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夫人对自己的出身很自豪，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当她突如其来地听说，而且是毫无思想准备地听说，她族中的最后一根苗裔梅什金公爵（关于公爵的事，她已略有耳闻），不过是个可怜的白痴，跟要饭的差不多，正在告穷，接受别人的施舍，——她听到这话后，心中该是什么滋味啊。将军想要达到的正是一效果：使她猛地目瞪口呆，从而转移她的注意力，把一切暂时放到一边去。
在遇到非常情况的时候，将军夫人总是两眼圆睁，身体稍向后仰，瞠目结舌，不发一语。将军夫人人高马大，与丈夫同岁，一头浓密的黑发，虽然其中已夹杂着不少华发，鼻子隆起，略微有点佝偻，面色黄而清癯，两腮塌陷，两片薄薄的、瘪进去的嘴唇。她的前额虽高，但很窄；那双灰色的、相当大的眼睛，有时会出现一种使人意想不到的神态。她从前有个弱点：相信她的美目流盼特别妩媚动人；这一信念在她心中一直无法磨灭。
“接见？您说接见他，现在，立刻？”将军夫人两眼圆睁，使劲瞪着在她面前手忙脚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噢，这事完全用不着客套，宝贝儿，只要你愿意见他就成，”将军急忙解释。“他完全是个孩子，甚至怪可怜见的；他常常会发一种什么病；他刚从瑞士回来，刚下火车，穿得很怪，像个德国人，而且身无分文，一个戈比也没有；差点没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还想在我们的写字间给他找个抄抄写写的工作。Mesdames。我请你们款待他一下，因为他似乎饿了……”
“您说这话使我吃惊，”将军夫人依旧用从前那副神态说道，“又是饿了，又是常常发病！发什么病？”
“噢，他这病也不常犯，何况他几乎是个孩子，不过很有学问。Mesdames，”他又转身对女儿们说，“我倒想劳驾你们考他一下，了解一下他到底能够干什么。”
“考——？”将军夫人拖长了声音问，又瞪起两眼，异常惊讶地把目光从女儿转向丈夫，又从丈夫转向女儿。
“哎呀，宝贝儿，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随你便；我的意思是对他客气点，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这也算做了件好事嘛。”
“让他感到宾至如归？从瑞士？！”
“这跟瑞士没有关系；不过，我再说一遍。随你便。要知道，我说这话，第一，因为他跟你是本家，也许还是亲戚，第二，他还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我甚至以为你对他不无兴趣，因为他毕竟跟咱们是本家嘛。”
“还用说吗，Maman，既然跟他可以不讲客套，干吗不见呢？况且他一路辛苦，一定饿了，为什么不可以让他饱饱地吃一顿呢？而且他又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大姐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个孩子，还可以跟他捉迷藏玩呢。”
“捉迷藏？怎么捉迷藏？”
“哎呀，Maman，您别演戏啦，好不好？”阿格拉娅气恼地打断她的话道。
二姐阿杰莱达，爱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Papa您去叫他吧，Maman同意了，”阿格拉娅当机立断。将军摇摇铃，吩咐下人去把公爵叫来。
“不过有个条件，他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脖子上围上餐巾，”将军夫人终于决定道，“叫费奥多尔来，要不让玛芙拉来得了……吃饭的时候，让她站在他背后，看着他点儿。他发病的时候至少老实吧？不会动手打人吗？”
“恰恰相反，甚至很有教养，举止温文尔雅，只是有时候太老实了点儿……瞧，他来了！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梅什金公爵，我们的本家，也许还是亲戚，他是族中最后一根苗裔，请你们好好招待他。她们马上去吃饭，公爵，请赏光……只是我出门晚了，对不起，有急事……”
“您有什么急事，还不明摆着，”将军夫人威严地说。
“有急事，有急事，宝贝儿，我出门晚了！不妨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Mesdmes，让他给你们在纪念册上写点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眼下少见！有才华；他在那边给我写了几个古体字：‘卑职帕夫努季修道院长亲笔’……好，再见。”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站住，您站住，上哪儿，什么帕夫努季？”将军夫人十分气恼，几乎惊慌地向企图逃走的丈夫叫道。
“是的，是的，宝贝儿，古时候有这么个修道院长……我去找伯爵，他在等我，等很久了，要紧的是他亲自约见的……公爵，再见！”
将军快步走出门去。
“我知道他去找哪个伯爵！”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气势汹汹地说道，说罢便怒气冲冲地把目光转到公爵身上。“倒底是怎么回事！”她厌恶而又恼怒地回想着，开口道，“嗯，倒是怎么啦！啊，对了：嗯，是哪个修道院长？”
“Maman，”亚历山德拉刚要开口，阿格拉娅甚至跺了跺脚。
