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抱怨我国没有干实事的人；比如，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很多；至于各种主管，不管要多少，立刻可以找到，而且爱找什么样的就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但是干实事的人却没有。起码大家都抱怨没有。据说，在某些铁路上甚至连像样的服务人员都没有；在随便什么轮船公司想搞个勉强过得去的行政机构，据说也绝对办不到。听说，在某地一条新近投入运营的铁路线上，有火车相撞或者在桥梁上翻倒了；也有人报道，在某地有一列火车在积雪的原野上差点没有过冬；有人刚坐上火车，开了还没几小时，就在雪地里停了五天。也有人说好几万普特的货物堆放在一个地方，等候发运，一等就是两三个月，在那里霉烂变质，据说，那里有一位行政长官，大概是什么主任吧，因为有一名商店伙计催他赶快发货，结果货没有发成，却被这位主任赏了两记耳光，事后，他解释自己的这一行政行为乃是因为他“一时急躁”所致。看来，国家公务中各类官署之多，令人咋舌；人人做过官，人人在做官，人人想做官，——如此说来，有这么多热心公务的人才，怎么就组织不起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管理班子呢？
人们对此的回答有时候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使人无法对这样的解释信以为真。诚然，据说，在我国，人人做过官或者人人在做官，这是仿效最优秀的德国人的榜样，由远祖直到子子孙孙，一脉相承，已经沿袭了二百年，——但是做官的人，也就是最没有实际本领的人，以致发展到，在做官的人中间，甚至在不久以前还公认，崇尚清谈和缺乏实际本领，几乎成了最大的美德和对他们的溢美之词。话休絮烦，我们大可不必议论做官人的短长，其实，我们想讲的还是那些做实事的人。这时无可置疑的是，谨小慎微和完全缺乏主见，在我国经常被认为是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最主要，也是最优秀的特征，——甚至直到现在，大家还这么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一种指责的话，那我们又何必偏偏责备我们自己呢？任何地方，甚至全世界，自古以来，都认为缺乏创见乃是一个干练的、能干的实用人才的第一美德和对他的最佳评语，起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永远持有这种看法，除非尚有百分之一的人，过去和现在，常常意见相左。
发明家和天才在开创他们事业之初（也常常发生在末尾），常常在社会上被认为充其量不过是些傻瓜罢了，——这已是一个老掉牙了的尽人皆知的陈腐见解。譬如说，在过去数十年中，大家都把自己的钱存在钱庄，月息四厘，一存就是几十个亿，如果没有了钱庄，由着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不用说，这些成百万、成千万、上万万的钱的大部分，肯定会在狂热的股票交易中丧失殆尽，落到骗子们的手里，——这还是顾全体面和品行端正的做法。确实如此；如果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的缺乏创见，按照公认的信念，至今还是我国一员干练而又正派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的话，倘若猝然加以改变，那就太不成话，也太不成体统了。譬如说，一位宠爱子女的母亲，一旦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稍微越出常轨，怎能不感到害怕，同时吓出毛病来呢：“不，宁可让他规规矩矩，不要标新立异，幸福和富足地过一辈子，”每一个母亲在摇着自己的孩子，哄他入睡的时候，都会这么想。而我们的保姆在哄孩子入睡时，自古以来都会念念有词地唱道：“宝宝宝宝，快长大，穿的是金，戴的是银，当大官，做将军！”由此可见，连我们的保姆也认为将军这一头衔是俄国人幸福的极限，因而也是标志富贵安乐，举国公认的民族理想。说真的：凑凑合合地通过考试，再在各种衙门里混上三十五年，——到头来谁会当不上将军，谁在钱庄里不能够存上一大笔现款呢？由此可见，一个俄国人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最终混到个干练而又讲求实际的人应得的头衔。说实在的，在我国当不上将军的只有那种标新立异的人，换句话说，即不安分的人。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某种误会；但是一般说，这样讲，似乎还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确定他应有的理想时，一向以公平合理著称。尽管如此，我们的废话还是讲得太多了；其实，我们不过是想对我们所熟悉的叶潘钦将军家说几句话，作为解释。这些人，或者该府中最爱说长道短的人，常常犯有一种家族病，与我们刚才在上面谈到的那些美德正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他们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了解也难），可是有时候却爱怀疑，他们家的一切与别的人家相比，似乎总有点不一样。别人家里都顺顺当当，他们家里却老是嗑嗑碰碰；别人家里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们家里却老要出轨。别人家里都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他们家里却老要反其道而行之。诚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有点过分胆小怕事，但这毕竟还不是他们一心想要具备的那种上流社会的兢兢业业和谨小慎微。