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一九二〇年的冬季某日黄昏后，在黑沉沉的北京东城的极东，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长方形的木案上摆设了几大盘的花生、鸡蛋糕、糖果，很明的电灯耀着那些各种颜色的食品发出亮光，像是有点喜事，或招待什么客人。
那时代，北京偏僻胡同里没有路灯，往往找门牌的生人得借人力车夫的小油灯向人家大门旁边去细细地辨认那些蓝底白字的门牌。
这家人家的南屋算做客厅，居然在湿地上还铺了一层草席，白壁黄席便显得较为洁净。木案的左右几把圈椅上随便坐了五六个青年。他们有的穿长袍青马褂，有的则是蓝布罩袍。虽预备下香烟，能吸的不过半数，点心糖果没人动手。主人——这房子的主人，矮身个、小胖子，穿着还不旧的羊皮皮袍。他并不让客人吃，似乎客人们也不需让，因为他们自己凑起钱来买的东西毋须客气。
最可怪的是他们在这个寒冬明灯的屋子里，一例都没有吃得下的食欲，虽然那五六位没有一个过二十五岁年龄的。
也似乎不像些青年人，这晚上他们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时高谈阔论的兴致。
“你快译过一半了罢？”一个大眼睛有希腊人鼻子的红红面孔的（那时他还没带上近视镜子）向矮胖的屋主人问话：“那——一大本《猎人日记》。”
“还得半年罢，学校刚刚考完，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去，还不得上班下班先做外交的练习生。”青年主人的答话。
“《猎人日记》？可惜我从英文选集只读过一篇，文字真美。”坐在长案一端，带着金丝腿镜子的清瘦青年掺入了这句。
“屠格涅夫的艺术名闻一代，十九世纪的俄国有名的文学人物，他与托尔斯泰走的路全不一样。”红面孔的便申述他的评论见解。
正谈到这里，听见拉大门的铃响，坐中有一位突然站起，“来了，来了！准是他，——秋白。”
及至新来者迈进客厅，把手套、围巾搭在一只手上，头上是高高的土耳其式黑绒帽子，穿了很厚呢大衣的，却不是那一位喊出的秋白君。
“少与，我们当是你不来了呢。大家早到了，只是等他。咱给他送行的，想不到你也来的这么晚。”
新来的少与笑了笑，用学得生硬的苏州腔的北京话道：“好远啦！还是雇的黄包车，在路上一直有半点钟。怎么？……秋白一定很忙。”
“那能不。明儿大早上就上车，——他这一去，真的与大家隔远了！”屋主人平日不好多谈，这时自然有点兴奋。
“哎！你记得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是远，他去的这个地方岂止远哩。……”另一位长发垂到耳后，说话沉缓，带着福建口音，在这一群人里比较大两岁的一位这样说。
大家听他说的颇有“哲理”气味的话，都想不起怎么向下接谈。灯光下他们互相望望，有的便把带来的新出版的杂志摊开来看。
一阵北风卷起沙土小石子打在纸窗子上哗啦啦地响着，偶尔从风声里远远传来了串巷子说书人三弦的凄切轻音。
约摸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做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即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
“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但他们是一个专科学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毕业的两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不必客气了，您走罢！您走您的远道，我就不再上车站。……”一个高身个颇显魁伟的北方人这么说。
“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秋白总是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开始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您虽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一个送行的青年的顾念话还没说完。
“冷？我看北京也够数。——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怕冷的还能去！——话是一样，要找热的他才能去。”红红面孔有希腊式鼻子的一位激动地说。
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还有一两个也陪着他一同吸。谈话在断续中进行，把以前的沉闷打破。但大家却不多谈这个远行人到了那边怎样做通讯的工作，怎样明了那个举行过空前大革命国度的情形。因为现时迢迢的铁道还不能够无阻碍的畅通，而在边界上如何度过一时也无从想起。总之，对这个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国度的情形，他们也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略略知道一点罢了。
自然，这一方的话便不易多谈，而且大家虽然都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热情，可是在给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对本题找不出多少话说。