“别打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将军夫人对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也想增加点知识嘛。您坐到这儿来，公爵，坐在这把安乐椅上，坐在我对面，不，坐到这儿来，冲着太阳，往前挪挪，离阳光近点，让我好好看看您。嗯，是哪个修道院长？”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公爵用心地、严肃地答道。
“帕夫努季？这倒有意思，嗯，他又怎么啦？”
将军夫人发问的时候显得很不耐烦，说话快而急躁，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爵，可是公爵回答的时候，她又频频点头，说一句话点一下头。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生活在十四世纪，”公爵开口道，“他在伏尔加河畔，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科斯特罗马省，主持过一座隐修院。他以年高德劭、为人圣明著称，他常到奥尔杜去，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当时的事务，并且在一份文书上签过字，我见过这一签名的摹本。我很喜欢这种字体，于是就学会了。刚才将军想看看我的书法，替我谋个差事，于是我就用各种字体分别写了几句话，其中包括摹仿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本人的笔迹，写了‘帕夫努季修道院长亲笔’。将军看了很喜欢，所以刚才就想起来了。”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记住：帕夫努季，最好写下来，不然的话，我老忘。不过，我想，这样更有意思些。这签名在哪儿？”
“好像留在将军书房的桌子上了。”
“立刻叫人拿来。”
“你要看，我可以再给你写一遍。”
“当然，Maman，”亚历山德拉说，“现在还是先吃饭好；我们都饿了。”
“倒也是，”将军夫人决定道。“咱们走吧，公爵，您想必很饿了吧？”
“是的，现在倒感到很饿了，非常感谢您。”
“您很有礼貌，这非常好，我看，您完全不是那种……怪物，完全不像人家介绍的那样。咱们走吧。您就坐这儿，坐我对面。”走进餐室后，她便张罗着让公爵就座，“我想看着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归你们俩招待公爵吃饭。他完全不是那种……所谓病人，对不对？看来，餐巾也不必用了……公爵，您吃饭的时候系餐巾吗？”
“过去，六七岁的时候，似乎系过餐巾，可现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把餐巾放在膝盖上。”
“就该这样嘛。还常犯病吗？”
“犯病？”公爵有点诧异，“我现在很少犯病。不过，也难说；听人家说，这儿的气候对我的健康有害。”
“他说得很好，”将军夫人向女儿们说，公爵每说一句话，她仍旧不住地点头，“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么说，净是些废话和胡说八道；瞎说惯了。公爵，您一边吃一边说：您生在哪儿，在哪儿长大的？我什么都想知道，您使我非常感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面津津有味地吃饭，一面把今天早晨已经说过不止一遍的话，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将军夫人越听越满意。三位小姐也相当注意地听着。他们原以为彼此是亲戚；结果发现，公爵对自己的家谱相当熟悉；但是不管怎么生拉硬拽，他跟将军夫人之间还是拉不上任何亲戚关系。他俩的祖辈还可以勉强算远亲。这类材料虽然很枯燥，将军夫人却听得津津有味。她非常想跟人家谈谈自己的家谱，可是几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因此，她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精神焕发，神态激动。
“到咱们的起坐间去，”她说，“咖啡也端到那里去。我们有这么间公用的屋子，”她领着公爵走出去时说道，“其实不过是我的一间小客厅，每当我们在家闲坐，就在那里聚会，各人做各人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位小姐，我的大女儿，不是弹钢琴，就是看书或者做衣服；阿杰莱达画画——风景画和肖像画（没有一件作品画完过），只有阿格拉娅坐着，什么事也不干。我也没心思干活：什么事也做不成。嗯，我们到了；公爵，请坐这边，靠近壁炉，您继续讲吧。我想看看您说话的神态。当我下次见到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时候，我希望有充分的把握把您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我希望您能使他们大家也感到兴趣。好了，您说吧。”
“Maman，让人家这么说不是怪别扭吗，”阿杰莱达说，这时候，她已经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开始从一张画片上临摹早就开始画的风景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起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抱着胳臂，准备听他们说话。公爵发现，四面八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要是有人叫我这么说话，我肯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阿格拉娅说。