话又说回来，也许只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在提心吊胆：小姐们毕竟还年轻（虽然她们洞察幽微，又喜爱讽刺），将军虽然也有所察觉（难免有点迟钝），但是遇到棘手的事情时，就只会“呣呣”连声，到临了，还是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身上。这样一来，责任也就全落到了她肩上。倒不是说，这家老小真有什么主见，也不是他们故意想标新立异，因而常常越出常轨，——真要这样，那就有失体统了。噢不！绝对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自觉的目的，不过到头来总觉得有点那个，也就是说，叶潘钦将军家虽然十分可敬，但是与其他一般可敬的家庭相比，总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开始认为一切都只能怪她自己，怪她那“倒霉”的性格，因而又增添了她的苦恼。她常常责骂自己是“又蠢又不成体统的怪物”，经常犯疑心病，惶惶乎不可终日，即使遇到一件最最普通的麻烦事，也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经常过甚其词，夸大不幸。
在本书开卷之初，我们就提到叶潘钦将军府受到全社会普遍的和真正的尊敬。甚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本人，虽然出身微贱，但是无可争辩，他到处受到欢迎和人们的敬重。他之所以值得人们敬重，第一，因为他有钱，而且不是“排在最后”，第二，因为他为人正派，虽然智商不高。就说头脑略嫌迟钝吧，如果这不是任何活动家几乎不可缺少的品德，起码也是任何一个正经攒钱养家的人不可或缺的素质。最后，将军作风正派，为人谦虚，在不需要开口的时候善于沉默，同时又不让别人在台下踢脚，暗中使坏，这倒并不是仅仅靠他那将军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的靠山过硬。至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她出身世家，尽管在我国对门第并不十分重视，假如没有必要的上层关系的话。但是她二美俱备，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关系；而且这些人颇敬重她，喜欢她，在这些人物的影响下，自然也就人人应该敬重她，对她刮目相看了。无疑，她的那些家庭烦恼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原因渺不足道，而且被夸大到了可笑的程度；但是，诚如有人在鼻子上或者脑门上长了个瘊子，就总觉得世界上的人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看您脸上长的那个瘊子，嘲笑这个瘊子，并因为这个瘊子而对您品头论足，哪怕您同时发现了美洲也无济于事。毫无疑问，社会上的确认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个“怪物”；但是也无可争辩地很尊敬她；但是后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人家都很尊敬她也就不相信了，——她的全部不幸正在于此。她望着自己的女儿，心里感到很苦恼，因为她疑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不断损害着女儿们的前程，她又疑心自己的性格显得既可笑又不像话，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脾气所以变得这样坏，不用说，她一概归罪于自己女儿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跟他们成天争吵，与此同时，她又非常爱他们，爱到忘我的地步，近乎一种狂热。
最使她苦恼的是，她疑心她的女儿们越来越变成她那样的“怪物”，像她们这样的姑娘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个都成了虚无派！”她经常自言自语。最近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这个令她伤心的想法在她脑海里越来越根深蒂固了。“头一条，她们为什么不肯出嫁！”她常常问自己。“无非是想让母亲伤心罢了，——她们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人生目的，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一切都是新思想，这一切都是那该死的妇女问题！大约一年半前，难道阿格拉娅不就想剪掉她那十分漂亮的头发吗？（主啊，想当年，连我都没有这样好看的头发呀！）连剪刀都拿在手里了，还不是我向她下跪，苦苦哀求，她才没剪！……姑且假定，这丫头这样做是存心气我，让我难受，因为这丫头脾气坏透了，既娇生惯养，又一意孤行，但主要是脾气坏，脾气坏，脾气坏！但是那胖丫头亚历山德拉，难道不也学她的样要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吗？不过，她倒不是存心气我，也不是任性，而是像个傻瓜似的真心诚意地想剪掉头发，——阿格拉娅居然说服了这个傻丫头，说什么剪掉头发后，她会睡得安稳些，头也不会疼了。瞧，已经五年了，有多少，多少人上门求亲啊？说真的，其中也有好人，甚至非常好的人！她们到底等什么呢？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无非想气母亲罢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原因！”
