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连同行的杨君也承那几位同乡的商人约去在一家广东饭馆里晚餐。
午后，我先往他们的寓所去了一趟。
如同上海的单幢房，只是更狭些，楼下没有客堂，进门便是直上去的楼梯。他们在二楼有两间卧室，三层是存放着寄来的货物，也打上几个床铺。二楼的后房是厨房。他们全是自己烹饪，仍然蒸馒头，包饺子，炒青菜，连猪肉都少吃。一切都保存着乡间小买卖的习惯。出门时虽然不能不穿身蹩脚的西装，在卧室，厨房中一切却没一点儿外国味。我在他们的书记兼会计先生的写字桌上看到了毛笔，铜墨盒，红木珠算盘，还有木戳记，银朱印泥，虽然旁边也有荷兰语的会话小本，英文的简要字典，钢笔等，但这八成老式的账桌想不到竟在亚姆司特丹的城中见到。及至同这几位久别重逢，又是在这异邦中能够说说土话的朋友谈过，我更明白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在近一年中未有的快乐。
在欧洲遇到神气活现或沉潜读书的留学生不算什么，遇到伦敦，巴黎中国饭馆中的老板，侍者也很容易，可想不到同船来的中国人独有我一个转弯子从荷兰走，这难得的机会使我与这几位行贩的商人见面。
“王先生，唉！这——这很难得啦。你看，咱一船的中国人不少，上了岸各奔东西，你老，单个跑到这儿来，……巧，这也有缘！别说，……别说，该当咱得见面！”
背部微驼，大嘴，眼角吊吊地，一脸刚气的魏大个（当苏俄革命时在俄罗斯的乡间吃过不少的苦头），话不大连接地这么说。他匆匆走进二楼的卧室，从肩上卸下了一个白布包裹，顺手取过架上的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一会，那瘦子王先生，年轻的魏，还有几位都来了，他们异口同声的道：
“夜来听见老板说，王先生从德国来啦！真叫人高兴！真想不到咱得谈谈！这不容易。……”
我与他们无拘束地说些别后的事。那位少年书记摇摇头。
“咳！话说回头，你不是那一晚上眼看着我们上了三等车走了吗？……好！谁知道路上出了岔子。走德国原是我们在香港与公司里商量明白的计划。及至到了德国边境，什么地方来？……忘了。别扭来了，护照，查；车票，查；咱想是没错，不行！通不过，非打退回不可。退不多远，另走往法国去的路。谁晓得那些法国人存什么心眼？没法子，好歹有一位同车往德国去的，你记得罢，那领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张先生，他从前是到过欧洲的，费他的神，才把话讲通。……
“糊里糊涂的那晚上到了巴黎。……”
“在小店里（小旅馆的意思）住一夜，多花了几十块，王先生，走路的事倒没法说。”那位诚笃的老板接着说。
他说不清为什么入德国境那样难，只按照简单的老想法“行路难”，去解释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又同我回到旅馆，约着杨君往广东饭馆。
我们三人全是步行着，因为是礼拜六，街上人比平日多。经过几条小街看见有两家写中国字的理发店，一家茶食店，又往前去，从犹太人聚居的街上走。
犹太人的特性住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出。他们没有国家却有团体，没有政治的形式系属却有种种的组织。在欧洲，凡是他们的民族居留处都有强密的组织力量。做各种买卖，作各种活动，利用他们的才能，凡是他们脚踏到的地方不但能站得住，而且站得稳。据说，在亚姆司特丹他们的人数不少，自从德国放逐犹太人以来更加多了。经过他们住的地方自然也看出是有点寒伧，他们来往地忙碌，像没有闲人，这比起在英法诸国的穷无所归的华侨好得多。但我们尤觉得可耻的，是我们究竟还有这么庞大的国家，为什么眼看着流落外国的几千侨民（单指欧洲说）竟置之度外？
饭馆不大，然而设置得很清洁，自然也照例有几幅中国风的字画。经理原是广东的老商人，在这里曾做过十多年的买卖，如今收场了，却开张这所饮食店。
前天遇到的那位烟台先生，还与另一位山东人作陪，连主人共五位吃了将近中国钱十几元的粤菜，使我颇难为情！他们凭了劳力赚来的钱平常连吃饭穿衣都不肯妄费，却这样招待远来的同乡。