“为什么？这有什么别扭的？他怎么说不出来？他有嘴嘛。我想知道他的说话才能。说吧，随便说点什么。您就说说您对瑞士的印象，最初的印象。你们立刻就会看到他马上要开始说话了，而且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印象强烈……”公爵开口道。
“听听，听听；”沉不住气的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转过身去向女儿们说，“不是开始了。”
“Maman，您起码也得让人家把话说下去呀，”亚历山德拉阻拦她道。“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根本不是白痴，”她向阿格拉娅低语。
“肯定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回答。“装腔作势，这人也够卑鄙的。他想用这个办法捞到什么好处吗？”
“最初的印象很强烈，”公爵重复道。“人家带我离开俄国，经过一座座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看着，记得，我什么也没有问。这是在我的病多次厉害地、痛苦地发作之后。当我的病情加剧，连续发作之后，我就陷入完全的痴愚状态，完全失去记忆，脑子虽然还能动，但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却似乎断了。我无法将两个或三个以上的概念井然有序地连接在一起。我是这么觉得的。可是不犯病的时候，我又变得强健如故，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我心中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凉；甚至想大哭一场；我老是感到惊奇和不安：看到这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影响强烈；这，我是懂得的。陌生的景物使我感到压抑。我记得，当我从忧郁中完全清醒过来，那是在一天傍晚，在巴塞尔，在火车驶入瑞士边境的时候，城里集市上的一声驴叫惊醒了我。这头驴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我又非常喜欢它，随着一声驴叫，我头脑里一切便豁然开朗了。”
“驴叫？这倒怪了，”将军夫人说。“不过，也不用少见多怪，我们中间有人还会爱上驴呢，”姑娘们笑了起来，她愠怒地瞧了她们一眼，说道。“神话里就有这故事嘛。说下去，公爵。”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喜欢驴。甚至在我心中还产生了一种好感。我开始询问有关驴的知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驴，而且我立刻坚信，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能干活，力气大，吃苦耐劳，价钱又便宜；通过这头驴，我突然喜欢上了整个瑞士，从而使过去的闷闷不乐一扫而光。”
“这一切倒非常奇怪，不过关于驴的事不妨略而不谈；咱们还是谈别的题目吧。你怎么老笑，阿格拉娅？还有你，阿杰莱达？关于驴的事，公爵说得很好嘛。他亲眼见过驴，你又见过什么？你没到过国外吧？”
“我见过驴，Maman，”阿杰莱达说。
“我也听说过，”阿格拉娅接口道。三位小姐又统统笑起来。公爵也跟她们一起笑。
“你们这样很不好，”将军夫人说，“请您原谅她们，公爵，不过她们的心还是好的。我虽然老跟她们抬杠，但是我爱她们。她们举止轻浮、头脑简单、疯疯癫癫。”
“那又为什么呢？”公爵笑道，“换了是她们，我也不肯放过这机会的。不过我还是赞成驴：驴是个善良而有用的人。”
“那您善良吗，公爵？我问这话是出于好奇，”将军夫人问。
大家又笑起来。
“又说这该死的驴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将军夫人叫道。“请相信我，公爵，我毫无……”
“毫无含沙射影之意？噢，我相信，这是没有疑问的。”
公爵依旧满脸笑容。
“您在笑，这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回答。
“我可是善良的，”将军夫人冷不防插嘴道，“不瞒您说，我永远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人不应当永远善良。我常常发脾气，对她们，特别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脾气，然而糟糕的是，我发脾气的时候也最善良。刚才，在您进来之前，我很生气，我假装什么也不明白，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就跟孩子似的。阿格拉娅给我上了一课；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全是胡扯。我还没有像表面看去那样糊涂，也没有像女儿们想把我形容的那样糊涂。我个性强，也不怕撕破脸皮。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说这话并没有恶意。过来，阿格拉娅，亲亲我，好了……亲热一下就够了，”当阿格拉娅热情地吻了她的嘴唇和手以后，她说道。“您接着说，公爵。也许您会想出比驴更有趣的故事来的。”
