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快乐地看着阿格拉娅同N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愉快地聊天，看得十分出神的时候，那位上了年纪的英国迷老爷，正在另一个角落跟那位“大官”说话，兴致勃勃地对他讲一件什么事，他在谈话中冷不防提到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名字。公爵向他们那边迅速转过身去，开始倾听。
他们讲的是某省的地主庄园经营有方和经营无方的现状。这位英国迷讲的故事，大概有一些可乐的地方，因为老头终于对他尖酸刻薄的过激之词笑起来了。他说话滔滔不绝，不知道为什么故意唠唠叨叨地拉长了声调，而且把一些元音字母上的重音说得嗲声嗲气的，他说，尽管现在经营有方，他还是不得不把自己坐落在某省的一处非常好的庄园卖掉，甚至准备以半价出售（倒并不是因为他特别需要钱用），与此同时，他却不得不把另一处业已破败、经营亏损、涉讼争议，甚至还要倒贴的庄园保留下来。“我躲开他们，就为了避免再为帕夫利谢夫家的田产打官司。要知道，再来一两份这样的遗产，我非破产不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那里已经陆陆续续得到三千俄亩的良田美地了！”
“你知道吗……伊万·彼得罗维奇是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亲戚……你不是寻找过他的亲戚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忽然出现在公爵身旁，他发现公爵在非常注意地听他们说话，所以就小声地对公爵说道。在此以前，他一直在招待自己的上司（将军），但是，他早已发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特别孤单，因此心里不安起来；他很想把公爵在一定程度上拉到谈话里来；从而第二次把他推出，引荐给这些“上流人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双亲去世之后，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养子，”他的眼睛遇到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目光后，插嘴道。
“非—常—高—兴，”伊万·彼得罗维奇道，“甚至记得一清二楚。方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给我们介绍时，我就立刻认出了您，甚至连脸都记得。说真的，您的外表变化很小，虽然我看见您的时候，您还是个小孩，约莫十岁或者十一岁吧，相貌上有这么点十分相似之处……”
“我小时候，您见过我？”公爵十分诧异地问。
“噢，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在兹拉托韦尔霍沃，当时，您住在我的两位表姐家。——过去，我常常到兹拉托韦尔霍沃去，——您不记得我了？不记得嘛，这是很—可能的……您当时……好像有什么病，因此有一次我看到您，甚至感到很惊讶……”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公爵热烈地肯定道。
他们俩又互相说了些情况，伊万·彼得罗维奇镇静自若，侃侃而谈，可是却使公爵异常激动，原来，这两位太太是两个老处女，她们是已故帕夫利谢夫的亲戚，住在他的兹拉托韦尔霍沃庄园，而公爵就是她们俩抚养长大的，她们俩也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表姐。伊万·彼得罗维奇也跟所有的人一样，说不清帕夫利谢夫到底由于什么原因如此关心自己的养子——当时年龄还小的公爵。“当时，我也忘了问她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了”，但是，他的记忆力毕竟极好，因为他甚至记得大表姐玛尔法·尼基季什娜对小小年纪的养子十分严厉，“有一次，因为您，因为教育您的方式，我甚至跟她吵了一架，因为她老用鞭子对付一个有病的孩子，——要知道，这……您自己也会同意的……”与此相反，那位小表姐纳塔利娅·尼基季什娜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又太温柔了……“她们俩现在，”他接着解释道，“已经住到某某省去了（不过，我不知道她俩现在是否还健在？），在那里，她们俩从帕夫利谢夫的遗产中得到了一处非常、非常像样的小庄园。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似乎曾经想进修道院修行；不过，我也不敢肯定；也许，我听说的是另一个人的事，对了，这是我前不久听说的关于一位医生太太的事……”
公爵听了这席话后，兴奋和感动得两眼闪出了泪光。他也非常热诚地告诉他说，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在这六个月中，他曾周游内地各省，居然没有抓紧机会去寻访过去养育过自己的恩人，“我每天都想去，但是每天都因故未能成行……但是我现在保证……一定……哪怕就去一趟某某省呢……那么说，您认识纳塔利娅·尼基季什娜喽？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多么圣洁的灵魂呀！但是就连玛尔法·尼基季什娜也……请恕我直言，您大概弄错玛尔法·尼基季什娜的为人了！她虽然严厉，但是……要知道，跟一个像我这样的白痴（我过去曾经是白痴）（嘿嘿！）相处，是不可能不失去耐心的。要知道，当时，我完全是个白痴，您大概不相信吧（哈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您那时候见过我……我怎么不记得了呢，怪不怪？那么您……啊，我的上帝，难道您真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亲戚吗？”
