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不会说俏皮话，所以净说废话！”费德先科在讲自己的故事前，先感叹道，“如果我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会说俏皮话，那今天晚上我就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公爵，请问高见，我总觉得，世界上的贼比非贼要多得多，世界上甚至没有一个一辈子没有偷过东西的正人君子。这是我的想法，然而，我决不是想由此得出结论，大家统统是贼，虽然，说真的，我有时候非常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请问阁下高见？”
“唉呀，您这话多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听罢立刻插嘴道，“真是胡说八道，哪能什么人都偷东西呢；我就从来没偷过东西。”
“您的确从来没偷过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但是我们先听听公爵的高见，瞧，他突然满脸通红。”
“我觉得，您说的是大实话，不过太夸大了，”公爵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脸红了。
“那么您，公爵，您没偷过东西吗？”
“唉呀！这话问得多可笑呀！别犯浑啦，费德先科先生，”将军起来打抱不平了。
“无非因为一入正题，您就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所以您想拉公爵陪绑，幸亏公爵好说话，”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口齿清楚地说道。
“费德先科，您要么说下去，要么就闭嘴，不要拉扯别人。您这唠叨劲真叫人受不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急躁而又恼怒地说道。
“我这就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既然公爵承认了，我坚持认为公爵等于承认了，那么，比方说，如果别的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也想说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对此有何高见呢（我不想点任何人的名）？至于我，诸位，也就大可不必再讲了：这事很简单，但是既混账而又下流。不过，我向诸位保证，我不是贼；我偷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偷的。这是两年前的事，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家的别墅，在某个星期天。他家请客。饭后，男人们留下来继续喝酒。我灵机一动，想请他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芙娜小姐出来弹几首钢琴曲。我走过犄角的一个房间，看到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向干针线活的那张小桌上，放着一张绿色的三卢布票子：她拿出来大概是做家用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我拿起这张票子，就放进了口袋，拿去干什么用——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鬼迷了我的心窍——我也不明白。我只是赶紧回去，在桌旁坐了下来。我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心里七上八下，可是嘴里却不停地唠叨，又是讲故事，又是傻笑；后来，我又坐到太太们身边凑热闹。大概过了半小时，主人发觉了，盘问女仆。他们怀疑一个名叫达里娅的女佣人。我当时表现出非凡的好奇和同情，我甚至记得，当达里娅完全慌了的时候，我竟开口说服她，劝她认错，并用脑袋担保，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定会发善心，饶了她的，而且这些话我是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说出来的。大家瞧着我，我心里感到非常得意，因为正当我高谈仁义道德的时候，那张票子却在我兜里静静地躺着。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去饭馆里喝光了。我走进饭馆，要了一瓶拉斐特酒；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要过一瓶酒，而且干喝，其他什么也不要；我想赶快把这钱花光。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都没有感到特别的良心责备。下回，我大概也不会再偷了；这事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悉听尊便，我无意置喙。好，就这些。”
“不过，这自然不是您做的最坏的事，”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厌恶地说道。
“这是一种心理，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
“那女佣人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极端厌恶的心理。
“那女佣人，不用说，第二天就被开除了。这是一个治家颇严的家庭。”
“您就听之任之？”
“这话问得多妙！难道我还去自首不成？”费德先科嘻嘻笑着，但是大家听了他的故事后普遍感到很不愉快，这使他有点吃惊。
“这有多肮脏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叫道。
“唉呀！您又要听人家讲最丑恶的事，又要它光彩照人，能行吗！最丑恶的事永远是十分肮脏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伊万·彼得罗维奇开讲；许多事表面看去冠冕堂皇，而且还想摆出一副仁义道德的模样，无非因为有他自己的马车罢了。自己有马车的人多的是……可是用什么手段……”