最后，她做母亲的那颗心中终于升起了太阳；总算有个女儿，总算阿杰莱达有了归宿。“总算有个女儿了了我的一件心事。”在需要当众表态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常常这样说（她在私下里自言自语时却无比温柔）。整个事情都办得很好，很体面；甚至上流社会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满怀仰慕之意。未婚夫是个有名望的人，既是公爵，又有财产，人品也好，再说，她也感到很可心，跟她很般配，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但是，即使在从前，她对阿杰莱达的担心也比对其他两个女儿要少，虽然她那画家的气质常常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多疑的心感到不安。“但是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看来这丫头吃不了亏，”想到最后，她也就放心了。她最不放心的是阿格拉娅。顺便说说，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要不要替她担心？她一会儿觉得，“这丫头算彻底完蛋了”；都二十五岁了，——可见，老处女是当定了。而且“人又这么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亚历山德拉就哭，可是就在她伤心落泪的那些夜晚，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却处之泰然，睡得很香。“她到底唱的那一出呢，——是虚无派，还是简单地犯傻呢？”她决不是傻瓜，——对此，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毫无疑问的：她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许多见解都非常尊重，而且有事也爱跟她商量，至于说她“蔫蔫呼呼”——这倒是毫无疑问的：“她倒沉得住气，推都推不醒！话又说回来，‘蔫蔫呼呼’的人也沉不住气呀——唉，我给她们全弄糊涂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近乎怜悯的同情心，她对她的同情和关切甚至超过她视同偶像的阿格拉娅。但是，她动不动就发脾气（她这做母亲的对孩子的关切和同情，主要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没茬找茬，以及说女儿“蔫蔫呼呼”等，只能使亚历山德拉发笑。有时候，一件最不足挂齿的事，也会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按捺不住，大发雷霆。比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爱睡懒觉，而且经常做梦，但是她做的梦常常既空洞又天真，——一个七岁的孩子做这样的梦还差不多；但是，就连做梦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也会触怒她妈。有一回，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母鸡，就为这桩小事母女竟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有一回，也就这么一回，她总算梦见了一桩看似奇特的事，——她梦见一个修士，就一个人，待在一间黑屋子里，可她一直不敢走进这屋子。两个妹妹听了这梦后哈哈大笑，并且立刻喜气洋洋地将这梦转告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但是妈妈听后又大发脾气，并且骂她们姊妹仨统统是傻瓜，“哼！她倒跟傻瓜似的沉得住气，简直‘蔫蔫呼呼’，推都推不醒，她倒也会发愁，有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愁什么呢，到底发什么愁呢？”有时候，她也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照例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立等回答。伊万·费多罗维奇“呣呣”连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最后摊开两手，说道：
“该给她找婆家了！”
“但愿上帝赐给她的丈夫别跟您一样，伊万·费奥多雷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终于像炸弹似的爆炸了，“可别跟您一样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伊万·费奥多雷奇；可别跟您一样说话粗鲁，俗不可耐，伊万·费奥多雷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逃之夭夭，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在自我引爆之后也逐渐变得心气平和了。不用说，到这天的傍晚时分，她免不了要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自己这个“说话粗鲁、俗不可耐”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自己这个又和善又可爱、又招人心疼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特别关心，特别温柔，特别亲切和特别敬重，因为她一辈子都爱自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甚至对他十分钟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对此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对自己的贤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无限敬重。
但是她主要的心病，经常使她苦恼的是阿格拉娅。
“跟我一样，各方面都跟我完全一样，”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言自语道，“一个自作主张、讨人嫌的淘气包！虚无派，怪物、疯子，脾气坏透了，坏透了！噢，主啊，她将会多么不幸啊！”