“我—向—您保证，”伊万·彼得罗维奇打量着公爵，微微一笑。
“噢，我并不是说我……怀疑……而且，说到底，这事难道能怀疑吗（嘿嘿！）……哪怕一丁点儿怀疑呢？……我的意思是说，甚至哪怕就一丁点儿呢！！（嘿嘿！）不过，我想说，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帕夫利谢夫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人。请相信我，真的，他是一位非常慷慨大方的人！”
公爵说这话时倒不是喘不上气来，而是像第二天早晨阿杰莱达对她的未婚夫希公爵所说，“由于心肠太好，都说不出话来了。”
“啊呀，我的上帝！”伊万·彼得罗维奇大笑道，“我怎么就不能做甚至非常—慷—慨—大方的人的亲戚呢？”
“啊呀，我的上帝！”公爵不好意思地叫道，而且越说越快，越说越兴奋，“我……我又说傻话了，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我……我……我，不过，我又不知所云了！再说，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您瞧，真是的，您知道得那么多……什么都知道！而且跟这么一位非常慷慨大方的人相比，——因为您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慷慨大方的人，对不对？对不对？”
公爵甚至全身发抖。他为什么忽然如此惶惶不安，为什么这样大为感动，惊喜交加，似乎完全无缘无故，而且大大超出了刚才谈话的内容——这问题很难说清楚。反正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甚至当时，他还对某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感恩戴德，感激不尽，——也许，甚至对伊万·彼得罗维奇，而且几乎对所有的客人都十分感激涕零。他真是“太幸福”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开始定睛看他；那位“大官”也在十分仔细地端详他。别洛孔斯卡娅对公爵怒目而视，闭紧了嘴唇。N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希公爵、几位小姐——大家都停止了谈话，听他说话。阿格拉娅似乎很吃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心里简直在打鼓。这母女四人说来也怪：她们本来希望，而且拿定了主意，公爵最好一言不发地坐一晚上；但是她们刚一看见他孤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并且十分安于自己的现状时，她们立刻又惊慌起来。亚历山德拉已经想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穿过整个房间，加入他们那一伙，也就是围坐在别洛孔斯卡娅身旁的N公爵那伙人里面去。可是公爵刚一开口说话，她们反倒更加惊慌了。
“您说得很对，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伊万·彼得罗维奇俨乎其然地说道，而且已经不笑了，“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好人！非但是好人，而且德高望重，”他沉默片刻后又加了一句。“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而又备受人们敬佩，”他在第三次停顿后，又更严肃地加了一句，“而且……而且，我甚至很高兴能看到您在这方面……”
“这个帕夫利谢夫是不是曾经出过一档子事……一档子怪事……跟一个天主教神父……跟一个天主教神父……忘记跟哪个神父了，反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一件什么事，”那位“大官”好像在追忆往事似地说道。
“跟天主教的一个耶稣会教士古罗，”伊万·彼得罗维奇提醒他道，“是的，您瞧咱们这些非常好而又德高望重的人！因为他毕竟出身名门，又有资产，如果……干下去……肯定是御前高级侍从无疑……可是他却突然抛弃官职和一切，改信了天主教，成了耶稣会教士，而且几乎明目张胆，甚至兴高采烈。说真的，幸亏他死了……死了倒好；当时大家都这么说……”
公爵一听这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帕夫利谢夫……帕夫利谢夫改信了天主教？这不可能！”他恐怖地叫道。
“哼，‘不可能’！”伊万·彼得罗维奇神气活现地喃喃道，“这事说来话长，亲爱的公爵，您自己也明白，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不过，您如此尊敬已故的……的确，他是位非常好的人，那个诡计多端的古罗所以能够得逞，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这人太好了。但是您一定会问我，问我本人，我后来跟这个古罗周旋……耗费了多少精力，惹出了多少麻烦啊！您想想，”他突然转过身去对那个年老的“大官”说道，“他们还想对遗嘱提出非分要求，为此，我当时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让他们放明白点……因为他们都是此中老手！神—通—广—大！但是，感谢上帝，这事发生在莫斯科，我立刻去向伯爵求助，我们终于让他们……懂得了我们的厉害……”
“您简直没法相信，您的话使我感到多难过，又使我感到多吃惊！”公爵又叫起来。
“很抱歉；但是说实在的，其实是小事一桩，我相信，这事也一定和以往一样不了了之。去年夏天，”他又对那个老头“大官”说道，“听说，K伯爵夫人也在国外进了天主教的某个修道院。咱们的人一旦上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当……往往坚持不住……特别在国外。”
