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专谈“文”，也不一定专谈“艺术”，可是无论谈古、说今总与文艺有关。我在严重的支气管炎的冬病中，偶有所感，写下几百字或几千字。算不得像样的文章，只是在不能出门的养病期间聊抒所感罢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一 从《十五贯》的两个官员谈起
朱氏在清初写了《双熊记》的传奇，后有几出被选入《缀白裘》。从前也只是零出在昆曲舞台上表演，向少全剧演出的。本来，两个案件太复杂，也太巧合，尤其是前一案殊不近理，还有宣传迷信的关系。即在旧时代也觉得演出无味。浙江省的“昆苏剧团”精心结构地把这个旧剧本重新改编，去了前一案，而将后一案的主要情节、经过，在三小时内一气演完。虽然把唱词改变了一些，曲调也换了一些，然对于这个戏的精华却能予以发扬。自从在北京演出后，名闻全国，京剧及许多地方剧种也在上演此剧。大家尽知，不须多说。
我这里只说剧中主角况钟与次一点的角色、他的上司周忱。我以前真记不得他们两位在明代是确有其人的，虽然曾约略地看过《明史》，可是那末多的“列传”，不是很特殊的人物怎能都记下来。因在济南看过“昆苏剧团”夏间到此上演后，仿佛记起明代有周忱其人，亦未查书。以偶然的机会，过了一个多月，读别的书，知道明朝宣德时曾以“郡守”多不称职，经荐举，特赐“敕书”派遣况钟等九人出任九府知府……这是个小发现，我想从《明史》中看看况钟的“官声”。秋间有暇，果然找到了他的“列传”。文太长不能全录，节抄如下：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溁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阁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田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今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至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
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赈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
……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
……正统六年秋满当迁，郡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按明宣德共九年，况钟是从宣德五年奉了敕书往苏州做“特命”知府，到正统六年，恰及十年。又被当地人民留下，只是加了品级，然又过了一个整年，死于任上。前后十年的知府，在苏州是做了一些封建时代关怀民间疾苦的事，不然，不会应迁去时，有两万多地方人到巡抚御史那里去挽留继任的。
《明史》在他的传里，注重在清理财赋、减轻苏州粮赋重压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当时苏州地方的一大问题。因此，关于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其他设施就没有什么叙述了。至于平反冤狱等事根本未提，也许写他的略传的认为这不是他的重要表现吧。
在几百年后读《双熊记》，看《十五贯》的演出，况钟是位刚正廉明、见义勇为且富有才能的好官，这是肯定无疑的了。我想朱氏既以况钟、周忱两位官职颇高的明代官吏作传奇中的脚色，那末《十五贯》这一案大约也是有些事实，绝非纯凭空想而来。前一案有点空想，似乎只是作者图剧情的繁杂、热闹，故尔这么写成。其实在戏曲的结构上，在人物的集中上，反而不调和，不适宜，不如单一案件为佳。《十五贯》的偶尔巧合，在事实上非不可能，要在况钟在监斩时识破案情，对于过于执的不加调查、分析，主观主义的臆断，几乎使一对活生生男女青年作了刀下冤鬼，他动了疑念，遂毫不迟疑地去见周忱，要求延期处斩囚犯，从新调查案件。剧作者为了增加戏剧效果，为了凸出况钟夜半后求见“都堂”的热诚，所以在“见都”一出中有意地使周忱摆摆排场，其实作者对周忱并没以反面人物或龌龊官僚相看，聪明的观众自然容易了解。
周忱在江苏任职比起况钟在苏州任上的年岁还多，他办的事情更大，年纪也似乎大一些。
下面，再简抄周忱的略传，以资参考。按周忱传，他是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