但是，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旭日东升，把一切都暂时冲淡了，照亮了。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生活中，几乎有一个月，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地得到了彻底休息。由于阿杰莱达即将举行婚礼，上流社会自然也就由此及彼，谈到了阿格拉娅，与此同时，阿格拉娅也到处表现得举止优雅，风度绰约，谈吐聪明，甚至洋洋得意，眉飞色舞，要知道，这副神态跟她有多么相称呀！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也非常和气孝顺！（“不错，对这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必须好好观察一番，把他弄个水落石出，再说，阿格拉娅对他似乎也不特别垂青！”）不管怎么说吧，她突然出落得花容月貌，艳若桃李，——多漂亮呀，上帝，她多漂亮呀，而且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可是……
可是自从出现了这个破公爵，这个糟糕的大白痴以后，一切又被重新搅浑了，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
然而，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在别人看来，大概，什么事也没有出。但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却与众不同，她能在最普通的事物的错综复杂的组合中，通过她那一向就有的唯恐出事的性格，一向都能看到某种有时足以把她吓病的东西，——这是一种疑神疑鬼的恐惧，一种无法理喻的恐惧，因而这种恐惧也最让人受不了。本来，她心头的种种不安都是可笑的，无中生有的，没有道理的，可是现在却透过茫无头绪的种种不安突然当真显露出某种似乎确实很重要、似乎确实值得为之惊慌、怀疑和疑心的东西时，她心里又该是何等忐忑不安啊。
“他们怎么敢，怎么敢给我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而且信上还说这个骚娘们跟阿格拉娅有来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拽着公爵一路回去时想道；到家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已经围坐着的圆桌旁时，仍念念不忘。“他们怎敢出此下策？如果我有一丝一毫信以为真，或者我把这封信拿出来给阿格拉娅看的话，我一定会羞死的！这是对我们，对叶潘钦将军家的公然嘲笑！这都是因为伊万·费奥多雷奇，都因为您，伊万·费奥多雷奇！唉，我们干吗不到叶拉金岛去呢：我不是说过要到叶拉金岛去吗！很可能，这封信是瓦丽卡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怪伊万·费奥多雷奇！这骚娘们闹出这种玩笑来，是要取笑他，说明他们过去关系暧昧，出他的洋相，就像上回，他送给她珍珠项链，她把他当傻瓜，取笑他，牵着他的鼻子走一样……到头来，我们还是被卷进去了，您的女儿们也被卷进去了，伊万·费奥多雷奇，您的黄花闺女、千金小姐、待字闺中的名门闺秀，她们当时都在场，就站在那儿，全都听见了，还有跟那些浑小子的事，也被卷进去了，您高兴吧，您乐吧，她们当时也在场，也都听见了！我饶不了，决饶不了这个破公爵，永远饶不了他！为什么阿格拉娅这三天歇斯底里大发作，为什么跟两位姐姐几乎吵遍了，甚至跟亚历山德拉也大吵大闹，她可是一向把她当母亲一样吻她的手，非常尊敬她的呀？为什么她在这三天里净给大家打哑谜？这跟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她昨天和今天直夸加夫里拉·伊沃尔金，还大哭了一场呢？为什么在这封匿名信里要提到那个该死的‘可怜的骑士’，可是她连公爵给她的信都没给姐姐们看过呀？为什么……干吗，我干吗要没来由地跑去找他，现在又跑回来，亲自把他拽了来呢？主啊，我疯啦，我现在惹事生非，做出什么事情来了啊！居然跟一个青年男子谈我女儿的秘密，而且……而且还是几乎与他直接有关的秘密！主啊，幸亏他是白痴，而且……而且……又是至亲好友！不过，难道阿格拉娅当真迷上了这个窝囊废吗！主啊，我胡说什么呀！呸！我们都是些怪人……应当把我们大家都罩在玻璃罩里任人参观，我是第一名，十戈比一张门票。我不能原谅您这一点，伊万·费奥多雷奇，永远不能原谅您！为什么她现在不给他难堪呢？说要给他难堪，可是又不给他难堪！瞧，瞧，她睁大了两眼在看他，可是一言不发，也不走开，站在那里，不是她自己不让他登门的吗……他坐在那里，满脸苍白。可这个该死的，该死的多嘴多舌的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一个人垄断了全部谈话！瞧他滔滔不绝的那劲儿，连句话也插不进去。只要我一开口，稍施伎俩，立刻就能弄个水落石出……”
公爵坐在圆桌旁，脸色确实有点苍白，与此同时，又似乎非常害怕，可是霎时间他又不时处在一种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激动得连气都透不过来的狂喜之中。噢，他多么害怕看那边，看那个角落啊，因为那边有两只他所熟悉的黑眼睛在注视着他，与此同时，他又幸福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在她写过不欢迎他来那句话以后，他又坐在她们中间，又将听到那个他所熟悉的声音了。“主啊，她现在就要说话了呀！”他本人则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高谈阔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少像现在，像今天晚上这样心满意足和兴高采烈的了。公爵听着他说话，可是很长时间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听懂。除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以外，该来的人都来了。希公爵也在座。看来，他们准备稍候片刻，在喝茶前先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看来，在公爵到来之前就开始了。过不多久，科利亚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来，溜上了凉台。“可见，这里还跟从前一样欢迎他，”公爵暗自寻思。