“我以为，这都是因为咱们……厌倦了，”年老的“大官”很有权威而又慢条斯理地说道，“再说，他们的布道方式也……优美，别具一格……还善于恐吓人。老实告诉您吧，一八三二年，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们也曾恐吓过我；不过我没上他们的当，逃走了，哈哈！”
“先生，我听说，那时候，您是跟漂亮的伯爵夫人利维茨卡娅从维也纳逃到巴黎去的，乌纱帽都不要了，而不是从耶稣会教士那里逃走的，”别洛孔斯卡娅忽然插嘴道。
“嗯，就是从耶稣会教士那里逃走的嘛，反正，说到底，还是从耶稣会教士那里逃走的嘛！”年老的“大官”接口道，他大笑起来，沉湎于愉快的回忆中，“您大概对宗教很虔诚吧，这在眼下的年轻人身上是难得的，”他很亲切地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说道；公爵正张大了嘴听他说话，惊魂未定；老家伙显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公爵；他由于某种原因对公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帕夫利谢夫是个有头脑的人，而且是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他是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公爵突然说道，“他怎么能皈依……否定基督的宗教呢？天主教就等于否定基督的宗教！”他忽然又加了一句，两眼开始放光，直视身前，仿佛环顾左右，把所有的人都扫视了一遍。
“嗯，这样说就太过分了，”年老的“大官”喃喃道，同时诧异地望了望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能说天主教是否定基督的宗教呢？”伊万·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转了个身，“那么它是什么宗教呢？”
“它是否定基督的宗教，这是第一！”公爵非常激动，而且异常激烈地重新说起来，“这是第一，而第二，罗马天主教甚至比无神论还坏，这就是我的看法！对！这就是我的看法！无神论只是宣传没有神，可是天主教却走得更远：它宣传一种被他们歪曲了的基督，被他们诬蔑和侮辱的基督，宣传一种正相对立的基督！它宣传的是敌基督，我敢向你们起誓，我敢向你们保证！这是我个人由来已久的见解，这见解使我自己也感到很痛苦……罗马天主教信奉的是，没有一个君临天下的国家政权，教会就会在地球上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叫嚷：‘Non possumus！’依我看，罗马天主教甚至不是宗教，简直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继续，罗马天主教，从信仰起，一切都服从于这一思想。罗马教皇攫得了土地，登上了人世的皇位，拿起了宝剑；从那时起，一直都照此办理，不过在宝剑以外又加上了谎言、奸诈、欺骗、狂热、迷信、为非作歹，玩弄老百姓最神圣、最真实、最淳朴的火热的感情，为了钱，为了低下的人世权力，他们把一切，把一切都出卖了。难道这不是敌基督的学说吗？！从他们那里怎么会不产生无神论呢？无神论就是从他们那里，从罗马天主教产生的！无神论首先就是从他们自己开始的：他们能自己信仰自己吗？正是出于对他们的厌恶，无神论才巩固起来；无神论是他们的谎言和精神贫乏的产物！好个无神论！在我国，不信仰上帝的，还仅仅是一些特殊阶层，正如前几天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一个绝妙说法：这是一些失去了根的特殊阶层；可是在国外，在欧洲，已经有许多老百姓开始不信仰上帝了，——过去是因为无知和谎言，现在则出于狂热，出于仇恨教会和仇恨基督教！”
公爵停下来喘了口气。他说得非常快。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都面面相觑；但是最后，那年老的“大官”竟公然大笑起来。N公爵摸出带柄的单眼镜，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公爵。那个诗人，即德国佬，也从屋子的一角爬出来，靠近桌子，狞笑着。
“您过—分—夸—大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似乎有点无聊地拉长了声调说，甚至好像对于什么于心有愧似的，“国外的教会也有一些值得人们敬佩和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
“我说的不是教会的个别代表人物。我说的是罗马天主教的本质，我说的是罗马。难道教会会完全消失吗？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我同意，但是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无须说得的，而且……属于神学……”
“噢不，噢不！不仅仅属于神学，听我说，这不对！它与我们的关系，比您所想的要近得多。我们的全部错误就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到，这事不仅仅是神学的问题！要知道，社会主义也是天主教和天主教本质的产物！社会主义也跟它的亲兄弟无神论一样，是在绝望中产生的，以便在精神上对抗天主教，用自己来取代宗教所丧失的精神权力，借以消除人类的精神饥渴，不是用基督，而是用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就是通过暴力来取得自由，这也就是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不许信仰上帝，不许有私有财产，不许有个性，fraternité ou la mort，二百万颗头颅！’正如古话所说：欲知其人，先观其行！您别以为这都是天真的想法，对于我们并不可怕；噢，我们应当反击，而且越快越好！必须使我们保护下来、他们所不知道的基督大放异彩，借以反击西方！我们不应当太老实了，去上耶稣会教士的当，应当把我们俄国的文明带给他们，现在，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站在他们面前，但愿在我们国家不要有人再说什么他们的布道方式很优美，像刚才某人所说的那样……”公爵回答道。
