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积也很宽，有似一所兵营。至今凡属我高祖系统的子孙，约三百余人，都容纳在这所破旧的老屋里。这是在岭南极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现象。
在这家老屋的环近，无山无水，风景至为单调。并且气候非常恶劣，在夏季是赤日当空，酷热不堪，在冬季虽不见怎样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筑已经不适于卫生，（因讲风水而朝西建筑，在北首又不植防风林，是其一例。）防寒设备则可谓全无。而我们在岭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袄，故在严冬的早晨，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这样类似沙漠的故乡，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恋。第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先人的坟墓在那边。并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费过去的，从十七岁那年起，其间虽然有几次回到故乡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浅（短），可以说是和这个足令人怀恋的故乡永别了吧。
一想念到故乡，便会感伤到自己数十年来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乡的事来说，也不愿意倾听从乡里出来的人向我说故乡的事。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喜欢和村童一起顽（玩），东走西跑，有时跟他们走到离我的住家两里多路的饶公桥桥下的小河里去泅泳，有时又跟他们走到约一里多远的关爷庙里去攫明圣经。对于“学而”“先进”一句也不能记忆，而对于“汉寿亭侯……”的明圣经反背诵得非常熟口。
老祖母担心着我会迷失道路，不能回来，故她常教我说：
“你要记着，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问你是那地方人时，你便说，我是广东省，嘉应州，东厢堡，三坑约，留余堂，张××的第三孙儿！”
童年时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打赤脚，三四个月穿木屐，其余有鞋袜穿的期间，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多天，那即是过年、过节和有庆吊应酬的时节。我穿的是什么呢？除凉秋九月以后直入冬期须穿棉衣夹衣之外，由四月初（旧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单衣度过去，天热时，我的全背部都发生痱子，痒不可耐，那里穿得上衣服。在这五六个月间，也只有两条深蓝色的夏布裤儿对换。我因为时时扯起前面的裤腰来揩鼻水，经久之后，那个裤腰的一部分，便变成一块硬布箔了。
我因为营养不良，苍瘦得非常可怜，常披着一头的棕色头发，真是蓬头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们，也不把我当族人看待，而只当我是外来的一个小乞丐。
我生长世家，而竟穷至这个样子，读者或许不会相信吧。但是事实如此，没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孙，多数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现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当当绅士，但实际上，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范围。我的祖父只靠一点祖尝，要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是家事日趋崩溃。
到了我九岁那年，我的父亲不能再忍受失业的痛苦，决意赴南洋谋活了。我的祖父也因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帮他把家事负担下去。所以他允许了父亲转变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亲出省赴乡试，博取一名举人的。到后来受了经济的压迫，他知道这一途是绝望了。
父亲往南洋去后，我更受苦。当我五岁的时节（其实尚未满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学。父亲遂开始教我念《论语》，一直念到八岁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诗经》。不过书里的一个字义也不懂。
九岁那年春，我改进了村里的一家蒙塾“公孚当”，塾师是一个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时代，各蒙塾的门首都贴着“某某书馆”的红条子。“公孚当”是一家歇闭了的旧当店。张燕卿也在门壁上贴上了“张燕卿书馆”的红条子，但一般仍叫这家蒙塾做“公孚当”。
我和一位堂兄同进这家蒙塾，还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揽来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书种”，是“将门之子”，几年之后，秀才是包拿得过手的。可是到了后来，看见我那样的顽皮，便常常骂我不像留余堂人，骂我只配当一个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只牛给我看呢，那样念死书，有什么意思！
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亲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雳，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赶回家来时，已是残冬的时节了。