“我又不明白了，怎么能这样，让人家一开口就说呢，”阿杰莱达又说道，“换了我，肯定不知道从何说起。”
“可是公爵行，因为公爵非常聪明，比你至少聪明十倍，也许十二倍。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有点自知之明。公爵，您就证明给她们看；接着说吧。至于驴，的确可以跳过去不谈。嗯，除了驴，您在国外还见到什么呢？”
“关于驴的事，还是说得很聪明的，”阿杰莱达说，“公爵把自己病情，以及怎么通过外来的推动力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经过说得很有趣。我对人们怎么失去理智，后来又怎么痊愈起来的事永远感兴趣。特别是这种情况居然会突然发生。”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将军夫人激动起来，“我看，你有时候也很聪明嘛；好了，别笑了！您好像讲到瑞士的自然风光什么的，公爵，接着说吧！”
“我们来到瑞士的卢塞恩，有人带我去游湖。我感到这湖很美，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感到非常沉重，”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也不懂。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自然景色，我总感到沉重和烦躁；又心旷神怡，又心烦意乱；不过，这全因为我有病。”
“不，我倒很想去看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题材了。
东方与南国，早就被写光……
公爵，请您给我找点画画的题材吧。”
“我对绘画一窍不通。我还以为：看一眼就能提笔作画呢。”
“我就是不会看。”
“你们俩在打什么哑谜？一句话也听不懂！”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道，“怎么不会看？有眼睛就能看嘛。你在国内不会看，在国外也学不会。公爵，您还是说说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吧。”
“这就好啦，”阿杰莱达加了一句。“要知道，公爵就是在国外学会看的。”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也不知道我学会了看没有。不过，我差不多一直感到很幸福。”
“幸福！您还会幸福？”阿格拉娅叫道，“那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呢？您还能教我们，当我们的老师哩。”
“请您教教我们吧，”阿杰莱达笑道。
“我没有东西可以教你们，”公爵也笑道，“在国外的时候，我差不多一直住在瑞士的这座乡村里，我很少出门，就是出门也不远；我能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是感到不寂寞罢了；我开始很快好起来；到后来，我感到每天都很宝贵，而且越往后越宝贵，所以我也就开始注意到这点了。我躺下睡觉时感到很满意，起床的时候就更幸福了。这一切究竟因为什么——很难说明个中道理。”
“所以您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吸引不了您吗？”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吸引过我，我心里感到很烦躁。老在想我怎么活下去；我想试试自己的命运，特别在有些时候，我心里感到很烦躁。你们知道，这样的时刻是有的，特别在孤独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道瀑布，不大，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跟一条细线似的，近似笔直地落下来——白白的，响声不断，泡沫四溅；落差很大，可是看去却好像落差很小，只有半俄里远，可是看去却似乎只有五十步。每到夜里，我总爱听它发出的喧哗声；就在这样的时刻，有时候我心里就会很烦躁。有时候中午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上山去，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一片松林，一棵棵高大的、苍劲油亮的古松；山顶的悬崖上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断壁残垣，一片废墟；我们那座小村就在远远的山脚下，隐约在望；阳光明媚，天空一片碧蓝，静极了。就在这时候，我常常觉得，老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老觉得，如果一直往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出那条线，走出天地交接的那条线，到那边就会豁然开朗，整个谜底就会呈现在你面前，你就会立刻看到一种新生活，比我们的生活强一千倍、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老幻想着一座像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城里都是宫殿，人们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过着幸福的生活……是的，我幻想的东西的确不少！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在监狱里也可以过一种很有意义的生活。”