叶潘钦家的别墅是一座豪华别墅，具有一种瑞士农家风味，周围姹紫嫣红，绿树成阴，收拾得十分优雅别致。别墅四周是一座虽然不大，但却十分美丽的小花园。大家跟在公爵那儿一样，全坐在凉台上，不过这儿的凉台略微宽敞些，设备也考究些。
现在的话题，似乎不合许多人的胃口；可以看得出来，这场谈话是由一个双方都忍不住的争执开始的，当然，大家都想改变一下谈话内容，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却好像越来越固执，也不看看大家的反应；公爵的光临好像更助长了他的谈兴。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皱紧双眉，虽然他们谈什么，她并不全懂。阿格拉娅坐在一旁，几乎缩在角落里，她没有走，她在听，但是小嘴闭紧，始终一言不发。
“且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烈地反驳道，“我没有说过任何反对自由主义的话。自由主义并不是罪过；这是整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会瓦解或者僵化；自由主义与最方正贤良的保守主义一样，具有同样的生存权；但是我却要抨击俄国的自由主义，不过我再次重申，我之所以抨击它，无非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你们把俄国的自由派请出来，我就立刻当着你们的面亲吻他。”
“还得有个前提，如果他愿意亲吻您的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异常激动地说。甚至她的两颊也一反平常，堆上了两朵鲜艳的红晕。
“你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暗自寻思，“一会儿浑吃浑睡，推都推不醒，一会儿又猛然奋起，一年就这么一回，说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公爵无意中发现，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似乎很不喜欢看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笑风生的模样，谈论一个严肃的话题，一会儿似乎慷慨激昂，同时又好像在开玩笑。
“公爵，您光临之前，我刚刚发表了一个观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着说道，“直到如今，俄国的自由派仅仅来自两个阶层：一是过去的地主（已废除），二是学校的学生。因为这两种人最后都变成了地道的帮派，变成了某种游离于民族之外的特殊阶层，而且愈演愈烈，代代相传，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是民族的……”
“什么？这么说，所做的一切，——一切都不是俄罗斯的？”希公爵不同意道。
“不是民族的；虽然做法是俄国式的，但不是民族的；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国的自由派，我国的保守派也不是俄国的保守派，无一例外……请相信，我们的民族决不承认地主和学生所做的一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这倒是妙论！如果这么说是严肃的，您怎么能发表这种奇谈怪论呢？我决不能容忍有关俄国地主的这种有悖常理的论点；而且您本人就是俄国地主，”希公爵热烈反对道。
“要知道，我所说的俄国地主，并不是您所理解的俄国地主。这是一个可敬的阶层，仅从我也属于这一阶层便可想见；特别是现在，这一阶层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难道我国文学也毫无民族的东西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打断他的话道。
“对于文学，我是门外汉，在我看来，连俄国文学也全部不是俄国的，当然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果戈理除外。”
“第一，这就不少，第二，其中一人来自民间，其他两人就是地主，”阿杰莱达笑道。
“完全正确，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迄今为止，所有俄国作家中也只有这三人还能够每人说出一些的确属于他自己的、本人的、不是从别人那儿鹦鹉学舌得来的东西，单凭这一点，这三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俄国人中只要有人说出、写出或做出某种自己的、与他自己不可分割的、不是鹦鹉学舌得来的东西，这人就必定会成为民族的，尽管他的俄国话也许说得不地道。我认为这是一条公理。但是我们开始谈的并不是文学，我们开始谈的是社会主义者，并由社会主义者而生发出整个话题；于是我就肯定地说，我国没有一个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为我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来自地主或者学生。所有那些臭名昭著、招摇撞骗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我国本土的还是来自外国的，无非是一些农奴制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派。你们笑什么？你们不妨把他们写的书拿出来，把他们的学说，把他们的回忆录拿出来，我虽然不是文学评论家，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写一篇鞭辟入里的文学评论，我要明如白昼、一清二楚地证明给你们看，他们所写的书本、小册子、回忆录中的每一页，都首先出自一个俄国前地主的手笔。他们的恼恨、愤怒和俏皮话，都是地主式的（甚至还是法穆索夫以前的地主！）他们的欢欣、眼泪，真正的、也许还是真诚的眼泪，也无非是一个地主流下的眼泪！一个地主或者学生流下的眼泪……你们又笑了，您也笑了，公爵？您也不同意我的观点？”
