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若干日的勾留，使我从这都会的表面上略略晓得NAZI的威势与德国人民的情形。这里的熟人不少，尤其高兴的是与我的侄子参令朝夕相见。他在柏林大学快两年了，柏林的街道较熟，引导我参观，游玩，代作翻译。恰好在暑假中，所以他的工夫还多。然而我为时间所限，虽可享受登记马克的便宜，也不得不整装他去。
由英法去的几位学生差不多每天晚上在中国的饭馆里遇得到，机会凑巧我与同住伦敦的杨君都想取道荷兰渡海回英，于是我们便结成旅伴了。
九月底的某一个晚上，同参令，杨君，还有来送行的几位友人，一位德国女士在夏劳吞堡车站上候车，很清冷，没有多少人，远远浮听着市中的嘈音。我们在徘徊时谈着祖国的近况，朋友的行踪，异邦偶遇，各奔前途，当此清秋之夕各人都有难以言说的感怀，离思中更添上一层怅惘！
九点，车到了，我与杨君提了简便行李上车，与大家握手相别。轰隆声动已离此“血脉偾兴”，歌舞，叫嚣的大都市而去。
德国的二等车已很讲究，那一个房间中恰巧只有三人，我与杨君同坐一长榻。对面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胖子，短胡子，红脸膛，金表链；凸肚皮，有点气派，一定是资产阶级中的人物。他起初坐在那里端端正正地吸雪茄烟。我们谁也不理谁，但幸而有我在车站上新买来的一份伦敦《泰晤时报》，却成为与对面旅客的介绍者。
“你们从英国来的么？”胖子打着英国话问。
“是的，但我们在柏林已经住过些日子了。”我说。
“报，我瞧瞧。”他的话毫不客气。
报拿在手中，刚刚翻开，他立刻丢在绒榻上，将右手往衣袋里一揣，摇摇头。
“怎么说？他们的报不是说我们，——德国人在柏林街道上天天预备战争，训练青年要作第二次的大战么？”
“嗯”我还没有的说，杨君淡然地回答他：
“有是有的，报上的通信这么说，不过，……”
胖子把夹雪茄的手指从口上拖来下，叩着桌面，愤愤地道：
“你们在德国曾看见过这等情形？”
“没有，——即使是真我们也看不出来，——不过你的意见如何，对于英国人？”杨君一本正经地，如同新闻记者似的质问。
“哈哈，你提英国人”他马上把笑容敛住。红红的粗皮脸上罩了一层霜。“英国人狡狯得很，他们净挑剔我们的不是，却看不见自己。你知道，德国自从大战后筋疲力尽，弄到现在好容易立起来了，英国人却不高兴。面子上和平，心里辣，危言耸听，使世界都觉得惊恐！……哼，无用，我们德国人做事正直，光明，有那一天便干那一天的！……”
他用拳头重重地把半开的报纸捶了一下，表示他的愤慨。
如此一来我们这两个中国人却觉得不好说什么了。无疑，他是一个党人，年纪不小了，劲头真足。无论如何，我想这比中国人的从容礼让在围城中讲《老子》的态度或许高明？也许他太褊狭了，可有哪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把气度放得宽大些呢？
谈话另换了题目，我们才晓得他是柏林一个影戏院的经理，因事要往哥本哈根去的。
夜半，这位愤慨的商人下了车，报纸仍摊在榻上，仿佛铅字印痕上都有冷眼睛，净瞧着好动气的德国人怎么办。