“但是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伊万·彼得罗维奇显得十分不安起来，他环顾四周，甚至开始发怵，“您的所有想法，当然值得称道，而且充满了爱国心，但是这一切大大说过了头……甚至于，最好还是别说这个吧……”
“不，非但没有说过头，甚至说得还不够；正是说得还不够，因为鄙人才疏学浅，说不清楚，但是……”
“鄙人不——敢苟同！”
公爵闭上了嘴。他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用火一般的目光望着伊万·彼得罗维奇。
“我觉得，您的恩人出的那事，使您太震惊了，”那个年老的“大官”和蔼而又不失心平气和地说道，“也许，您太孤独了，造成了您的过激……您假如能多跟些人接触接触，在上流社会生活一段时间，我想，大家一定会欢迎您的，因为您是一个好青年，这样，当然，您的兴奋点就会平静下来，并且看到，这一切其实很简单……再说，这种难得遇到的情况……，依我看，它之所以出现，一半因为我们吃饱了撑的，另一半则由于……无聊。”
“此言极是，您说得对极了，”公爵叫道，“真是一语破的！正是‘由于无聊，由于我们的无聊所致，不是因为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饥不择食……不是因为吃饱了撑的，——这点您弄错了！不光是因为饥不择食，甚至像饿虎扑食，狼吞虎咽！而且……您也别以为这是件小事，可以付诸一笑；请恕我直言，应当善于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俄国人一旦爬到岸上，并确信这是岸以后，就会欢天喜地，立刻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为什么呢？您对帕夫利谢夫做的事感到惊讶，您把一切都归诸于他的疯狂或者善良，但这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俄国人认死理的那股劲儿，不仅使我们，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讶：在我国，如果有人改信天主教，他一定会成为耶稣会教士，而且是最神秘的耶稣会教士；如果成为无神论者，他一定会要求通过暴力，也就是说用剑来根除对上帝的信仰！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激烈呢？难道您不知道吗？这是因为他发现了他过去忽略了的祖国，因而兴高采烈；他发现了岸，发现了陆地，于是就扑过去亲吻这块土地！俄国之所以产生无神论者和耶稣会教士，并不仅仅出于虚荣，并不完全出于一种糟糕之极的虚荣心，而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出于一种精神上的饥渴，出于一种对崇高事业的向往，对坚实的岸的向往，对他们所不再信仰的祖国的向往，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了解这个祖国！俄国人比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容易变成无神论者！我们俄国人不只是成为无神论者就算了，而且一定会对无神论坚信不疑，把无神论看成新的宗教，他们居然没有发现他们确信不疑的不过是个零。我们的饥不择食就表现在这里！‘谁脚下没有立足点，谁就没有上帝。’这不是我的话。这话是我去外地旅行时遇到一个旧礼仪派商人说的。不错，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他说的是：‘谁不要故土，就是不要自己的上帝。’您只要想想，我国一些最有学问的人，竟会去当鞭笞派教徒……不过，我倒要请问，在这种情况下，鞭笞派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如虚无主义、耶稣会主义和无神论呢？也许，甚至于更深刻！瞧，精神上的苦闷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协助饥不择食、饿虎扑食般的哥伦布的旅伴们发现‘新大陆’的海岸吧，请给俄国人发现一个俄国的‘新大陆’吧，让他们找到这堆黄金，找到这个隐藏在地下的宝藏吧！指点他们，让他们看到，也许只要用俄罗斯思想，用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就能使人类在未来走向革新和复活之路，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孔武有力、正直英明而又温文尔雅的巨人，出现在惊愕的世界面前，——他们感到惊愕，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我们只会用剑，用剑和暴力开路，因为他们以己度人，总以为我们非使用野蛮手段不可。直到今天，他们都这么认为，而且越往后疑心越大！再说……”
但是，就在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把公爵滔滔不绝的演说突如其来地打断了。