的确，大家都笑了，公爵也微微一笑。
“我还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您，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公爵说道，突然收敛了笑容，打了个哆嗦，那副模样活像一个被当场捉住的中学生，“但是我向您保证，我正在兴味盎然地聆听足下的高论……”
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没上气不接下气，甚至脑门上都冒出了冷汗。这是他坐在这里迄今为止所说的第一句话。他曾经想看看四周，但又不敢造次；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发现了他的这一微妙的神态，微微一笑。
“诸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实，”他又用原来的腔调接着说道，即一方面似乎异常昂奋和激烈，同时又似乎在嘲笑自己说的话，“对于这一事实的观察，甚至发现，我认为是我立的一大功劳，甚至只应当归功于我一个人；起码关于这一问题，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或者写过。这一事实道出了我所说的那类俄国自由主义的全部本质。第一，何谓自由主义，如果泛泛而论，无非是攻击（攻击得合理还是错误——这是另一个问题）现有的社会秩序。是不是这样呢？好，我所举的这一事实正在于说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攻击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是攻击我们这个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攻击我们的社会本身，而不是仅仅攻击秩序，不是仅仅攻击俄国的秩序，而是攻击俄国本身。我所说的自由派居然发展到否定俄国本身，也就是敌视和鞭挞自己的母亲。俄国每发生一件不幸和挫折，都会使他欢天喜地，几乎是兴高采烈。他仇恨民间的风俗习惯，仇恨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如果硬要替他辩护的话，那就只能说他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他以为他对俄国的仇恨就是最大最好的自由主义（噢，你们将会在我国常常遇到一种其他人对他拍手叫好的自由派，其实他不过是最荒唐、最迟钝、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还在不多久以前，我国的某些自由派居然把这种对俄国的仇恨几乎当作是对祖国的真正的爱，甚至还自吹自擂地说什么，他们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什么是爱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比较露骨了，甚至把‘爱国’二字也引以为耻，甚至把‘爱国’这一概念也当作有害的和渺不足道的东西给清除和取消了。这一事实是确凿的，我坚持这一观点，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必须把真理简单而又坦率地完全说出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事实，自古迄今，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都没有，也不曾有过，由此可见，这一事实是偶然的，是会转瞬即逝的，这，我同意。任何国家都不会有那种仇恨自己祖国的自由派。可是又该怎样来解释我国发生的这一切呢？只能用我们过去用过的办法来解释，即俄国的自由派至今还不是俄国的自由派；我看，除此以外，别无解释。”
“我把你说的一切只能当作玩笑，叶夫根尼·帕夫雷奇，”希公爵一本正经地反驳道。
“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派，因此不敢妄下断语，”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说，“但是我听了您的想法后感到很气愤：您把个别现象上升为普遍规律，因此是诬蔑。”
“个别现象？啊！这话真是掷地有声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口道。“公爵，足下有何高见，这是个别现象吗？”
“我也应该说，我孤陋寡闻，很少跟……自由派打交道，”公爵说，“但是我觉得您的话可能有几分道理，至于您刚才说的那种俄国的自由主义，的确一部分人有仇恨俄国的倾向，而不仅仅是仇恨它的社会制度。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到于说全体，这样说自然有欠公允……”
他因难于措词没有把话说完。尽管他内心很不平静，但是他对谈话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公爵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淳朴，无论他注意听他感兴趣的问题，还是别人向他提问时他所作的回答，他的态度都非常淳朴。他的脸上，甚至在他身体的姿势上，似乎都反映出他的这种朴实无华和相信他人决不会嘲笑他和讽刺他。虽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跟他说话时总带有几分异样的讪笑，他的这种作风由来已久，可是现在，听了公爵的回答以后，他却立刻收敛起笑容，很严肃地看了看他，好像根本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回答似的。
“是吗……不过您说得多奇怪呀，”他说道，“您是在当真严肃地回答我的问题吗，公爵？”