“最后这个值得赞许的思想，在我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在《文选》里读到过，”阿格拉娅说。
“这都是哲理，”阿杰莱达说，“您是位哲人，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微微一笑，“我可能的确是个爱玄思冥想的人，谁知道呢，也许我的确有教训你们的意思……这也是可能的；真的，也有这可能。”
“您的哲理跟叶夫兰皮娅·尼古拉芙娜的一模一样，”阿格拉娅接口道，“她是一名小官吏的妻子，寡妇，跟食客一样，常到我们家来。她一生中孜孜以求的就是少花钱；过日子只要便宜、少花钱就行，一张嘴就是婆婆妈妈、多一分钱少一分钱的事，可是请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个骗子。这就跟您刚才说的监狱中可以过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样，也许跟您在乡村中度过的四年幸福生活也一样，为了过这份幸福生活，您出卖了您幻想中的那不勒斯城，尽管只卖了几分钱，但却好像占尽了便宜。”
“关于监狱中的生活，鄙人不敢苟同，”公爵说，“有个人在监狱里蹲了十二三年，我听他讲过一个故事；他是给我治过病的那位教授的病人，他也在那里治病。他的病老发作，有时候他烦躁不安，痛哭流涕，有一次甚至企图自杀。他在监狱中的生活十分凄凉，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这生活也不是一文不值的。与他长相厮守的只有一只蜘蛛和窗外长出来的一棵小树……但是，我最好还是跟你们讲一讲我去年遇到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吧。这里有个情节非常奇怪，——奇怪就奇怪在这情形很少见。有一次，这个人跟别的人一起被押上断头台，并且向他宣读了执行枪决的死刑判决书，他犯的是政治罪。约莫二十分钟后，又向他宣读了赦免令，改判另一种刑罚；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这两次判决间有二十分钟，或者至少有一刻钟，他无疑确信，再过几分钟，他就会突然死去，我非常想听他有时候讲的他当时的切身感受，后来我也曾几次旧事重提，详细询问过他。他对一切都记得异常清晰，他说，这几分钟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断头台旁站着一大群人和士兵，离断头台二十步远的地方栽了三根柱子，因为有好几名犯人。他们把最前面的三名犯人押过去，绑在柱子上后，给他们穿上死囚服（一种白色长袍），又把尖顶的白头罩拉下来，盖住他们的眼睛，不让他们看到枪；随后，面对每根柱子排好一队士兵（有几名士兵组成），我的那位朋友名列第八，所以轮到他站到柱子前面去应是第三批。神父手执十字架在大家面前绕行一周。因而，只剩下五分钟可活了，不会更多。他告诉我，他觉得这五分钟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是他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在这五分钟内，他将度过这么长的生命历程，以致现在大可不必去考虑临终时的最后一刹那，因此他作了种种安排：他算好时间，规定用两分钟时间与同志们告别，然后再拿出两分钟来最后一次反省一下自己，然后便最后一次看看周围。他记得很清楚，他做完这三件事以后，时间恰如他计算的那样，分秒不差。他才二十七岁，年富力强，就要死了；他记得，他跟同志们告别的时候，还向其中一位提了一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对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很感兴趣。接着，在他跟同志们告完别之后，他估算出来做自我反省的那两分钟就到了；他早就估计到自己会想些什么。他总希望能够想象一下，而且要想得尽可能快和尽可能清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存在着，活着；可是再过三分钟，就已经变成了某种东西，某人或某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又究竟在哪里呢？凡此种种，他都想在这两分钟内解决！不远处有一座教堂，大礼拜堂顶部的镀金的屋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他记得，他紧盯着那屋顶和屋顶上放射出来的光芒；他无法让目光离开这光芒：他似乎感到，这光芒就是他新的本体，再过三分钟，他就将与它合为一体……未来的不可知以及对于这立刻就要到来的新状态的憎嫌，令他不寒而栗；但是他说，当时再没什么比他不绝如缕的一个想法更使他沉重的了，他在想：‘倘若不死又怎样呢！倘若能挽回生命又将怎样呢，——多么无穷无尽啊！而这一切都属于我！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每分钟变成整个世纪，一分钟也不浪费，每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糟蹋！’他说，他的这一想法最后变成了愤怒，恨不得快点把他枪毙掉算了。”