所有这些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所有这些纷至沓来的热烈、骚动的言论和亢奋的思想，仿佛在一片混乱中互相拥挤，互相跳跃，这一切都预示在一个似乎无缘无故地突然亢奋激烈起来的年轻人身上，将会出现某种危险的、特别的东西。客厅里在座的衮衮诸公中，所有知道公爵为人的人，都对他的反常举动感到惊讶（有的担心，有的惭愧），这跟他一向很拘谨，甚至有点胆怯、腼腆的作风很不协调，这跟他平时待人接物非常有分寸，对上层社会的礼节具有一种本能的鉴别力，也很不协调。简直闹不清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听到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事，并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女士们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大家都以为他疯了，别洛孔斯卡娅后来承认：“再过一分钟，她非夺门逃走不可。”“老头们”先是感到惊愕，接着便有点局促不安；那位身居上司之职的将军，正襟危坐，露出一脸不满和严厉的神色。那位工程兵上校则端坐一旁，一动不动，那个德国佬连脸都发白了，但仍露出一脸假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别人有什么反应？然而，这一切和“这整个娄子”，都可以用最普通和最自然的办法解决，也许，甚至再过一分钟就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又比所有的人都明白得早，他已经几次试着打断公爵的话，不让他说下去；但是都没有成功，因此他现在走过去，想对他采取果断措施。再过一分钟，如果有此必要的话，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也许会友好地把公爵搀扶出去，借口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云云也是事实，而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私下里也相信，大概他又犯病了……但是，事情却以另一种方式急转直下。
起初，公爵刚刚走进客厅的时候，他找了个地方坐下，尽可能离阿格拉娅严厉警告过他的那只中国花瓶远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昨天阿格拉娅说过那番话以后，他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怎么也抹不掉的信念，一种奇怪的、难以置信的预感：不管他怎么躲开这只花瓶，不管他怎么躲避这场灾难，明天他肯定会把这只花瓶打碎，而且非打碎不可！事实果真如此。在整个晚会期间，与此无关的其他强烈而又明快的印象，纷至沓来地涌上他的心头；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了。他忘了自己的预感。当他听见有人提到帕夫利谢夫，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又请他过去，把他再次介绍给伊万·彼得罗维奇之后，他就挪了个位置，靠近桌子，坐到紧挨着那只又大又漂亮的中国花瓶旁的软椅上。那花瓶放在一只高脚茶几上，略微靠后一点，几乎就挨着他的胳膊肘。
当他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他猛地从坐位上站起身来，不小心挥动了一下胳臂，似乎动了动肩膀，接着……便发出一片惊呼！花瓶晃了晃，起初似乎犹豫不决：要不要掉下来，落到一个老头的头上，但它蓦地又向相反方向倾斜，向那个在恐怖中好不容易才躲开的德国佬方向倾斜，砰的一声落到了地板上。一声轰响，一片惊呼，散落在地毯上的是贵重瓷器的碎片，惊惧，愕然——噢，公爵当时的表情很难描写，也几乎不需要描写！但是我们在此不能不提到，在这一刹那间，使他十分吃惊的，也就是在众多其他模糊和奇怪的感觉中使他豁然开朗的一个奇怪的感觉：不是惭愧，不是捅了娄子，不是惊惧，也不是始料所不及，使他感到最最惊愕的是：果然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想法里，究竟是什么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是感到很惊异，乃至惊心动魄，几乎怀有一种神秘的恐惧。少顷，他眼前的一切都似乎扩展开来，代替那恐惧的是一片光明、幸福和欢乐；他开始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不过一忽儿工夫。谢谢上帝，并不是那毛病！公爵喘了口气，向四周看了一眼。
他似乎很久都弄不懂他周围为什么乱成一团，或者说，懂是全懂了，也看到了一切，但是他站在那里，仿佛他是一个特殊人物，与眼前的一切毫无关系似的，他就像童话里的隐身人，潜入室内，正在观望那些跟他虽不相干，但却是他颇感兴趣的人。他看见下人正在收拾花瓶的碎片，听见大家在急促地说话，看见阿格拉娅脸色苍白，在奇怪地望着他，很奇怪：她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恨，也没有丝毫的愤怒；她只是用害怕的，但却充满同情的目光望着他，而她看别人的时候，两眼却在熠熠发光……他突然感到一阵甜蜜的心酸。最后，他又奇怪而惊愕地看到，大家都坐了下来，而且在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一分钟，笑声越来越大：大家都在看着他笑，看着他那呆若木鸡的模样，但是他们的笑声是友好的、快乐的；许多人开始跟他说话，态度也很和蔼，带头跟他说话的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她边笑边说一些非常，非常可亲的话。他忽然感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友好地轻轻拍他的肩膀；伊万·彼得罗维奇也在笑；但是表现得更好、更动人、更招人喜欢的是那位年老的“大官”；他拿起公爵的一只手，轻轻握着，而用另一只手的手掌轻轻拍打着公爵的那只手，一再劝他冷静下来，仿佛在哄一个受了惊的小男孩似的（这使公爵非常高兴），最后，他又让他坐过来，紧挨着他。公爵非常快乐地注视着他的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说不出话来，好像心头压着什么东西似地透不过气来。他非常喜欢这老头的脸。
