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之平生所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借重王伯祥先生在沪时与我说的那句话：“济之真是北平话的老好人！”
无论与谁，相处久了，难免看清楚他的喜怒欢忧的真象，他有时要自加掩饰也不可能。但从我认识济之时起（记得那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没曾见过他有过分的喜怒表现，所谓“狂欢”，“盛怒”自然显不出来，就连一般人稍稍抑制不住的情感上的波动却也少有。并非他的“城府深”，会做作，他这样沉稳坚定的天生性格在朋友群中如此，在他的家庭中并无“二致”。
他的确够得上是位“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我自己纵然想勉强学着在面容神色上不表现情感的激发，但总有使人易于触着的锋芒，有时沉默过度，甚至终日不愿与人交一语，高兴得有时便忘了他人在旁。而济之却不须装扮，不用抑制，任何时，任何地都是“天君泰然”。任何忧虑难得锁住眉峰，任何畅快不易使之放纵，既无疾言、厉色，也无些微致人难堪之处。这并无关于修养，是他的个性如此。别位朋友即愿加意摹仿也不能及。再则，他的“心”太坦然了，清清白白，称得起“光风霁月”。
虽然他具有“老好人”的完全资格，可是对于世务人情他也胸中雪亮，坚毅自持，万不会东决东流，西见西淌，不加辨别，随人步趋。有他的所见，有他的是非，他轻易不宣之于口，保持起来却又异常确定，不易为他人说动。是“古板”也是“自有主张”。
济之不是世俗的所谓卓越“天才”——我可以冒昧地这么说。我想，许多与他热切的老友不至有何异言。他一生“弄”笔墨时候并不算少，但未曾有过任何种“创作”，即连一首小诗，一则评论的笔记等也似未有遗留。说他绝不会创作是不对，他一生对于不怎么擅长的绝不炫露。因他对一切认真，即当少年时期，若在他人有他的那样好的俄文学类书籍的广搜博览，启发所及，除译述外总不免抒写写自己的印感，何况，他的文章，早有基础，书也读过一些，下笔并不困难，为什么当蓬蓬勃勃的少年期只作“哺饭”活计，不自发挥？这一点正可证明我所说的他那种本性。
记得几近三十年前，他在北京外交部所设俄文专修馆读书，恰值“五四”运动以后，北平的新文化刊物风发云涌，成为全国“新”运动之中心。当时，俄文书籍难得有人译述，尤其是俄国的文艺著作，只有几个习俄文而程度较高的学生能读能译，而济之便是那几位中的一位领袖——后来在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内济之已有译文。除却白话译文外，我曾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他用简明爽隽的文言译的一种俄文小说（后来未有印本想又改译白话），即使当时的老人阅过，也许想不到是出自一个青年学生之手。这也是我所见过的他的唯一“文言”文章。
他的为人正与他的性格一样，和平中正，不肯屈己，不愿炫耀，更不能走一点的迂回道路，或以种种方法手段达其目的。他出身于俄文专校，又有外交部的“大道”。以当时俄文人才之缺乏，从二十几岁入外交部学习起直至抗战，虽然按资升调，却未得在中俄外交界上显露身手，只是作过冰天雪地的办理华商事务的领事。与数年的驻苏大使馆的秘书。以他的学历、经验及其中文读书的素养，二十多年“混”得不过如此。或者，有人以为他不是外交界的领袖人才，或则以为他没有应付外交要务的才能，其实，依我想，他还是不会作官，不能屈己谋职。若在西洋的社会政情中，谁说他不是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为人太中和，太方板，不激不随，更不会丝毫作中国官的技巧。即使任何官长对他并无恶感，也无不佳印象，从良心上也许说他忠实、沉重，但对于趋附、变化、利用取巧的言行，都无作法，至多人家给他个按资迁调已经十分不易，以言有所作为，哪能办到。