一句话，费德先科越说越有气，终于如脱缰之马，以至忘乎所以，说了些过头的话，而且他的脸都气歪了。不管多么奇怪，但还是十分可能的，也就是说，他讲这个故事，希望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赞誉。正如托茨基所说，这种趣味低劣的“失算”和“别出心裁的自吹自擂”，就费德先科来说，发生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甚至气得打了个哆嗦，她瞪起眼睛看了看费德先科；费德先科立刻害怕起来，闭上了嘴，他害怕得差点全身发冷：说得太离谱了嘛。
“干脆到此为止，不讲了，好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诡计多端地问道。
“该轮到我了，但是我要使用给予我的优惠，不讲了，”普季岑断然道。
“您不想讲？”
“我没法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总之，我认为这种游戏是令人难堪的。”
“将军，下一位好像该轮到您了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说道，“如果您也不讲，那大家都学您的样，咱们这事就算吹了，我会觉得遗憾的，因为我本来打算在末了讲一讲‘我自己身世’中的一件事，但是我要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了之后再讲，因为你们先讲，会给我增加些勇气，”她说罢大笑。
“噢，如果您也答应讲，”将军热烈欢呼，“那我情愿把我一辈子的经历都讲给您听；说实话，我在等候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仅仅根据将军大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用文学创作的特别乐趣给自己那个小小的故事加了工，”费德先科虽然还有几分窘态，可是仍旧壮起了胆子说道，而且话中带刺地微笑颔首。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抬起头瞥了将军一眼，也暗自好笑。但是可以看出，她心中的苦闷和愤激已经越来越强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也要讲，心里就更害怕了。
“诸位，我也像任何人一样，在我的一生中做过一些有伤大雅的事，”将军开讲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马上就要讲的这个简短的故事，我自己却认为它是我毕生所做的一件最最丑恶的事。不过，这事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十五年了；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怎么也不能摆脱某种，可以说吧，扪心有愧的印象。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事做得非常混账：当时我还只是个准尉，在军队混口苦饭吃。嗯，大家知道，一个准尉：第一，血气方刚，第二，薪饷很少。当时我雇了一名勤务兵，名叫尼基福尔，他非常关心我的家务，替我省吃俭用，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甚至到处去偷能够偷到的一切，以此来贴补家用；真是一个忠心耿耿、既诚实又可靠的人。不用说，我对他很严，但是也很公正。有一个时期，我们驻扎在一座小城。在城外，分给我一套住房，住在一位寡居的退职少尉太太家。这位少尉的遗孀是个老太婆，不是八十岁的话，起码也近八十了吧。她那座房子又旧又破，是座木板房，因为穷，连女佣人也雇不起。但是，主要的，也是最糟糕的是她家从前曾经人丁兴旺，亲戚众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人陆续死了，另一些人客居他乡，还有些人则把老太婆忘了，而她丈夫在大约四十五年前就已故去。在此以前，倒也有个侄女，同她住了几年，这侄女是个驼背，据说凶得像老妖婆，甚至有一次还咬了老太婆的手指，但是后来连这女人也死了，于是就只剩下了老太婆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三年苦日子。我住在她家感到很无聊，加上她四壁空空，不用想在她身上捞到任何好处。最后，她偷了我一只公鸡。此事至今真相不明，但是除了她没有旁人会做这种事。为了公鸡的事我跟她吵了一架，而且吵得很厉害，可是这时候正巧碰到一个机会，我一提出申请，就让我搬到另一座房子去了，也在城外，但方向相反，这是个商人家，人丁兴旺，我现在还记得，这商人留着大胡子。我跟尼基福尔高高兴兴地搬走了，满腔恼怒地离开了那个老太婆。过了约莫三天，我从教练场回来，尼基福尔向我报告：‘老爷，咱们不该把那个大汤盆留在从前那个女房东家，现在都没盆盛汤了。’不用说，我很吃惊：‘怎么搞的嘛，咱们的汤盆怎么能留在房东家呢？’惊讶的尼基福尔继续报告说，我们搬家的时候，女房东不肯把我们的汤盆还给他，因为我把她的瓦罐打碎了，因此她扣下我们那只汤盆来赔偿她的瓦罐，而且这办法，据她说，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她这么卑鄙下流，不用说，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热血沸腾，跳将起来，飞也似地跑了去。我找到老太婆时，可以说，我已经气糊涂了；我看见她在外屋，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墙角，好像躲在墙旮旯里怕太阳晒着似的，一只手支着腮帮子。我立刻向她大发雷霆，我说：‘你这混账东西，你这老混蛋！’总之，用咱们俄国的骂人话把她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再一看，她那模样有点怪：她坐着，脸冲我，瞪大了两个眼珠，一句话也不回答，而且眼神是那么怪，怪极了，仿佛身子还在摇晃似的。最后我火气消了，定睛看着她，问了她几句话，她还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犹疑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苍蝇在嗡嗡叫，夕阳西下，一片寂静；我终于十分惶恐不安地离开了那里。