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到底是完全的自我表现好？还是不带一些文艺上的贵族性好？这是近来作诗者与评诗者一个争执的问题。我以为这不过是个人主观的谬误。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我至终不承认两者能有界限分明的划线与其定则。譬如托尔斯泰之作何为艺术（What is Art），虽是以平民艺术为艺术的极则，但他在那时的环境与见闻，及其感觉到的领域之内，如此主张，未尝是不对。也如同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更何曾是要将文学定于一等之下，不许有异统发生与传播的余地。这也是为一时环境的救济与超升起见罢了。然而也不能说除了实用，便抹倒一切的文学作品。必先有此——至少有此点的明解之处，方可以研究文学。
诗，在新体诗初兴之始，大家都努力做写实的无韵诗，信从赤裸裸的教义，然经过两三年的试验，各人努力的结果，却也不是始从前那样群趋一致了。于是便有以上两个问题讨论的发端。我相信两者俱有理由，俱为诗的形成不可缺的要素；不过但看如何说法。中国人论理的观念，原不清楚，本来是有利无弊的话，而经过一般思想笼统的中国人的传会就易生谬解了。
话虽如此说；而中国人对于文学的吸收性，向来被传统思想束缚得牢牢的，虽曰解放，但大多数却不从真正解放中去研究，所以严格说起来，勿论那样学问，都是中国人误了主义；却不是……主义误了中国人。
我近中读《仇池笔记》，偶然看到一则，是：“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不无补于世也。”我以为这几句话极为公平，虽然不是正式的文学批评。论鄙事无碍其为好诗；即无补于世也无碍其为好，诗，单看作品自身的价值罢了。但这等话说来颇长，一些太过重主观与拗执的主张者，不知以此语为然否？
我只是看到这几句话随手写下来的杂记而已。
曾前许多人，以那些红红绿绿的杂志，称之为鸳鸯式，蝴蝶派的东西，虽是不屑的说法；然而就他们下的字义上看来，至少那些东西，还值得当“彩色斑斓”的玩具看待，其中尽是草包，但还有那个鸳鸯蝴蝶的空壳。诚然如此说来，似乎是一椿可笑的事。
不过这等已消沉的杂志，现在竟复生了，且更为壮健而兴旺。一般人的攻评，鄙弃，都是毫无效力，阅者，出版者，皆是日见其多，不见其少。
到底中国人的惰性，究不过如此，我们更有何等说法。
宋人罗大经在他的一则论文章的短记中说：“巧女之刺绣，虽精妙绚烂，才可人目，初无补于实用，后世之文似之。”可怜现在那些红红绿绿的杂志，还是巧女的作品吗？还是精妙绚烂吗？不实用是更不成问题了。它们已经将它们以前勉强还可被人称为鸳鸯，蝴蝶字等代名辞的“绚烂”二个字，也配不上。谁还知道是些甚么呢！
古老民族就是这等以退为进吗？“此虽小道”，然不能不让人默然沉想到无量数的事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