说到这儿，公爵忽然打住；大家等他说下去，说明结局。
“您说完了？”阿格拉娅问。
“什么？完了，”公爵从片刻的沉思中惊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故事想说明什么呢？”
“不想说明什么……无意中想起了这件事……随便说说……”
“您老是前言不对后语，”亚历山德拉指出，“公爵，您是不是想说，决不能小看任何一个瞬间，有时候，五分钟甚至比一座宝藏还珍贵。这一切都应该赞扬，不过我倒要请问，对您讲过这段苦难的您的那位朋友……他的刑罚不是改判了吗，也就是说，把这‘无穷的生命’送给了他。嗯，他后来是怎么处理这笔财富的呢？他是否每分钟都‘计算着’生活呢？”
“噢没有，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已经向他问过这个问题了，——他根本没有这样生活，许多时间都浪费了。”
“嗯，因此对于您，这也是个经验之谈，可见，一个人并不能当真‘计算着’过日子。不管为什么，反正不行。”
“是的，不管为什么，反正不行，”公爵重复她的话道，“我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了……不过总好像没法相信似的……”
“那么您认为您会活得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些吗？”阿格拉娅问。
“是的，我有时候这样想。”
“现在还这样想吗？”
“还……还这样想，”公爵回答，他望着阿格拉娅，脸上仍旧挂着从前那种文静的、甚至胆怯的笑容；但是立刻又大笑起来，快活地望着她。
“倒挺谦虚嘛！”阿格拉娅几乎生气地说。
“不过，你们还真勇敢，瞧，你们都在笑，可当时他所说的这一切却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后来我连做梦都梦见，而梦见的正是这五分钟……”
他探究而又严肃地用眼睛再次扫视了一遍他的这几位听众。
“你们不会因为什么而生我的气吧？”他突然问，似乎有点忸怩不安，但是依旧直视着大家的眼睛。
“因为什么？”三位姑娘都惊讶地叫道。
“就因为，我好像总在教训人似的……”
大家都笑起来。
“如果你们生气，就请息怒，”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比别人少，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谁都差。也许，有时候，我说话很怪……”
说罢，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似的。
“您说，您曾经很幸福，可见您的生活经历并不少，而是很丰富；您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表示歉意呢？”阿格拉娅板着脸，不依不饶地开口道，“即使您有意教训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嘛，因为您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您那种清静无为的思想，满可以多福多寿，坐享清福嘛。倘若人家给您看死刑，再给您看一个小指头，您会从这两件事上得出同样值得赞许的想法，而且还感到心满意足。您满可以这样活一辈子嘛。”
“您干吗老生气，真不明白，”将军夫人早就在不停地观察这两人说话时的脸色，这时接口道，“你们究竟在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小指头？真是废话连篇！公爵说得很好嘛，不过有点伤感。你干吗把他弄得灰溜溜的？他开始的时候还笑，可现在全蔫了。”
“没什么，Maman。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要不，我倒想问您一件事。”
“我见过死刑，”公爵答道。
“您见过？”阿格拉娅叫道，“我早就该猜到这点了嘛！这就齐了。您既然见过，怎么能说您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嗯，我这话说得不对吗？”
“难道在您住的那村子里也杀人？”阿杰莱达问。
“我在里昂见过，我跟施奈德上里昂去，他带我去的。刚到就赶上了。”
“怎么样，您看得津津有味吗？大开眼界？大有教益？”阿格拉娅问。
“我根本没有看得津津有味，这事以后，我还闹了场小病，但是不瞒你们说，当时我都看呆了，不想看也不行。”
“换了我，也会紧盯着看的，”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连报上都登过这些女人的事。”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么说，他们想以此来说明（也就是辩白）是男人的事'ó。这种逻辑真了不起。您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的'ó？”
“您就讲讲死刑吧，”阿杰莱达打断道。
“我很不愿意现在……”公爵慌乱地说，好像还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说给我们听似的，”阿格拉娅挖苦道。
“不是的，这是因为刚才我已经给人家说过一遍关于这次死刑的事了。”
“给谁说的？”
“给府上的听差，当时我正在等候……”
“什么听差？”从四面八方传来疑问。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位，头发花白，红红的脸；当时我坐在前厅里恭候谒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倒是新鲜事儿，”将军夫人道。