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让我去见少校，后来又到连部去了一趟，因此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尼基福尔见到我后的头一句话就是：‘您知道吗，老爷，咱们那女房东已经死啦。’‘什么时候死的？’‘今天傍晚，大约一个半小时前。’这就是说，正好在我骂她的时候，她过世的。这事使我大吃一惊，实话告诉你们，我当时都吓糊涂了，差点没晕了过去。我老想着这事，甚至夜里做梦也梦见她。我当然不迷信，也不相信什么预兆，但是第三天，我还是到教堂里去参加了葬礼。一句话，时间过去得越久，想得就越多。倒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反正有时候一想起这事，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最后我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主要是：第一，一个女人，可以说，也就是所谓人吧，即当代所谓富有仁爱之心的生物，她活过，而且活了很久，终于活到了七老八十。从前，她也有过孩子、丈夫、家庭和亲戚，这一切都曾经在她周围，可以说吧，欢腾雀跃，这一切也可以说是生之微笑吧，可倏忽间——俱往矣，一切都灰飞烟灭，留下了她一个人，就像……一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受到人们诅咒的苍蝇。于是最后，上帝领她魂归西天。在一个静静的夏天的傍晚，随着落日的余辉，我们那个老太太也就飞离了人间——当然，这则故事里不可能没有劝善惩恶之意；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准尉，非但没有一洒惜别悲悼的眼泪，反而两手插腰，盛气凌人，为了丢失一只汤盆，就用俄国式的臭骂，把她送离地面，使她飞离尘寰！我无疑错了，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性格的变化，我早就对自己的行为视若异己，但是我仍感到内心有愧。因此我再重复一遍，我甚至觉得奇怪，何况，我即使错了，也不全是我的错呀：她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想到要一命归天呢？不用说，这只能有一种辩解：我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行为，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心安理得，直到大约十五年前，我把两位经常病病歪歪的老太婆送进了养老院，由我负责赡养，目的是使她们颐养天年，过上舒适的日子。我还想在自己身后留下一笔钱，永远资助那些孤寡老人。好了，就这些。我再重复一遍，我一生中也许做过许多错事，但是凭良心说，我认为这件事是我毕生所做的一件最最丑恶的事。”
“将军大人并没有讲他最最丑恶的事，而是讲了他一生中所做的一件大好事；将军骗了我费德先科！”费德先科作结论道。
“说真格的，将军，我没想到，您终究还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甚至不无遗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道。
“遗憾？那又为什么？”将军挂着亲切的笑容问道，不无得意之感地喝干了杯里的香槟酒。
但是现在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讲了，他也作了准备。大家猜想，他是决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拒绝讲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以特别的好奇心等他开讲，与此同时，又不时偷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脸色。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与他那堂皇的仪表完全相称的俨乎其然的气派，用低而和蔼的声音开始讲一段他自己的“可爱的故事”（顺便说说：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高高的个儿，脑门微秃，两鬓略斑，身躯相当肥胖，但面颊红润，不过肌肉略显松软，装着假牙。他的穿着宽大而又高雅，穿的内衣也异常雅致。看着他那双胖胖的，圆乎乎的、白净的手，真叫人赞叹不已。右手食指上还戴着一枚昂贵的钻石戒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他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全神贯注地端详着自己衣袖皱边上的花纹，用左手的两个手指轻轻地捏着，因此一次也没抬头看一眼那个讲故事的人。
“使我最容易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讲道，“非要我讲一件我毕生所做的最坏的事不可，而不是随便讲点什么。既然这样，自然就无须犹疑了：我的良心和心中的记忆，立刻提示我应该讲什么。我痛苦地承认，我一生中做过无数失于检点的……轻薄行为，但是其中有一件事至今仍然十分沉重地压在我心上。这事发生在约莫二十年前；当时，我下乡去看望普拉东·奥尔登采夫。他刚当选为贵族会议的首席贵族，带着年轻的妻子前来欢度冬天的几个佳节。这时又正好赶上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过生日，于是决定举行两次舞会。当时小仲马的美妙动人的小说《La dame aux camélias》十分流行，在上流社会名噪一时，这是部史诗，依我看，这部史诗是不朽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在外省，所有的女士都十分欣赏这本书，起码那些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赞不绝口。故事的优美动人，主人公命运新颖别致的安排，这个被刻画入微的引人入胜的世界，最后是书中随处可见的精采的细节（例如轮流使用红白两色茶花等情节），一句话，所有这些美妙动人的细节加在一起，几乎产生了轰动。