当年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实即俄文专科学校，以“馆”为称，还是沿着清末的“译学馆”而来。（这译学馆中曾设四科：即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出了两位特别人物，一即在抗战前数年死于福建某县的瞿秋白，一即上月在沈阳以脑充血突然故去的耿济之！
他两位都是江苏人，都是所谓“旧家世族”的青年。“瞿氏乃常州巨族，耿家原住上海城里已经数代。”又都是从小时在北平长大的，同学一校同对所专习的俄文有优异的成绩，恰好同遇着中国的急剧革新的时代！然而他二位的分途，成就，结束，不但丝毫不同，而且显然歧异。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一生，环境当然有关，而性格尤属主要。如果只用“时势造成”的说法便难解释。
瞿秋白是“中共”前期的中心人物，在北伐前后似颇活跃，这是全国内稍稍留心时事的知识分子所共知的，他比济之大概大二三岁，以家庭的舒适论，他没有济之的童年幸福。早年失母，他父亲“为人作嫁”，流落他省而死，虽是旧族，家道中落。秋白与他的小兄弟随着他的一位姨父寄居北平。幸而未曾失学，可是这种家丧人亡的凄惨印感当然在他的幼稚心灵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伤痕。又因他的个性极强，天才高亢，用文言写来形容，可说是“倜傥，驰”，“有大志而不拘小节”。这与济之恰成反比。即就他们在北平毕业前后的言行相比，济之既不能饮酒也不会吸烟，在稍稍多的人群中连几句响亮话也不会说，更不要说什么“放言高论”了。秋白则善辩，健谈，尤长于分析，评论。烟酒都颇有“量”，令人一见便知不是一个规行矩步，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更非平淡循资，对付时日之流。济之有和乐完美的家庭，生性平易沉静，从幼小时便没何等忧虑，难过的刺激。在他读书期间的生活，甚至毕业后在外交部服务的几年，可说静如止水。只在“五四”前后微微地波动一下罢了。
他们是同学同班，故乡又相距非遥，然而出校门后各人的趋向，活动，却有遥远的距离，凡与他二位在青年时识面的，不须到“盖棺论定”，早可断定他们万不会走同一的道路。主要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之路”，如果易地而处，也不会有同等的成就。
秋白自从毕业后担任《北京晨报》的驻俄通信员，与俞颂华君（俞君是当时上海《时事新报》的通信员）冒险犯难向革命后的所谓“劳农政府”的国度去后，我们便没有与他再遇的机会了。那二三年内他虽出版过两本叙写俄国情形与他个人的经历感想的小本子之后（当时由商务出版），即连读到他的文字的时候也少见了。倒是济之虽然在俄属亚洲的二三城作中国领事馆的职员与领事，以后调任莫斯科，但每隔几年回国一行，在北平，上海，却遇见过好几次。尤其是在抗战中约近七个年头我们同留沪上，见面的时间尤多。
济之一生的确够得上“温良恭俭让”与“彬彬君子”的风度。即在二三知友的谈话中，他评论事理与论及私人之处都极稳重，极有含蓄。想从他的口中听到什么斩绝严切的话殊非易事。这并不是他有意装点，矫饰，世故太深，怕惹是招非的柔滑态度。我以三十年的朋友资格敢为证明。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从并无世务牵累的学生时代到他的四十几岁，绝无改变。例如当时在北平的熟人多在立学会，办杂志，多谈辩，争主张，他对于相熟朋友所组织的学问文化团体一样加入，也写译文在若干新刊物上登出，但一向少表示信仰什么学说，主张什么主义，在他的笔下，自然难以见到情感的直接发挥，理论的绝对评判，每逢公共集会，作何讨论，他极少说出他的意见，只是十分庄重从事，认真，热切，但不虚伪，不狂张，不言过其实，也不随声附和或好奇立异。