父亲由南洋只携回两百余元，还不够祖父的治丧及营葬的费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获期止），家中一贫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顿稀饭都不能维持了。加以旱魃为虐，这年的上半期全无收获。指望着有一点祖尝可以值收的，也终成画饼了。家里的衣服，（其实就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可以典当的也典当尽了。一大家人，每两天半就需要一块钱的糙米。父亲那时只二十八岁，接着祖父之后，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来，很少交际，走出市场上去，没有许多认识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在我们村里，虽然也有许多农民种稻。但是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菸叶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为正统，而以芋薯为杂牌。祖母不知从那家邻舍赊得了些便宜的芋薯来准餮（？）。不敢多耗米粮，最多，只烧一大锅的和米汤相似的粥来送这些杂粮。
父亲刚从南洋回来，社会对他，尚无信用，故他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没有作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无心教我们读书，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当”来。
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话。张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试，想博得一个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声誉。但是，一般的批评是纵令他的文章好，学问饱，但学台老师也决不会为国家录取这个半残废的老童了。
燕卿先生虽然是一个和厚的人，但有时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为主，处罚学生，常多偏颇失当的地方。不服输他的学生，因为他瞎了左眼，便背后骂他：“单边哥，没凳坐！”当然，我对他也是无好感的。因为他日常对我的批评是：“行动越轨，性质顽皮，头脑迟钝，面貌不扬！”有时还叫我担板凳到他面前去给他打屁股。在那时，我虽然只是九岁，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种侮辱。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们从“公孚当”把桌椅搬回家里来了。我以为从此可以从张燕卿先生的威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从此可以和他脱离师生的关系了。有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祖母把十文小钱给我，要我到“公孚当”旁边的的一家小豆腐店里去买四块豆腐干。我买了四块豆腐干后，远远地望见燕卿先生带着红风帽朝这边走来。我想骂骂他消消一年来打我的屁股的气愤。于是我向着他高叫起来：
“张燕卿，单边哥，没凳坐！”
叫完了两次，便拔脚飞跑，逃回自己家里来。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这样的轻举妄动。因为过了新年，父亲又对我们说：
“还是回‘公孚当’，去再混一年吧。”
照族谱上的系统，燕卿先生要叫我们做叔父。这位老侄儿，到了开学后的第三天，擎着一根竹板，走到我的书桌前来，在我头上敲了三下，算报复了我骂他“单边哥”的仇。
“我虽是你的侄辈，但是老师还是老师。将来你入学中举时，我还得坐首席呢！”
他的态度这时是很诚挚的。他的这样轻的责罚，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为一定要挨几十板的屁股呢。
在“公孚当”两年，只是念死书，完全等于失学。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为有一个同学打了我，父亲便叫我把书桌搬回家里来了。父亲的意思是，我在“公孚当”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学吵闹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学回来，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则以为是父亲怪他没有处罚那一个同学，因此生气而叫我搬学的。他几次托人来向父亲说，他可以处罚那个同学，而明年他也决意不在“公孚当”坐蒙塾了，希望父亲送我回“公孚当”去，等到腊月中旬再搬回去不迟。
张燕卿先生到底是一个善人。在中国的善人尽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在那个时代没落中的intel-ligentsia。
癸卯年，父亲在家中教我读《左传》。在这时候，改科举为学校的声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学。父亲说，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过后便取消科举了。他要我们开笔写文章，——“义”和“论，”——和练习小楷。父亲是在做梦。我想，明年我纵令会写文章，并且也只十二岁，怎么会进场考试呢？
但是父亲真个叫我们开始学写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义”。同时也叫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写字，大楷和小楷同时并进。父亲也不限时刻，不分昼夜，一有空暇，便为我们讲释《左传》和《四书》，而讲前者的次数多于后者。第一次讲给我们听的是，郑庄公的故事。未审是何道理，我当时对于《左传》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因为读《左传》，曾创作了许多有系统的图表以资记忆，大得了父亲的赞赏。
甲辰年，父亲也决意出来教蒙馆了。他在邻村的廖屋岗，开设了蒙熟。照例也在学塾的外墙上，贴上了一张长方形的红条子“张××馆”。我望着这个条子，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愉快。但看父亲的神色，似乎是无可奈何般的。于是我又闷闷不乐了。其次，我还因为“张××馆”四个字和父亲争论了一次。因我看见其他的蒙塾多用“书馆”两字，何以父亲只用一个“馆”字，那不是和城市里的什么和珍馆、清华馆等席店（酒楼）没有区别了么？
“你懂什么！”