茶花在当时非常时髦，大家都想弄到茶花，大家都在寻觅茶花。我请问诸位：在一个小县城，为了参加舞会，大家都要茶花，即使舞会不多，又能弄到几支茶花呢？那时候，有个叫彼佳·沃尔霍夫斯科伊的可怜虫，对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害了相思病。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什么希望能够追上她？这个可怜虫为了能在天黑前弄到几支茶花去参加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舞会，都快急疯了。有人打听到，省长夫人从彼得堡请来的贵客索茨卡娅伯爵夫人和索菲娅·别斯帕洛娃，肯定会带来几束白茶花。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为了出风头，想要弄一束红茶花。可怜的普拉东被支使来支使去，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谁叫他是丈夫呢；他保证非弄到一束不可，可是，又谈何容易？在开舞会的前一天，一束茶花被一位姓梅季先娃，名叫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捷足先登，抢走了；梅季先娃处处同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作对，她俩是死对头。不用说，又是大发脾气，又是晕死过去。普拉东都没辙了。显然，如果彼佳能在这个颇有意思的时刻到什么地方去弄回来一束茶花，那么他那好事儿就可能大大前进一步；在这情况下，女人的感激是没有穷尽的。他像疯了一样到处奔走；但这事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忽然，在生日和舞会的头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在奥尔登采夫的邻居玛丽亚·彼得罗芙娜·祖布科娃家碰见了他。他满面春风。‘你怎么啦？’‘找到了！有了！’‘我说老弟，你使我感到吃惊！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有这么一个小镇，离我们才二十俄里，但不属于我们县）。那里有个商人，叫特列帕洛夫，大胡子，大富翁，跟老伴住一起，他们没孩子，就养了一些金丝雀。他俩爱花成癖，他家就有茶花。’‘得了吧，这没把握，不给，咋办？’‘我就向他下跪，他不给，我就长跪不起，不达目的就不走！’‘什么时候去呢？’‘明天一大早，五点。’‘好吧，上帝保佑你！’——要知道，我真替他高兴；我回到奥尔登采夫家；最后，都一点多了，可是我还老惦着这事。已经想上床睡觉了，蓦地冒出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我立刻跑进厨房，叫醒了车夫萨韦利，给了他十五个卢布，‘半小时内套好马车！’过了半小时，不用说，车子已经停在大门口了。有人告诉我，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这时正在闹偏头痛，发烧和说胡话，——我坐上车就出发了。四点多，我已经在叶克沙伊克的一家大车店里了；一直等到天亮，等到天亮就行了；六点多，我已经在特列帕洛夫家。我如此这般一说，问道：‘您有茶花吗？大爷，我的好大伯，帮帮我的忙，救救我吧，我给您下跪了！’我看到，那老头，高高的个儿，白须白发，板着脸——很可怕。‘不，不，无论如何不行！不给！’我扑通一声向他跪下！就这样，四肢着地，趴下不起来。‘您行行好吧，大爷，您行行好吧，大伯！’我苦苦哀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我向他叫道。‘既然这样，您就拿去吧，我算服了您了。’我立刻剪了很多红茶花！真太美了，他有一个小花房，满花房都是茶花。老头不住叹息。我掏出一百卢布。‘不，先生，您可不能用这法子骂我。’我说：‘既然您老人家不肯收，就劳您驾把这一百卢布捐给这里的医院，给病人改善一下生活和伙食吧。’他说：‘那就又当别论了，先生，这是做好事，是高尚的慈善事业；为了保佑您平安，我替您交去吧。’我很喜欢这位俄国老人，他可以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典型的俄国人，de la vraie souche。因为旗开得胜，我喜出望外，立刻打道回府；我是绕道回去的，免得在半途遇见彼佳。我回来后就立刻派人把花送去，而且赶在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快醒的时候送去。诸位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狂喜、感激和因感激眼泪汪汪的情景！昨天还垂头丧气、形同死人一般的普拉东，感动得伏在我胸脯上号啕大哭。唉，自从实施……合法的婚姻制度以来，所有当丈夫的无不如此！说到这里，我不敢添油加醋，妄加一词，不过自从发生那段插曲以后，可怜的彼佳的那件好事也就彻底吹了。我起先以为，他知道这事以后，一定会宰了我。我甚至准备好迎战。可是却出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晕倒了，天黑前说胡话，天亮前发高烧；他像孩子似地痛哭流涕，浑身抽风。过了一个月，刚恢复健康，他便请求调到高加索去了；这件风流韵事曾轰动一时，后来，他在克里米亚不幸阵亡，才算了了这桩公案。那时候，还是他哥哥斯捷潘·沃尔霍夫斯科伊当团长，他驰骋疆场，战功卓著。不瞒你们说，后来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许多年席不安枕：我为了什么，又何苦要这样打击他呢？倘若我自己爱上了那位女士，那还好说。要知道，这实际上不过是捣乱，无非想献献殷勤罢了。要不是我把他就要到手的这束花抢走，谁知道呢，也许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幸福，也许功成名就，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打土耳其人。”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同他开讲的时候一样，以一种威严而又庄重的口吻闭上了嘴。大家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睛仿佛闪出一种特别的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她的嘴唇甚至哆嗦了一下。大家好奇地看看他们俩。