他这等出乎自然的本色，在朋友中，细细比较竟无一人与他相似。他向无“火气”，庄重安闲，即专讲养气的“理学者”也不容易达到。
只就蛰居沪上的时期说，济之支持他一家人的生活，老少妇孺，十几口人完全靠他。纵然他在平日颇能俭约，他究竟是本地人比我们萍踪寄寓的或者较好——经济之稍有办法：但这也只是比较上说，其实他已十分艰窘了。太平洋大战起，日人的势力无所不至，物价日高，凡在沪上的清苦自守的知识分子，处境之困，生活之苦，非身经者不悉。济之与人合伙在上海西区共开一家小旧书店，用了两个伙计，转售残旧书册，代售文具，聊以度日。但经营这种并无大资金可资运转的小书店，即有“蝇头”余利，除却用人，开销之外，所余几何？其实他的主要收入还靠译书。后几年他每早上译书三四小时，午后到那爿一间门面的小书店里当一会并不怎么在行的“老板”，东补西凑，每每遇到，一样也是叹息，摇头——这在他已是不恒有的表现了。
抗战的第二年春夏间，他方由俄京经黑海，转道土耳其，乘船回国抵沪。那时的上海虽已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但由于两租界尚未为日人夺去，故中国抗战的文化阵营与各种组织尚能在困厄奋斗中勉强存在，与日军作言论、潜力的抵御，他与他的夫人小孩们到了上海仍住在他父亲的旧寓。是年秋本拟去渝在外交部供职，但以全家留沪不能同往，十几口人的生活当然不是他的薪金所能供给，加上他的二弟（式之）早已入川（服务工程界，对于西南各路的建设颇多效力），可是他二弟的眷属也在沪上，一样须他照料。因此种种原因，屡欲起程，未果。其后便决定与走不了的朋友们一同在沪共渡难关。至于那几年的窘苦，逼迫，隐避，……一言难尽。就是这样，他经常还可保持他的从容态度，大家偶得聚谈，顾及环境的恶劣，受经济的窘迫，往往短叹长吁，甚则瞪目切齿，虽寄希望于未来，难免沉郁于当时。他出于直感也附说几句，却不大看见他有几次深蹙眉头，面容苦悴。他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安心译述数千字，午后到小书店中或熟人处走走，（胜利前二年才有那爿小书店）每隔个把月或二十几天便挟着一大包文稿交于开明书店。有条不紊，生活顺序，实比我们有时心烦虑，精神上易受激动的高明多多。
他受开明书店的邀请，承译高尔基的《俄罗斯流浪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等都是数十万言的巨作，他以每天规定的时间，于两三年内俱已译成。他的俄文知识，自不须提，就看他的译稿，每行每字整齐，清晰，往往一页中难得有几处涂改。这是他一向写文字的良好习惯，不求太快，不愿写出后再多改动。文字看清，想法想妥，然后落笔，所以能够文从字顺不待涂易。从年轻时我见过他的文稿就是这样。再则他那种认真工作，不厌不倦的态度最为难能。每晨，伏案，差不多快到午饭时候方才放下笔墨，这种耐心有恒，可以连续数年如一日！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从为《共学社丛书》译俄文小说起到死前二年止，经他手译的俄国著名文人的作品不必言“质”，在“量”上已是惊人，可是他并没曾有几年的工夫屏除官务，专事译述。（在沪时除外）惟其善于安排时间，利用余暇，持之以恒，便有他人所难及的成绩。
中国开始译述西洋文学，论时期当上溯至清代光绪二十年前后，但能吸收西洋文学的精神，得到西洋伟大文学作者的启发，而且整部整篇的忠实翻译，无论如何，不能不归功于“五四”以后对于西洋文学的介绍。如法、英，以及斯干的纳维亚国的名著固然有影响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启发与引动的力量，则俄国十九世纪诸作家的著作实为重大。虽当“五四”之前也有些俄文学的短篇或巨著的意译节译，（如林纾先生所译《罗刹雌风》《桃大王因果录》《哀吹录》等等，刘半农先生所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陈大镫、陈家麟合译的《婀娜小史》，周瘦鹃的《西洋短篇小说丛刊》中所包括的俄名家的几个短篇。