“浮沈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独夏原吉奇之”。“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他在江南巡抚任上“以九载秩满迁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于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再以九载满进户部尚书，寻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仍巡抚。他是直到明景帝时，因言官劾其妄费，“景帝素知忱贤，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景太四年十月卒，谥文襄”（按明代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他与况钟不同，他是少年科甲中的得意者，不是以学吏出身。除却在京城郎署中二十年外，他的官任、政绩完全在江苏巡抚任上。前后两个九年，距其卒年不久才致仕而去。即从永乐二年算起，到景太四年共五十年，那么，周忱的年龄至少也在七十多岁与八十岁之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年岁这么久，主要是清理财赋，作出了一些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间负担的成绩。这里不去一一叙列。他的本传中也提到与况钟的合作说：“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遇长吏有能如况钟及松江知府赵豫，……则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故事无不举。”
由于周忱的官位高，职权大，后又受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所以他那二十多年以巡抚江南的资格，对于收漕米、贮仓、起运；对于“苏赋比他府独重”的官民田租，与况钟“曲算累月”每月减少了七十二万余石；对于“济农仓”的设立；对于监课的持平办法汉；对于松江上流的开浚；对于吴淞江畔“沙涂柴场”的开垦；对于“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请改征租米的施行等等，都是他的政绩的卓卓之点，也是在那个时代还能尽力办到的事。关于这些不想多及。然合观两传况钟与周忱并无什么隔阂，虽有上司属官的分别，但他们却很能合作，还是为江苏办了一些在封建时代的“好事”。
如能找到明代的苏州府志，对于况钟或另有详细的记载。
总之，谈戏曲中的人物不是作历史考证，就是当日作者笔下的人物完全出自虚构，一样是可成为优秀作品的。不过朱氏既以况、周真人写人传奇，不论熊氏兄弟两案有否，总是作者对况钟的赞美。也因此他另外虚构了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过于执”，作为反面人物的陪衬，使此剧愈越生色。至于两个巧合案件，我重说一句，《十五贯》一案在当时或者有点根据，至于前一案就太不可靠了。
这篇短文不是讨论剧情，也非研究剧中的脚色，只是从书本上把况钟、周忱两人的历史、官声约略写出，以供“昆苏剧团”与研究此剧者的参考而已。
二 京剧《打严嵩》的本事由来
中国戏曲善于以极少数的演员集中精炼地表现一个动人的故事，能深入人心，使观众屡观不厌。这如不具有编剧的经验与对人情的深切了解，具有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且对脚色与事实应怎样配合表现，才能在观众中发生效果，那是编不出来也表演不好的。三句不离本行，这种剧本即不是老艺人的自编自演，至少编者也是常常在前台、后台或和老艺人有深切交往的。如非这样，纵然满肚皮书本子，满口的词藻，满怀想编成“富有教训意义的戏剧”概念，其结果不过是一番好意的“概念化”而已，观众却不容易接受，也不会对这种无“烹炼”的戏有所兴感。
戏曲中这样优秀的遗产不胜举数，流行普遍的京剧的剧本如《群英会》、《乌龙院》、《打渔杀家》等等，而《打严嵩》也是这一类型中的一出。
这么适当地投合观众真正爱憎所在的剧目，它并不以唱腔擅长，完全在说白与做派上下工夫，快慢、高低、前后、松紧，火候差一点便显不出剧情的紧凑，也表达不出脚色的心理与行动的变化。所以，表演起来并不容易。周信芳先生演这个戏，我记得总看过四五回了，可是每看一回总是全神贯注地看到底，如读好诗，如观名画，不是一览之后便引不起再读、重观的意兴的。
这里不谈戏曲的艺术问题，仅略谈本事，以待研证。
严嵩的巴结皇帝，招权纳贿，又有他的作恶多端的儿子严世蕃“助纣为虐”，在明朝万历二十多年中，把朝政弄得一团糟，收得财贿无数。所以，为这个奸臣父子说的书，唱的戏，使他成为一个典型化的人物。《打严嵩》这个剧目无疑是出自明末人的手笔，不管是完全由老艺人自编或是文人与老艺人合作，它的主题明确，情节曲折而不纷繁，深入人心，也使观众大快人心！
使严嵩被打于王府，和被邹应龙教唆装扮挨打，这当然是虚构的事。即使是一个不知历史的观众也不会相信以那么奸诈的“当朝宰相”，竟会被一个初入宦途不久的邹应龙任意耍笑得这般狼狈。但虽然明知事不必有，可是在人情上却盼望他有这番遭遇。在还没被撤职为民之前，居然被一个新官调笑得像个木偶，要他怎样，他便怎样。观众在微笑中看下去，觉得称了心愿，合乎人情，于是戏剧的效果收到，演员的表演也就有了成绩。