我们在八角玻璃的无明灯下（因为这是天花板下的装饰，原不用点着的）。吃着花雕，鱿鱼，谈过不少的华侨情形。
“我来了快三年了，明年准得回去看看老家”。
“李先生，你发了财了，回去正好！赶上好时候，荷兰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虽然咱这一行到欧洲来只有向荷兰跑，不是又要加税吗”？
魏老板忧愁地对那位烟台先生说。
“是啊，这行生意，……你们二位先生替我们想一想：抛家舍业，老实话，不为挣几个谁犯得上过大洋到这儿来。可是从去年起，他们的购买力渐渐差了，又要加税，所以我们的货物也不敢整批来，大都走邮局，虽然多花费点可不至存货。还有一层，不能开店铺，为的减少花销，笑话，做小贩似乎丢人？其实，先生，你想想：咱们凭气力向人家卖货，只要不偷，不盗，也没什么罪过。外交官太不给做主了，难道荷兰货就不到中国去吗？他有关税，中国也有，咱虽然不能干涉人家的加税，干吗不来一个对抗？……”
另一位年轻的陪客叹一口气。
“有一个故事听朋友讲的，如果每个外交官都这样硬气点，咱们也少吃亏。是丹麦罢。上年，……那边也有几家的中国小商人，气力都有限，一样是咱这一行的生意。他们忽然要加海关税，找领事去交涉，没效果，说这是与中国早协商妥当的。领事做不了主。大家出钱，请领事给打电到外交部，回电含糊其词，还不是一样的没办法？……后来，那位领事倒不在意对大家说：咱做不了主，让他们加去。做买卖的只好垂头丧气，能中什么用？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忽然说是他们的政府把这件事搁下去，并没实行，详细探听，原来是领事另外的计策。
“真妙！这位领事倒有一手。丹麦有一家大资本的公司，专门向中国运输货物，大概是原料货居多。可是中国虽不行，外交官虽没力量，到中国的出口货总还得按照惯例，有中国领事签字的发货单，才能够装运。一大批货物已装好了，他们公司的办事人照例将发货单送到领事馆，以为几天内便可签字装运了。哪知这一次竟破了常例，一礼拜，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发货单并没签字。他们去催过几回，这位领事有的话对付，不是公事忙，便是要审查，嘱咐他们少安勿躁。那公司的办事人摸不清头脑，找经理，经理也觉得奇怪。但这是权柄，外国人可也不能使性子。但是世界金融的行市时时变化，各国货物又争着倾销，耽误一天有一天的担心，托人去问，领事并没说有什么原因。那经理究竟乖觉，用了方法，托他们外交界中人与领事馆有来往的，请客，不过宴会中这等事提不出，间接由女主人问领事的夫人。她知道时机到了，便把这事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我也不明白我的丈夫为了什么不签字，只是常常听到他谈论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待遇，例如前些日子丹麦硬要把由中国运来的茧绸，花边加重税的事，使人不平。他不过是一个外交界上的小职官，又做不得主。话大概是这样。……’宴会过后，不几多天，他们原定的加税消息没有了，——取消前说。听说是那个大公司的力量。可是领事馆的发货单也给他们签过字发下去了。”
大家听了很赞美这位领事的机智。用国家的大力量做不到，有的时候却从机智中多给中国的小资本的海外商人挣一口气。无怪魏老板、烟台先生都点头称快。
在这个大城中的华侨听说快近四百人，有一半是常在外国船上作水手的。以浙江、山东、广东的人占多数。山东人在这里做行贩生意有二十多家，广东人却不干这一行。荷兰人对中国人比较宽大，不像别国取缔得那样严。只要有正式的护照，有小资本，那些行贩可以每天背包，提箱，任意到各城与乡间去兜揽买卖，绝不留难。不过因为他们的政府不大在乎，所以“内进开皮”的赌博，卖皮糖纸花的青田小贩也并不少。
久没享受过这样丰富的中国菜了，饭后到街上还有点微醉，沿着河岸回去幸没走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