父亲苦笑着对我说。随后他解释给我听。在外面，如汕头、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书住家，都是写“××书馆”或“××书寓”。所以书馆这两个字要不得。父亲又说，最好是不贴那样的条子。但因为招报学童，又不能不贴这样的招牌。
在这村里，因为有三家蒙塾，所以进父亲的学馆来的，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生的束修是由他们的家长随意捐题。过了正月半后开馆。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谓议关。即是请学生们的父兄到来吃一餐晚饭，请东家们中的一人执笔写关。即是由他们联合起来关聘这位塾师的意思。当塾师的当然不便启口要求东家们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执笔的人为之代言。可怜父亲第一年在廖屋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几个由贫农家中来的破学的儿童名为捐题一元的束修，其实到了年终，只收到五角。故父亲常笑着叹气说：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这一点点的工银啊！”
但是打听了一下其他的两家蒙塾的束修全额，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则父亲的蒙塾，在这小村中，还算是占最优的地位。
第二年父亲的学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额也增加至六十余元，近七十元了。
在祖父当家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位少爷，并且是进了学的少爷，又因没有职业，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热的老童或秀才们交游。结果学会了抹牌的习惯。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种我们故乡所特有的纸牌（叶子）。他输了钱，便把衣服拿到当店里去。最值钱的是圆领（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亲是常靠这件制服来做金融的周转。但到后来他觉悟了，故有赴南洋谋生的决心。自祖父死后负了一家的责任了，父亲不会再到赌场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余元。因此我们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但是父亲还是喜欢买彩票。他以为单买一二张票（每张一角五分），按公算计，极少中彩的可能。父亲对于数学颇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种买彩票的科学方法，——即是用与代数里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游说族人，集资买三四百张的彩票，这比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头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弥缝。第一次果然发生了效力，即投资二十余元而得奖达五十余元之多，——足与父亲坐一年蒙塾所得报酬相匹敌。——于是不单震动了全留余堂，也诱惑了全农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父亲的这种平民化的经济方法，特别是买彩票性质与赌博相类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们，所谓绅耆的侧目。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种调剂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揽诉讼要光明磊落些。
那年学台又来了。但父亲审查了一下我们一年来的成绩，确无投考的资格。他便放弃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父亲渐次和城市社会发生了关系，金钱的周转比从前灵活了许多。有许多家商店可以记帐赊货品给我的父亲了。
那年冬我们总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蓝布的大褂儿了。
但是父亲的样子似乎是一天疲劳一天。他那时候，只有三十二三岁而苍老得似五十许人。
在廖屋岗的两年间，《左传》继续着念至“定公”了。父亲一方面教我们念《左传》，为我们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们习算术。因为他看见了由北京城礼部颁发下来的小学课程中，是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术等科目。为子弟的日后出身计，非赶紧灌注一些这类科学的知识进去，将来恐怕要落人之后。故父亲又找出一部《瀛环志略》来讲给我们听。至于历史，他不惜重资买了两大部《御批通鉴辑览》来叫我们赶快念下去。父亲对于我们的希望这样急，而他的苦心则决不是当子弟的人所能领会的啊。
乙巳年，即父亲在廖屋岗的第二年，在我们城里，陆续地开办几家小学堂。听说明年即要开办全州的最高学府——官立中学堂了。
父亲受了新学潮流的推动，知道对于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举时代由他一手包办下去了。然则等到明年春李嘉应五属官立中学么？第一恐怕考不进去。纵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学费，对于父亲实在一种极大的威吓。因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进了中学，每年单学费一项，就要大洋四十元，还要制服、膳、宿，在当时真是骇人听闻。父亲坐蒙塾一年间的收入究几何啊？
因为我们求学的问题，父亲恐怕有几星期没有好好的睡觉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课题的日子，即是说，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书，由塾师出课题或对子给学生们去做。父亲虽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课题，但我们所作的义和论，多压积着没有加以改削了。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