再前期的是有正书局所刊行的《小说时报》上，间或一见的契诃夫短篇之译文。距“五四”最近的是《新青年》大型本上连登屠格涅夫的《春潮》译笔颇切实，但不甚为人注意。）然或撷大意以译，或杂以言情侦探等分类小说之浅见，或则赏其一事一节的奇突，与原作完整之意象，寓意所在，故难表达。（当然不无忠实传译的文字，尤其是短篇。这不过举其概略言之，前人劳力的开辟工作，我们应该予以相当的敬重，岂可一笔抹煞，妄逞苛论。）何况几乎全是由英文中转译来的，即郑重译述也多少不免有所出入。据我所知，从原本中介绍俄文学的当推耿瞿二位为最早。（当时尚有一二位，如翻译《甲必丹之女》的贺君，也是他们的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但后来未见续有译述。）而继续努力，孜孜不舍，数十年并无间断，诚不能不以此道的“巨擘”推重济之。瞿君的译文合计字数或亦不少，因为他回国以后从事秘密活动，执笔时间自然无多。北伐后习俄文的青年日多，遂有几位以译文见称于世，然开创与不断介绍的“功臣”，济之总是一个。
我们现在能不借英法文的转译，当能读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诸“大匠”的巨著，杰作，能不向当年在风沙漠漠的北京中开始以白话翻译的青年学生怀慕景仰？
他对于俄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文学）的研究与了解，其深博的程度，在国内似无几人可与相比。可是他极难得将俄国文学批评或俄文学者之评论引作论文，有所挥发。除却在译文的序言，后记中略有所谈。（记得若干年前他在《小说月报》中曾有三篇译述的俄文学批评者的理论）至于苏俄文学的译文殊不少见，高尔基的《俄罗斯流浪记》作时较早，并非高尔基重回其祖国后的新作。
假定我国胜利之后，一切顺利，国内安定，文化宣扬——出版与读书的力量都能充分发达，写作译述者报酬比战前提高，物质供给不至艰难困迫，一天几千字的劳力可以维持一家人的中等生活。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前年是四十八岁），外交界如不重用他，他专心译述当能比较舒适，过得去，我想他不会去担负普通官职。但事实俱在，以种种原因，文化低沉，谋生维艰，执笔的辛勤收入，苛刻点说连一二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也支撑不了！当此时世，尽管要“高尚其志”，却难随心，他只好在胜利后半年只身远赴辽沈，干着不甚重要的“幕僚”官，为靠那有限数的薪俸。除己用外还得顾瞻在江南的家人。其心中的悒郁殆可想象。就连战前多少年他在赤塔作领事，中国驻俄大使馆的秘长职位怕远不如。可是不干呢？能看着一家人过着更为难堪的生活。我去年未到上海，失掉与他最后一晤的机会！但听说他于去秋请假回沪到家时，血压已经增高（他平常血压便高，身体胖又易疲劳），友人们劝他留沪，不必再往，他仍然转回那风云扰动的地方，难道他舍不得？还不是生活的鞭子把他再驱回东北，重复过他那办公室的日子。终于一朝突逝，死于异地，也幸而是突然断绝了呼吸，若使缠绵旬日，在清冷旅况中回念已往，回首江南……他那精神上的苦闷怕比肉体上的苦楚加倍剧烈！
济之长往了！我们不必侈谈他首先与一二友人译述俄国旧日伟大文学作品的功绩，也不必多叙他在敌伪势力笼罩下的上海，如何窘苦度日，埋头执笔，对国家民族矢厉忠贞。但就他那种“悃愊无华”，温良恭俭让的地道“好人”的性情上说，总觉得不但以后难有，简直可说是不易多得！
不是由于生活逼紧，精神失调的原因，以他对于身体的相当注意，与其从容不迫躁释矜平的个性，如果国内的一切使人充分乐观，大家的生活不至这么苦恼，我可断言：“即纵有血压高的毛病却不会死得如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