“公爵是民主派嘛，”阿格拉娅抢白道，“嗯，既然能说给阿列克谢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再次请求。
“方才倒的确，”公爵对她说道，又有点兴奋起来（他似乎兴奋得很快，而且很坦诚），“您问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倒的确有个想法，想提供您一个题材：就画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前一分钟的脸，那时他站在断头台上，还没横倒在刀下的木板上。”
“怎么画脸？就画他的脸？”阿杰莱达问，“这题材多怪，这算什么画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呢？”公爵热烈坚持道，“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这样一幅画。我想给你们讲讲……不过，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幅画使我受到极大震动。”
“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您就先给我说说这幅行刑图吧。您能把您想象中的情形告诉我吗？这脸怎么画法？就只画脸？这脸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临死前那一分钟，”公爵谈兴正浓，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显然霎时忘记了其余的一切，开始说道，“就在他登上扶梯，刚刚跨上断头台的那一刹那。这时，他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望了望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但是，这事该怎么说给你们听呢！我非常，非常想，由您或者随便哪位能把这情景画下来！最好是您！我那时候就想，这画肯定是有益的。您知道，要画好这幅画必须先把一切好好想象一下，把这以前的一切，一切都好好想象一下。他住在监狱里，等候行刑，心想，刑期起码还有一星期，不知为什么他寄希望于通常的审批程序，判决书还要送到某处审批，一星期后才能批下来。可是这一回却因为某种情况，突然简化了手续。清晨五点，他还在睡觉。这发生在十月底；五点钟，天还很冷，很黑。监狱警官走进来，带着狱警，轻轻地微微推了推他的肩膀，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见了灯光：‘怎么回事？’‘九点后处决。’他起初因为睡眼矇眬不相信，还争辩说，公文得过一星期才能批下来，可是当他彻底醒过来以后，也就不再争辩了，闭上了嘴，——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后来又说了一句：‘这么突如其来，真让人受不了……’说完又闭上了嘴，他已经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这时又花了三四小时来做众所周知的事情：神父呀，用早餐呀，早餐时，还给了他葡萄酒、咖啡和牛肉（哼，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试想，这多么残忍，可是另一方面，说真格的，这些天真无辜的人是出于真诚才这么做的，他们坚信，这是一种仁爱的举动），然后梳洗打扮（你们知道，犯人的梳洗打扮是怎么回事吗？），最后押上囚车去游街，上断头台……我想，他游街的时候一定以为，他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大概在想：‘时间还长着呢，还剩三条街好活呢；瞧，走完这条街后，还有一条街，之后，还有路北有家面包店的那条街……到面包店，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周围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万张脸，一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必须经受住，而主要是他必须忍受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儿有一万人，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要杀头，要杀头的只有我！’嗯，这一切还只是开场。有一张小梯子通上断头台；可是他在这小梯前突然哭了，而这是个彪形大汉，据说，是个作恶多端的恶棍。一路上，神父不离左右，跟他一起坐在马拉的囚车上，一直跟他说话，——其实，他未必听得见：即使听，听了两句也就不知所云了。一定是这样。最后，他开始登上那张小梯子；他的两腿捆绑着，所以只能迈着小步向上攀登。看来，神父是个聪明人，他不再说话了，而是一个劲地让他亲吻十字架。还在梯子下半部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十分苍白，等他爬到顶上，站到断头台上，脸就刷地白了，白得像纸，完全像张白色的书写纸。