“又骗费德先科了！骗得我好苦啊！唉呀，骗人骗到家了！”费德先科拉着哭腔叫道，他明白，这时候他可以而且应该插科打诨一番。
“谁叫您不识相呢？向聪明人学着点嘛！”近乎洋洋得意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堵他的嘴道（她是托茨基的忠实的老友和同谋）。
“还是您说得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Petit jeu的确非常无聊，应当赶紧结束这种游戏，”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道，“等我把我答应讲的故事讲完，大家就玩牌吧。”
“但是，您答应讲的故事应当先讲！”将军热烈地表示赞同。
“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地断然而又出乎意料地对他说道，“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俩都想让我嫁人。请说说您的意见：我嫁呢还是不嫁？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脸刷地白了，将军也目瞪口呆；大家都瞪大了两眼，伸长了脖子。加尼亚在原地呆若木鸡。
“嫁……嫁给谁？”公爵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继续说道，声音依旧断然而坚决，但是一清二楚。
霎时间鸦雀无声，过了几秒钟；公爵仿佛使劲想说话，但又说不出来，似乎有一件非常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胸口。
“不——不……您别嫁！”他终于低声说道，费力地喘了口气。
“就这么办！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威严而又似乎胜利地对他说道，“您听见公爵的决断了？好，这就是我的回答；这事就这么吹了，永远吹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声音发抖地说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用劝说的，但又惊慌不安的声音说道。
大家都大惊失色，群情哗然。
“诸位，你们怎么啦？”她似乎惊奇地注视着客人，继续说道，“你们干吗这么惊慌？瞧你们大家的脸！”
“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您别忘了，”托茨基结结巴巴地嘟囔道，“您曾经答应……而且是自觉自愿地答应，您应该多少可怜可怜……这叫我多为难，而且……当然，也很尴尬，但是……总之，现在，在这样的时刻，而且当着……当着大家的面，这一切就这么……用这样的Peit jue来结束一件严肃的事，一件有关名誉和感情的终身大事……这事，事关重大……”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简直前言不对后语。第一，什么叫‘当着大家的面？’难道我们不是在亲密无间的要好朋友中间吗？这跟Petit jue有什么关系？我的确想讲讲自己的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瞧，我不是讲完了；难道这故事不好吗？那您为什么说‘不严肃’呢？难道这不严肃吗？你们都听到了，我对公爵说：‘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如果他说‘是’，我会立刻同意，但是他说了‘不’，所以我拒绝了。我的终身大事就挂在这么一根细细的头发丝上；还有比这更严肃的吗？”
“但是公爵，这跟公爵有什么相干？公爵又是什么玩意儿？”将军嘟囔道，公爵居然拥有这么气人的权威，他差点忍不住要发怒了。
“公爵是我毕生信得过的头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像相信一个忠实可靠的正人君子。他一看见我就相信我，因此我也相信他。”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我……非常客气，对她的盛情我只能表示感谢，”脸色苍白的加尼亚终于用发颤的声音撇着嘴说道，“当然，也应该如此……但是……公爵……公爵搀和进来……”
“觊觎这七万五千卢布，是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蓦地打断他的话道，“您想说这话吗？别赖，您一定想说这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还忘了加一句：这七万五千卢布您可以收回，实话告诉您，我让您自由，一文钱不要，白给。行了！您也该松口气了！九年零三个月！明天起——开始新的一页，而今天是我的生日，由我说了算，这辈子，这是头一回！将军，您把您这串珍珠也拿回去送给您的夫人吧，给，拿着；从明天起，我就从这套房子里彻底搬出去。从今以后，诸位，再不会举行什么晚会啦。”
她说完这话，蓦地站起身来，好像要离开似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四面八方齐声喊道。大家都骚动起来，大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家都围住了她，大家都不安地听着这些激动、狂热、疯狂的话；大家都感到不对头，但是谁也弄不清，谁也解不透个中的奥秘。就在这时候，蓦地传来响亮的、猛烈晃动的门铃声，就跟今天上午有人猛拉门铃，要进加涅奇卡家一样。
“啊——！收场的时候到了！终于来了！十一点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叫道，“诸位请坐，这是收场！”
说完这话，她自己先坐了下来，她嘴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
她坐着，一声不吭，看着房门，在焦急地等待。
“罗戈任和十万卢布，毫无疑问，”普季岑自言自语地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