他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他们拉杂说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说到由南方来明天与秋白同行的某报馆的特派记者。……还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点疲劳，他一样还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点了，风吹得更大。他们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远，也得给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却又同怀着壮旺的心情下，他们便在这所房子的门前冒着严寒的北风，一个个紧握住这位勇敢活泼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别！……于是，每个与会者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别散去。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瞿秋白君头一次到苏俄（那时都称苏联为苏俄），也可说就是中国的知识青年头一批踏进了十月革命后刚满三年有点“谜”一样的劳农政府新国度。与他同行的还有俞颂华君，俞君是担负着上海某报的通信记者名义到苏俄去的。
后来俞君由苏俄到德国留学，——他不通俄文。瞿秋白便在苏俄住下。
秋白是江苏的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原是所谓“文物之邦”，可是秋白自他的童年便经过了一些的流离，漂泊。他的家庭生活，到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十分清楚罢？他父亲是一位遭遇苦恼，一生中不很安定的旧读书人，晚年——甚至可说从中年起，就在山东过活。是那时的读书人的职业之一，大概是过着所谓“游幕”，一直住在济南。秋白一家零落，虽说瞿姓是常州的望族。可是他家传到他父亲一辈明明是在沉落中了。他十几岁便随着他的叔父住在北京，他的叔父在法国读过书，服务于京汉铁路局，干了多年的中级职务。我在北京学第二外国语，学校中便请这位给我们教课。秋白与小弟弟同在他叔父家里做苦读的学生。到五四运动的那年他已是北京外交部属俄文专修馆的最高年级的学生。
耿济之君与他正是同班。
他们二位在新文学的萌发时代，为介绍俄国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却给中国以后的新文学创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在全中国找不到多少对俄文与俄国文学能够作介绍的工作者，北京俄文专修馆是专为旧日外交部造就俄文人才的专科学校，教授精勤，语文兼顾。加上瞿耿二位的中文程度也有根柢，又都嗜好文学，所以这自然的给中国那个新时代打开了广泛介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先路。（除瞿耿二位，俄文专修馆内还有贺汝钦，安寿颐，曾译过普式庚的小说。但贺安的译文只是当时共学社出版的两本书，以后便再不见他们有继续的译述文字了。）
这里我还可以附带提及，曾有两种刊物当一九一九——二〇年中都有过秋白的文章（译作皆有）。一种是折叠式的小型刊物《新社会》，记得印行二十多期。是半月刊罢，许地山，郑振铎，还加上瞿耿二位共同编刊。秋白有些短文就在这上面发表。还有一个《曙光》，是五号字印的每月杂志，我也是这个杂志的发起人与作者之一，秋白有两篇译文登出。可惜这两种刊物从好多年来就找不到了。
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北京的新型刊物对于俄国十月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以及劳农政府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苏俄的新情形，都或多或少予以注意，并且尽可能地找外国的资料译为中文。明知当时苏俄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以俄文新印的刊物难能传到中国，一般人又不习俄文，所以只好从英法的报纸杂志上搜求。有两种英文定期刊物，即《民族》与《日晷》比较是常常介绍新俄的情形。固然在报导评论中不免带出资产阶级的偏见，但从这两种刊物上究竟可使中国的读者多少知道点大革命后的略况。记得我总是在每一期上注意有无谈论或叙写这个崭新政治的我们邻邦的文章。李大钊先生以主持北大图书馆的关系，见到刊物较多，而那时北京的各个学社与公共社团内更没有北大时常收到的外国期刊的数目。再则李先生既是《新青年》的长期撰稿者，他更热心于倡导新的文化运动，为人诚恳，敦厚，虽然比起我们的年纪大十来岁，但投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架子，也不觉得自己是够得上做领导的人物。与学生青年讨论，研究，谦和可爱。因此北大图书馆馆长室在那几年中可说是新文化临时俱乐部。找新书杂志的，商量会社事务的，想解答问题的，谈文化上一般情况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些时代的青年在那里，小型会谈也借那馆长室外间举行。所以当时提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守常先生，凡从事新文化运动与从事写作的青年几乎都极熟悉，并不分北大的校内与校外的学生。
