批判的眼光写出上述两种小说。还有一九○○年的《三人》，主角伊利亚是小市民出身，而努力从苟安的个人圈子中的趣味与空想出发成为首饰店主。一切生活起初他很感满意，可是时间稍久，他又有不满足的感想。老是天天呆在帐房里自觉不对，可是怎么样，既然没有见地，没有毅力，能创造出未来的新生活，又不安于当前，自然烦懑苦痛，这主角终以碰壁了却一生。
在商人阶级中，在空想的流浪人的社会中，在苟安而又时常有不安的心理的小市民阶级中，都不会找出能够作新社会的建设，或为未来而点起火把勇敢前行的人物。因此，我们的伟大作家更推广开向一般的知识分子注意，看看那些自觉高出他人之上的人物能否作为生活的建设者？高尔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与含有未来的光明希望的暗示力，便在上述几篇小说之后连续用戏剧形式发表了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暴露与批判的作品。
如《小市民》是一九○○年写的，又过两年便是著各的《底层（夜店）》，《消暑客》与《太阳的孩子们》发表于一九○五年，《野蛮人》与《仇敌》则是一九○六年的他的大作。
除却《底层》一剧，可说其他五种全是对知识阶层以及小市民的根性与其环境所造成的习惯加以适如其分的刻画，绝不用特别夸张。他们的真情，他们的行动，他们由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聊以优游聊以混过自己也觉出是没有意义的时日的种种表现。总之他们的生活是布满了糊涂、懒惰、卑陋、意志薄弱、东西无定的毒菌难以拔除，难以洗涤。善疑空想，自大，看不起一切而又过着没意思的生活。他们的性格就在这样生活中互相变换，甚至周围的人也不易了解，可是无论怎样跳不出他们自己的圈子。还有的则想逃避生活，想象闭了眼睛离开争斗的人群而自觉内心的自由，可是这是妄想，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而深受着小市民性的支配与旧知识分子的掉空的意念。
然而高尔基除用戏剧形式对这类人予以鞭挞暴露外，还在每篇戏剧中有晶光闪烁的暗示。他以新生的一代与有了觉悟的工人显示出来的道路，显示新时代的种子的播散者，其中有敢于面向生活而想追求真理的少年男女，有以力相抗合起群体力量而争斗的工人——这在《野蛮人》与《仇敌》两剧中尤可看出。还由于那时俄国检查制度的严厉与戏剧的表现方法，这种人物的谈说与动作要观众与读剧本者的细心，不要只注意那些“反派”角色而忽视了作者的提示。作者在尽力描绘种种无聊与过着无目的与悲剧生活的人们，他却随时都在发掘出新人的形象，与新人的倾向于未来的革命斗争的热望，以及对于那些无聊者的深深憎恶，与对那种生活的抛弃。
因为谈及高尔基的《野蛮人》剧本，便接连说到他与他所赞美的契诃夫的戏剧之不同方向与不同的力量，因而也稍稍说到在他那几本戏剧发表时间不久以前的几部中篇小说，自然就把文字拖长。虽不是专论高尔基的戏剧的文字，但由《野蛮人》一剧说起，草草写成这一篇。至于谈谈《仇敌》一剧，拟俟过日，另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