“难道您不是在严肃地问我吗？”公爵诧异地反问。
大家都笑了。
“要相信他的话，”阿杰莱达说，“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一向喜欢拿大家寻开心！您知道，他有时候说话是非常严肃的。”
“我看，这种谈话很枯燥，根本不应该谈它，”亚历山德拉不客气地说，“本来想出去散步……”
“咱们走呀，这夜多美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叫道，“但是，为了向诸位证明，我这次说话非常严肃，我主要是为了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您的话使我很感兴趣，我向您发誓，我决不是表面上的那种空虚的人，虽然我确实是一个空虚的人！）此外……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我出于个人好奇，还要向公爵最后提一个问题，咱们说完这事就结束。这问题好像存心似的，两小时前就钻进了我的脑子（公爵，您瞧，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严肃的问题）；这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公爵对此有何高见。刚才大家谈到‘个别现象’，这话在我国含义深长，而且经常可以听到。前不久，大家都在谈到和写到一个……年轻人一举杀死六个人的可怕的凶杀案，又谈到一位律师的奇怪的辩护词，说什么罪犯处在穷困情况下，也就自然而然会想到去杀这六个人。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好像没错，或者大意如此。据我个人看来，这位辩护律师在宣布这一奇怪的看法的时候，一定自以为他说的是当代所能说出的最自由主义、最人道和最先进的思想。嗯，足下对此有何高见：对于概念和信念的这种曲解，而且居然有人会对这类事情产生如此歪曲和如此引人注目的观点，这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现象？”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个别现象，当然是个别现象，”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笑道。
“叶夫根尼·帕夫雷奇，请允许我提醒你，”希公爵补充道，“你开的这玩笑是不是太陈腐了呢？”
“足下有何高见，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听完他的话，就发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向他投来一瞥好奇而又严肃的目光。“您觉得这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现象？我承认，这问题我是特意给您想出来的。”
“不，不是个别现象，”公爵虽然低声，但却坚定地回答。
“哪能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希公爵不无遗憾地叫道，“难道您看不出来，他在存心找您的话把吗；他在挖空心思地取笑您，就想抓住您的笑柄。”
“我认为，叶夫根尼·帕夫雷奇说话是严肃的，”公爵的脸红了，垂下了眼睑。
“亲爱的公爵，”希公爵接着说道，“您回想一下，大约三个月前吧，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俩提到，在我们新成立的年轻法院里，可以说人才辈出，已经出现了许多卓有才华的辩护律师！而陪审员所作的裁决又多么英明！您对此是多么高兴啊，当时，我又多么为您的高兴而高兴……我们说，真令人自豪……而这个措词欠当的辩护词，这类奇怪的论据，当然是一种偶然现象，只是千千万万之中的极其个别的现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想了想，虽然声音很低，甚至还好像怯生生地，但却十分坚定地答道：
“我只是想说，在我国，对观念和概念的曲解（诚如叶夫根尼·帕夫雷奇所说），是屡见不鲜的，不幸，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这种曲解不是这样普遍的话，或许也就不会发生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了……”
“不会发生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我敢肯定，跟这一模一样的罪行，也许还更可怕，过去也屡见不鲜，而且永远会有，不仅我国有，而且到处都有，我看，这类行凶作案还会长时间地不断重演。区别在于，我国过去较少将这类案例公诸于众，现在则公开谈论，甚至在报上加以披露，因此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这些罪犯现在才开始出现似的。您的错误也就在此，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错误，公爵，我不骗您，”希公爵嘲弄地微微一笑。
“我也知道，同样可怕的罪行过去也非常多；不久前，我到过许多监狱，认识了一些罪犯和被告。甚至还有比这主儿更可怕的罪犯，他们分别杀死过十个人，而且毫无悔罪之意。但是我也同时看到这样一点：即使最怙恶不悛和最无悔罪之意的凶犯，也知道他是罪犯，也就是说，他从良心上认为他做得不对，虽然他毫无悔罪之意。而且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如此；可是刚才叶夫根尼·帕夫雷奇讲到的那些人，却不肯承认自己是罪犯，反而自以为他们有权……甚至自以为做得很对，也就是说，想法大致如此。我看，最可怕的差别也就在这里。请注意，这些人都是青年，这种年龄最容易受观念歪曲的影响，也最没有防卫能力。”
希公爵已经不笑了，他困惑地听完了公爵的宏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早就想说些什么，但是她没有开口，仿佛有个特别的想法使她欲言又止似的。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简直十分诧异地看着公爵，而且这次已经毫无嘲笑之意。