秋白与守常先生自然也有来往，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进的热情，可是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早已注意那时暮气昏沉，一切不平等不进步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他对于社会主义早已扎下了强烈的信心的根子。恰值北京的《晨报》在提倡新文化的传扬工作下，想有人能做新俄的通信记者，秋白方毕业俄文专修馆，以他的才能、文笔，高等求知欲与热烈地想研究新俄一切的心愿，当然是最最合适的人物。他不肯为照例的职务绊住他的身子，他那想改革社会的志气更不愿只在文字上消磨，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通信记者的名义以及送给他的旅费。与俞颂华君结伴在隆冬风雪的北京开始踏上辽远的道路，往隆冬风雪更甚的工农苏维埃国家去。
他定日启行之前曾往济南住了几天，与他的父亲见面，后来在他那本《新俄国游记》里叙述出来。时代不同，三十年前，当苏联十月革命后只有三年，道路那样难行，中苏并无新的国交，入境手续如何，到后如何，如何通信等等……都是不易先知，不易解决的问题。西伯利亚一带通往俄国的铁道经过损坏还没完全修好，不要说以前并未到过的人，即是熟于一切旧地重游的一个外国人，又有几分勇气能够奋然毅然地踏上征途？
在这迢远的路上经过一些麻烦，好容易到了莫斯科，那时候的心情，那时候他自己的壮志，热感，我记得在他所作的《新俄国游记》与《赤都心史》中一一写出，尤以后一种写得更为活泼热烈。明明是一位从东方古国身负了沉重的担负，为向往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向暴风雨后初见晴朗的新国度而投入的心情，回顾东方，这沉沉昏暗，内侮外迫已经是到了不能再支持下去，而且受着历史重压下的旧邦，一切制度、风习，一切思想、学术，一切的深污的旧染，都到了个“咸与维新”，重行全盘改造的紧要关头。他就当这个时机首先往那冰雪皎明艰苦奋斗的新国度中投入！……这份热情与对于新时代的辨识，以及迎上前去的决心，都从他的笔下倾泻出来。这两本书内有好多段便是有热有光的，永远年青的，不须修饰的好散文，——也就是伟大的诗篇！
可惜他这两本少年的著作出版后销售不久即被禁止，以后未曾再印流行太少，极为可惜！
以后在一九三〇——三三年他潜寓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时代，与鲁迅先生时常为文提倡唯物观的左派文学运动，翻译与写作明犀锐利的理论批评文字，在各个新刊物上发表出来。给十几年来的文学改革运动以明白正确的结算；给大众化的工农的文艺奠下了初步的良基；给那些迷离、动荡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论者一种清醒分析的指示；给右倾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学者以严正的批判。这个时期是他再一度以灵活笔姿为革命文学而尽力的时期。他用宋阳、易嘉等化名发表文章，以他那种文笔在上海文坛上当然容易惹人注意，不过真正知道是他所写的也只是文艺界的极少数人。
那时的左翼文坛他是一个重要领导者，但关于这些已往的情形现在身与其事的熟知者大概是愈来愈少了。
我对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前后，也就是中国白话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前后几年较为熟习，至于他从苏联归来，以及在中共里负重大任务与地下工作的时期，我不多知悉。当然有些人可能道出。记得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国闻周报》中有一篇说是得自秋白被杀的那个小县城来的材料，颇详细地叙写他的从容就义与死前所作的文字，还有两首旧体诗，这倒是极不易见的资料。但自从《国闻周报》登过一回却没见有人收辑下来，不知那篇文章的资料是否完全真确。但我记得就那两首旧体诗来看，颇像秋白的口气。现在我的存书经过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损失，连这本刊物也丢失了！
秋白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以不到四十的年龄，辛苦奋斗十几年，把生命殉了主义，殉了党！屈指算来，到今年恰好是十五个周年。他活到如今才五十多岁，正是干练有为的时候。可惜他等不及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不及见到全中国大陆都被解放，与以工人阶级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专政，便在十五年前的中国福建的一个小县城中告别了人间！
但他的勇敢坚强的意志，开辟大道的精神，以及坚定的信仰，辛勤的工作，可也“长留天地间”给后人以无限的景慕与不忘的记忆！
至于他在倡导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上给当年中国的左翼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只是他短短一生中的一部分成绩；但只就这份成绩给予评价也是辉煌扎实，永久不能磨灭的。
去年文代大会在北京开过后，成立了全国文协，文协借中法大学礼堂开会的早上，我看见讲坛上高挂的两面巨幅油画像：一边是鲁迅先生，一边是青年的秋白，我不禁凝视着记起了好多旧迹！——这两位自五四后在文艺界中的拓荒者不屈不挠，同走上光明大道。虽以年龄不同，处境不同，写作的多少不同，可是到现在，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认识与苦斗，如日如星，光辉不灭。单就文艺的一项而言，已经如此，他们的评价又何待赘言。
写到这里听着中夜的喧涛拍打海岸，有节奏地一阵一阵像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唱着争自由的高歌。
六月之夜的清空，皎月流光，众星明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