他大概两腿发软，发麻，想呕吐，——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感到痒痒，——从前，当你感到惊慌，或者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时刻，你虽然神智清醒，但却丝毫无力支配自己理智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比如说，必死无疑，房子要塌了，向您身上压过来了，您会猛地横下一条心，索性坐下去，闭上眼睛，等着——听天由命，豁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即发生这种瘫软无力状态的时候，神父赶紧快速地忽然把十字架默默地送到他的唇边，这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银的，四角形的，——一刻不停地频频送过去。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有几秒钟似乎活了过来，两腿也能走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急急忙忙地连连亲吻，仿佛他急于不要忘记抓住什么东西似的，留着，万一有用呢，但是此刻，他未必有什么宗教意识。就这样直到横躺在木板上……奇怪的是，在临刑前的这最后几秒钟，很少有人昏过去，相反，这时脑子特别灵活，大概活动得也最厉害，就像一架开动的机器似的；我想，这时肯定有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但是这些想法都是有头无尾，或许还是很可笑的、没头没脑的：‘瞧那人东张西望——脑门上有个疣子，瞧这刽子手，底下的一枚纽扣都生锈了。’……与此同时，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怎么也忘不掉的视点，他决不会昏厥，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活动和旋转。试想，就这么一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秒钟，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横放在断头墩上，在等候，而且……他知道，会猛地听到头上的铁索嗤溜一声向下滑落的声音！这一定听得见！如果我躺在那里受刑，我一定会特意去听，而且一定听得见！这时，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一刹那，但是一定听得见！你们不妨想象一下，至今还有人在争论，也许，当脑袋飞落的时候，大约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也许会知道脑袋飞落了，——这是什么观点啊！如果有五秒钟，那又怎样呢！……您可以画一座断头台，画得能看清梯子的最后一级，作为近景，就看得清这最后一级；犯人已经踏上这级梯子：脑袋，像纸一样苍白的脸，神父把十字架送过去，他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看着，——心里全明白。十字架和脑袋——这是画的中心，神父、刽子手、刽子手的两名助手的脸，还有向上仰望的几颗脑袋和几双眼睛，——这一切都可以画作远景，画模糊点，作为点缀……就画这么一幅画。”
公爵说罢，望了望大家。
“这当然不同于寂静主义，”亚历山德拉自语道。
“好吧，现在就说说您是怎么恋爱的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诧异地望了望她。
“我说，”阿杰莱达似乎急匆匆地说道，“您还欠我们一段关于巴塞尔那幅画的故事，但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恋爱的；您不必抵赖，您一定恋爱过。再说，您现在一开始谈这种事，就不会坐而论道了。”
“您一讲完就立刻对您所讲的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蓦地指出。“这是干吗呀？”
“真是的，这话问得多蠢，”将军夫人愤怒地望着阿格拉娅，生硬地说道。
“不聪明，”亚历山德拉附和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话，”将军夫人对公爵说道，“她是存心气您；其实，她有教养，完全不是这么蠢；她们向您这么乱提问题，请您别介意。她们大概想干什么淘气的事儿，但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
“我看他们的脸也知道，”公爵说，对自己的话特别加重了语气。
“这话怎讲？”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对于我们的脸，您知道什么呢？”其他两姊妹也感兴趣起来。
但是公爵沉默不语，神情很严肃；大家在等他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道。
“您是存心想引起我们的兴趣，”阿格拉娅叫起来，“瞧您那副得意样！”
“嗯，好吧，”阿杰莱达又急忙说，“既然您是一位通晓脸的行家，您一定恋爱过；可见，我还猜对了。您就快说吧。”
“我没恋爱过，”公爵仍旧低声而又严肃地答道，“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那还用说，怎么幸福法呢？”
“好，我来讲给你们听，”公爵仿佛在深深的沉思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