“怎么？”他终于喃喃地说道，“你们当真原谅我了吗？还有……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笑声更大了；公爵两眼涌出了泪花；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像着了魔似的。
“当然，这花瓶很漂亮。我记得，这只中国花瓶放在这里约莫有十五年了吧，对……十五年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开口道。
“真是的，这有什么大不了呢！连人都难免一死，为一只泥捏的破花瓶犯得上吗！”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声说道，“你难道吓坏了，列夫·尼古拉伊奇？”她甚至有点担心地加了一句，“行啦，宝贝，行啦；你这副样子倒真把我吓着了。”
“一切都原谅我吗？一切，除了花瓶以外？”公爵想从坐位上站起来，但是那位“大官”又立刻拉住他的手，拽他坐下。他不愿意放开他的手。
“C'est très curieux et cest très serieux！”他隔着桌子向伊万·彼得罗维奇低语道，不过声音相当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许听见了。
“那么说，我没有得罪你们任何人吗？你们不会相信的，如果我当真没有得罪你们，我该多幸福啊；但是也理应如此！难道我在这里能得罪任何人吗？如果我当真这样想，乃是对你们的侮辱。”公爵说道。
“您尽管放心，我的朋友，您言重了。您完全不必千恩万谢；这感情很美好，但这是夸大了的感情。”
“我没有感谢你们，我只是……欣赏你们，我看着你们感到很幸福；也许我说得很蠢，但是——我需要说话，需要解释……哪怕出于对我自己的尊重呢。”
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突发性的、模糊的、忽冷忽热的；很可能，他说的话常常不是他想说的。他的目光似乎在问：他可以说话吗？他的目光落到了别洛孔斯卡娅脸上。
“没什么，先生，说下去吧，说下去吧，只要不上气不接下气就行，”她说，“你方才就是因为喘不过气来，闯了个不大不小的祸；至于想说话，你尽管说：比你更怪的人，这些先生也见过，你不会使他们感到吃惊的，再说，你的话也不见得奥妙，不过打碎了花瓶，把大家吓了一跳。”
公爵微笑着听完了她的话。
“要知道，这是您，”他猛地对那个年老的“大官”说道，“要知道，在三个月以前，就是您使一名大学生波德库莫夫和一名小公务员什瓦勃林免除了流放，不是吗？”
年老的“大官”甚至都有点脸红了，他嘟囔道，要安静，不要激动。
“要知道，我也听说过您的事，”他又立刻转过身去对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在某省，您曾经无偿地送给您那些遭到火灾的农民，已经获得自由而又给您惹了不少麻烦的农民木材，让他们重建家园，不是吗？”
“唉，这夸——大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嘟囔道，不过他愉快地做出一副俨乎其然的模样，但是这次他倒说得完全对，——“这是夸大”：这不过是公爵听到的与事实不符的传闻罢了。
“至于您，公爵夫人，”他忽然满脸堆笑地对别洛孔斯卡娅说，“难道半年前在莫斯科，不是您在收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信以后，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吗？而且，果然，您像给亲儿子一样给我出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主意。您记得吗？”
“你干吗净认死理呢？”别洛孔斯卡娅懊恼地说，“你这人很好，但是也很可笑：给了你两文钱，你就千恩万谢，好像救了你的命似的。你以为这样值得称道，其实反叫人讨嫌。”
她越说越有气，差点要发火了，但是蓦地又转怒为笑，而且是善意的笑。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脸豁然开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喜形于色。
“我早说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人……这人……一句话，只要说话的时候不上气不接下气，像公爵夫人所说的那样，就行了……”将军兴高采烈地嘟囔道，重复着别洛孔斯卡娅使他惊喜交加的那句话。
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不知怎么闷闷不乐；但是她的脸仍旧涨得绯红，也许因为生气。
“说真的，他这人倒蛮可爱的，”那位老头“大官”又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嘀咕道。
“我心头是带着难言之痛到这里来的，”公爵继续说道，而且越说越慌，越说越快，越说越怪和兴奋，“我……我怕你们，也怕我自己。最怕的还是我自己。我回彼得堡的时候，就下决心一定要亲自了解一下我国的第一流人物，出身贵族世家的上流人士，我本人也属于贵族世家，而且还是这些世家中的一流望族。我现在就跟同我一样的公爵们坐在一起，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想了解你们，这很必要；非常，非常必要！……从前，我经常听到许许多多关于你们的坏话，而且坏话比好话多，大家说你们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又落后，又不学无术，生活习惯又十分可笑，——噢，人们写了和说了许多关于你们的事！今天，我是抱着一颗好奇心到这里来的，心里很惶惑：我必须亲眼看一看，亲自弄清楚：俄国人中的这个最上层是否当真百无一用了，当年的生命力业已耗尽，只能寿终正寝，一死以谢天下，可是它依旧小肚鸡肠，害着红眼病，跟……属于未来的人斗争，妨碍他们，而看不到它自己行将就木呢？即使过去，我也完全不相信这个看法，因为我国从来就不曾有过最高阶层，除非是御前大臣，凭官服，或者……靠机会，而现在已经完全风流云散，难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伊万·彼得罗维奇狞笑道。