人物是真的，剧情是虚构的。可是剧中形容邹应龙的聪明，随机应变，也并非绝无根据。严嵩在明朝万历年间独握朝权达二十年之久（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起，至嘉靖四十年五月被邹参后勒令致仕止），以“青词”阿谀巴结那个想做神仙的皇帝，所有同列参政的不是被他陷害、去职，便是陪列，聊充员数。至于卖官纳贿，陷害中外官员，又有他的儿子、家人交助搜刮，富倾全国，不须尽说。前后参劾他父子的，如谢瑜、叶经、赵锦、王宗茂、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吴时来、董传策诸人，不但不能动他分毫，反被他们父子用种种手段，明陷暗害，有的则置之死地。为什么邹应龙以一个新进的微官居然一参就准，那个昏愦的皇帝又何以这样便会“觉于一旦”？其实还是邹应龙“善观风色”，——看透了时机。他更明白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阶——严氏父子的对头，已渐获得朱厚熜（嘉靖本名）的亲信，对久已专权的严嵩有些烦厌。大约邹应龙也是个颇为活动的官僚，他与某些宦官们熟识，因为避雨到某“内侍”家，知道了因扶乩得到朱厚熜宠幸的方士蓝道行曾借乩语，攻击严氏，朱厚熜便有意去嵩的事。他把其中关系看得透彻，于是上疏主参严世蕃，附带严嵩，一击便中。我想他与徐阶的排严是具有联合作用的。这里不专论历史，便不多叙。总之，在这个剧目中，作者把邹应龙形容得那么会软会硬；机智、灵活，这与他的为人很相称合，并非完全出于臆造。
邹应龙虽是参倒了严氏父子，如没有徐阶后来的策划，则究竟“鹿死谁手”，可也难讲。到底朱厚熜对于这位八十老翁的“青词大学士”还是有不忍之心。《明史》邹应龙传中说：
……然帝虽罢嵩，念其赞修元功，意忽忽不乐！手札谕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应龙深自危，不敢履任，赖阶调护始视事。御史张槚巡监河东，不知帝旨。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赏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久之，世蕃诛，应龙乃自安。
以朱厚熜那种性格的皇帝，对于严氏父子的老关系，如果严世蕃不死，难保对这一大案后来没有反复，严世蕃被劾，罪戍雷州，他虽然没到戍所，就返回钤山“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可见他父子的余威犹在，一般官员不敢得罪他们。那时有个御史林润曾劾过严党鄢懋卿，怕报复，便联合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炼状”。这个谳词没等奏闻，先给徐阶看了，到底是个手段老辣的人物，徐阶说：“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他改了原词，叙严世蕃“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模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世蕃的客人罗龙文“又招直（指汪直）余党五百余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这几项危及到帝位的利害的控告，比起那一般谏官只知翻旧案的迥然不相同。法司黄光昇等把这个新谳词奏上去，世蕃才被斩，家产籍没。（剧本中说常宝童窝藏丘、马二匠人，一般观众往往不明白为了何事。）按剧情说是“严嵩正在私宅里鸠营密室，阴谋篡位。邹等将为严嵩私造密室的官丘、马二人诱入开山王府软禁，作为揭发罪状的重要人证。”——见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中此剧的前记——其实这与徐阶改后所告已被参倒的严世蕃在南昌“取以治第，私拟王者”的罪状多少有点关合。
这一段虽与《打严嵩》一剧无关，可是顺便叙出来，足见只靠邹应龙这一本参奏，还是不能把“冰山”完全打倒的。
至于剧中添上邹应龙怂恿严嵩到常宝童王府去，自己却先去与常宝童定计，以耍无赖的手段辱打严嵩，更是无中生有的一段。京剧中往往以某某贤王作某个“忠良”的保护人，与当时的（剧中的）权奸相抗。如《杨家将》中之“八贤王”即其一例，而《提寇》（地方戏中亦有此剧目）也是这样。《打严嵩》正是用的同一手法，其实明代的异姓王哪会有这么大的权威。而且常遇春虽在死后封为开平王，可是到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已经是一个被“安置”且死于龙州，一个则究是死于因抗燕兵还是被朱元璋所杀，史无明文。以后并无袭爵位的，只是嘉靖十年才复封常元振为怀远侯。剧本中强拉上的这个常宝童是否影射着常元振，自难断定。总之，这是剧作者应用“八贤王”的办法，使严嵩即被辱打，又受邹氏调教，被打毁面，装伤抗奏，使观众为之大快罢了。自然，如没有常宝童这场戏，邹应龙也没处巧施“机关”，使这出喜剧得以完成。
引证太多近乎谈史，聊止于此。但剧作者单挑出邹应龙这个人物来与权奸对比，还有对他有表扬与佩服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