“先生，您为什么这样惊讶地看着他，”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插嘴道，“难道他就比您笨，不能跟您一样思考问题吗？”
“不，您哪，我不是这个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不过，我倒要请问，公爵（请恕冒味），既然您看到并发觉了这一点，您怎么（再一次请您原谅）在这桩奇怪的案例中……也就是前几天发生的那桩……布尔多夫斯基（好像叫这个名字吧）一案中，您怎么就没有发现对观念和道德信念的同样的歪曲呢？要知道，那是一模一样，同样的肆意歪曲啊！我当时就觉得，您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说先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并且坐在这里，向他大吹大擂，可是他今天却收到了一封信，是他们中间那个首要人物写来的，也就是脸上长粉刺的那个，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他在信中请求公爵原谅，虽然用的是他自己那种道歉方式，并且告诉他，他已经抛弃了当时唆使他这么干的同伙，——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并且说，他现在更相信公爵的话。而我们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虽然我们无师自通，在这里趾高气扬，不把他放在眼里。”
“而且伊波利特刚才也搬到我们的别墅来住了！”科利亚叫道。
“怎么！已经来了？”公爵不安起来。
“您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来了；我帮他搬来的！”
“哼，我敢打赌，”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又激动起来，完全忘了她刚才还夸奖公爵来着，“我敢打赌，他昨天肯定进城爬上阁楼去找他，跪在地下，恳求他原谅，请这个爱发脾气的混账东西赏光，搬到你这儿来住。你昨天是不是进城了？你方才不是还承认了吗？到底去还是没有去？你有没有下跪？”
“根本没有下跪，”科利亚叫道，“恰好相反：伊波利特昨天拉着公爵的手，亲吻了两次，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之间的误会也就这么消除了，此外，公爵也只是说，如果他搬到别墅去住，病状会减轻些，伊波利特也就立刻同意等他的病好点了就搬过来住。”
“您用不着，科利亚……”公爵站起来，拿起帽子，喃喃道，“您干吗讲这个呢，我……”
“您上哪？”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阻止道。
“您放心，公爵，”兴高采烈的科利亚接着说道，“您别去打搅他了，他一路来，累了，睡着了；他很高兴；您知道吗，公爵，我看，你们今天不见面会好得多；甚至可以拖到明天，不然的话，他又会难为情的。他今天上午还说，已经整整半年了，他没有感到身体像今天这样好过，人也这样精神；甚至咳嗽也轻多了，减少了一大半。”
公爵注意到阿格拉娅忽然从自己坐的地方走出来，走到桌子跟前。他不敢看她，但是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她此刻正在看他，也许神情还很威严，她那乌黑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愤怒，而且面红耳赤。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觉得您大可不必带他上这儿来，如果您说的是那个生痨病的，当时痛哭流涕，请我们去参加他的葬礼的年轻小伙子的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道，“他当时那么娓娓动听地谈到邻楼的那堵墙，我敢肯定，他现在一定又要思念这堵墙了。”
“这倒是真的：跟你大吵大闹，大打出手之后，便扬长而去，好像就没事儿了。”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说罢，便煞有介事地把针线筐往身边挪了挪，她忘了大家都已经站起身来，要出去散步。
“我记得，他那天对这堵墙自吹自擂了一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接口道，“似乎没有这堵墙他就无法在巧舌如簧中死去，而他是非常想鼓起如簧之舌，在娓娓动听中死去的。”
“那又怎么样呢？”公爵喃喃道，“如果您不想原谅他，他也就只能在您不原谅他的情况下死了……现在，他搬到这里来住，是为了这片树木。”
“噢，就我来说，我原谅他的一切；您可以把这话转告他。”
“这事不应该这么来理解，”公爵低声而又似乎不很乐意地答道，他继续看着地板上的某个点，并不抬起眼睛，“您也应该同意接受他对您的原谅。”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
“您不明白就算了……不过您心里是明白的；他那天想……祝福你们大家，并得到你们的祝福，就这些……”
“亲爱的公爵，”希公爵跟在座的某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赶紧小心翼翼地接口道，“人间天堂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可是您却把希望有点寄托在这个天堂上；天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公爵，比您那美好的心灵所想望的要难于达到得多。我们最好不要再幻想了，不然的话，我们也许会无地自容的，到那时……”
“咱们去听音乐吧，”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生气地从坐位上站起来，断然说道。
随她之后，大家也都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