“瞧，又来了！”别洛孔斯卡娅忍不住说道。
“Laissez le dire，瞧他浑身都在发抖，”那个年老的“大官”又低声警告道。
公爵简直忘乎所以，失去了常态。
“结果怎样呢？我看见了一群优雅从容、敦厚朴实的聪明人；我看到了一位长者，他居然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毛孩子青眼格外，耐心地听我说话；我还看到一些善解人意和善于宽恕别人的人，这都是一些善良的俄罗斯人，几乎跟我在国外遇到的那些人同样善良和真诚，几乎不亚于他们。你们看得出来，我是多么惊喜交加呀！噢，请允许我把话说完！我听到过许多议论，自己过去也曾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说，上流社会只剩了空架子，一切都虚有其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质已荡然无存；但是我现在亲眼看到，在我国，这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在我国。难道你们现在统统是伪君子和骗子手吗？我方才听到N公爵讲的故事：难道这不是既淳朴敦厚而又热情洋溢的幽默吗？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慈悲为怀吗？难道这样的话能出自一个……半死不活、心智均告枯竭的人之口吗？难道一群行尸走肉能像你们对待我这样对待我吗？难道这不是……一群建设未来，实现希望的栋梁之材吗？难道这样一些人能不懂，能落在时代后面吗？”
“亲爱的，我再一次请求您安静，这一切咱们下一次谈好吗？我一定洗耳恭听……”那位“大官”冷冷地一笑。
伊万·彼得罗维奇清了清嗓子，在自己坐的那张安乐椅上转动了一下身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动弹了一下；那位身居上司之职的将军则跟那位大官夫人在闲谈，根本就没有注意公爵；但是大官夫人却常常竖起耳朵听他说话，而且不时抬头看他。
“不，要知道，还是让我说下去好！”公爵以一种新的狂热和冲动继续说道，仿佛特别信任，甚至有点机密地转过身去对那位老头“大官”说话。“昨天，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禁止我说话，甚至指出不许我谈论的具体话题；她知道，我一谈这些问题就显得很可笑！我今年二十六岁，可是我知道我还像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我的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这我早知道；我只在莫斯科跟罗戈任坦诚地谈过……我跟他一起读普希金，把普希金的书全读完了；他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普希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总怕我那可笑的模样会败坏我的想法和主要观念。我不会指手划脚地说话。我的手势总是适得其反，只会引人发笑，也有损于我的观念。我也没有分寸感，而这是主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我最好坐着不开口。如果我能咬咬牙，一言不发，我甚至会显得很懂事，也可以多想想。但是现在还是让我说下去好。我所以要说下去，因为您这么笑容可掬地看着我；您的脸太动人了！昨天，我向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保证，整个晚会都一言不发。”
“Vraiment？”那个老头“大官”微微一笑。
“但是，我有时候想，我这样想是不对的：观念的真诚就应该用说话的姿势来配合，不是吗？是不是呢？”
“有时候是的。”
“我要说明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噢，对了！您以为我是乌托邦吗？是空想家吗？噢，不，我向上帝起誓，全是一些十分简单的想法……您不信？您在笑？您知道吗，我有时候很卑鄙，因为我正在失去信仰；方才，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想：‘嗯，我怎么开口同他们说话呢？应当从什么话开始，他们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呢？’我多担心呀，但是我更替你们担心，非常，非常担心！然而我有什么资格替你们担心呢，这种担心岂不可耻？一个先进分子得摊上数不清的落后的和不怀好意的人，那怎么办呢？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落后的人完全不是什么数不清，所有的人都是活的有用之材！至于我们很可笑，大可不必介意，不对吗？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可笑，我们浅薄，我们的习惯恶劣，我们的作风无聊，我们不善于观察，也不善于理解，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大家，您和我，还有他们！现在我当着您的面说您可笑，您不会见怪吧？即便是这样，难道您就不是有用之材了吗？您知道吗，依我看，一个人显得可笑，有时候并不坏，甚至更好：这样更容易相互谅解，更容易心平气和；不是所有的事一下子都能理解的，也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才能开步走。为了做到尽善尽美，必须先对许多事不理解！如果理解得太快了，也许倒理解得不透。这话我是对你们说的，对你们，因为你们对许多事既善于理解，又……善于不理解。我现在并不替你们担心：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你们不会见怪吧？您在笑，伊万·彼得罗维奇。您以为：我是替那帮人担忧，替他们辩护，我是一个民主派，在鼓吹平等？”他歇斯底里地笑了（他不断发出短促的、得意的笑声）。“我是替你们担忧，替你们大家，替咱们所有的人。要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门第古老的公爵，而且现在跟公爵们坐在一起。我说这话是为了挽救咱们所有的人，为了不使咱们这一阶层在一片漆黑中烟消云散，心里一笔糊涂账，遇事互相谩骂，结果满盘皆输。既然我们能够保持先进分子和老大哥的地位，干吗要销声匿迹，把位置让给别人呢？只要我们是先进的，就会是老大哥。我们要先做佣人，再做领班。”
他开始一再从软椅上站起来，但是那老头“大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拉他坐下，而且越来越不安地望着他。
“请听我说！我知道，净说空话是不好的，不如干脆做出榜样，不如干脆开个头……我已经开了头……而且——难道我真的会成为不幸者吗？噢，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这点痛苦，我这点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不明白，当一个人走过一棵大树，看到树影婆娑，怎能不感到幸福呢？当你能跟一个你所爱的人说话，怎能不感到幸福呢！噢，我只是不善于表达罢了……世界上又有多少这样美的东西啊，简直随处可见，甚至连最最不可救药的人也会认为这些东西是美的！你们不妨看看孩子，看看朝霞，看看正在生长的青草，看看那些注视着你们并且爱你们的眼睛……”
他早已经站着说话了。那个“大官”老头已经惊恐地看着他。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失声叫道：“哎呀，我的上帝！”她最先看到事情不妙，举起两手一拍。阿格拉娅迅速跑到他跟前，急忙伸出两手抱住了他，她恐怖地、脸上充满痛苦地听到使一个不幸的人“重重的抽风和倒在地上的魔鬼”的可怕的尖叫。病人躺倒在地毯上。有人急忙把一只沙发靠垫塞在他头底下。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一刻钟后，N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那位年老的“大官”，曾试着使晚会再度活跃起来，但是又过了半小时，大家也就散了。客人们说了许多充满同情和表示惋惜的话，也说了若干意见。伊万·彼得罗维奇在言谈间表示：“这年轻人是个斯—拉—夫派，或者属于这一类吧，不过，这并不危险。”那位年老的“大官”什么话也没有说。诚然，不过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吧，大家有点生气；伊万·彼得罗维奇甚至有点见怪，不过也不厉害。那位上司将军在一段时间内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点冷。叶府的“保护人”，那位大官也慢条斯理地对一家之长说了一些训诫的话，而且还表示，他非常，非常关心阿格拉娅的终身大事——这使叶家感到十分荣幸。他这人的确比较善良；不过，在晚会进行过程中，他对公爵有兴趣的诸多原因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公爵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久前的那段风流韵事；关于这段故事，他略有耳闻，甚至很感兴趣，很想刨根问底地问个明白。
别洛孔斯卡娅离开晚会时，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
“没什么，这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坏；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的话，那么坏的居多。你自己也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病人！”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私下里拿定主意：做未婚夫是“不可能的”，夜里，她向自己发誓：“她只要活一天，公爵就休想成为阿格拉娅的丈夫。”她清早起床时，就是这么决定的。但是，这仅仅是清早，十二点多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陷入了令人惊讶的自相矛盾之中。
然而，当两位姐姐非常小心谨慎地询问阿格拉娅的意见时，阿格拉娅突然冷冷地，但又傲慢地，似乎斩钉截铁地答道：
“我从来没有向他做过任何保证，也从来没有认为他是我的未婚夫。他跟我毫不相干，就跟任何毫不相干的人一样。”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面红耳赤。
“我没料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伤心地说，“把你许配给他是不可能的，这我知道，而且多谢上帝，咱俩所见略同；但是我没料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还以为你另有打算。要是我的话，我会把昨天所有的人都轰走，而把他留下，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呀！……”
她说到这里突然打住，对她刚才说的话自己都感到害怕。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现在对女儿的看法有多么不公平！其实，在阿格拉娅的脑子里，已经一切都决定了；她也在等候时机，以便当机立断，决定一切，而现在，任何暗示，任何不小心的触动，都会撕碎她的心，使她心乱如麻，痛定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